厦门大学
我在厦门大学多年，对这所学校有着复杂的感情。我从来不是那种一味唱赞歌者，对厦大也是如此。
这所学校最出名的是风景，然而一所学校主要以风景著称未必是一种荣耀——或许它在其他方面实在乏善可陈。
厦大宽容吗？有些学生说厦大宽容，我却没有这太多这样的感受。厦大是否宽容看看已经推行实名制的校内“鼓浪听涛”网站就知道了。说厦大宽容的学生们应该没有在真正宽容的环境中生活过吧，或许他们本身就是学生信息员之类的吧。
我所认识的一位教师已经被厦大解聘了，他是一位基督徒。
中国人民大学
想写一篇文章《我的人大岁月》，但一直没有写。在人大时，我们也是“指点江山”的，显得颇有些愤世嫉俗。
不少人认为人大“左”，但我在校时没有太多这样的感觉。我在该校遇到过比较“左”的教师（包括挂着教授头衔的宣传部部长、统战部部长、前研究生院副院长等），但并不算多。当时哲学系的单少杰、政治学系的张鸣所讲的课都给我留下了较深刻的印象，他们都是持批评立场的学者。
单少杰先生是在香港出版的《毛泽东执政春秋》的作者，他开的《历史哲学个案研究》课其实就是“批毛课”，同时捎带批一下当时的“第几代核心”。记得他在课堂上还会公开抨击那些打小报告的学生——估计那时（2002年左右）还未必有“学生信息员”一词。在我离校后，张鸣先生与国际关系学院领导的矛盾公开化了，他的系主任的“芝麻官”也被免去了，这在人大校园内外都引起了一定的关注。
人大校园比较平常，后来增加了一个小小的“一勺池”，似乎有小小的不寻常了。
我写毕业论文期间，深夜时写累了会在校园转转，西区的灯光至今还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北京大学
北大官方也会提到蔡元培，但实际上他们是反对蔡元培的治校原则的。现在的北大与1949年前的北大其实没有多少关系，连校园也是占据燕京大学的。而燕京大学的象征也就成了新北大的象征，为新北大人津津乐道——博雅塔、未名湖，等等。
忽然想起“别了”以后的司徒雷登，他曾经是燕园的主人。
1949年以后的北大与自由、宽容、民主等联系很少（或许1989年是例外），但与反自由、反宽容、反民主的联系却很密切。北大也越来越成为官二代、官三代的北大。
据说有些人还在努力让燕京大学复校，但是没听说有人努力让老北京大学复校。
清华大学
作为一所以工科为主的高校，不会被一般人象批人大那样批为“左”。但实际上该校的政治化程度不亚于人大，在某些方面甚至超过人大。
老“二校门”在“文革：时被砸了，新修的“二校门”还在，新弄的清末贵族那桐的字也在新弄的“二校门”上面。砸了旧古董又修新古董，在最近的中国成了一种“时髦”，清华可以说“开风气之先”吧。
看到那桐的字，忽然想起“清政府”。前些年流传一句顺口溜“清政府，北大荒”。但北大现在也不必慌了，因为该校也有校友出任中央要员了。但这究竟是荣是辱，还要等些年才能看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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