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05 《詩經》出自哪個時代?是什麼樣的社會環境成就了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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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經》出現的時代:

《詩經》是我國第一部詩歌總集,原名《詩》,或稱“詩三百”,共有305篇,另有6篇笙詩,有目無詞。全書主要收集周初到春秋中期五百多年的作品,最終編訂成書大約在公元前6世紀,對應於現在地域大概是山西、陝西、河南、河北。山東及湖北北部一帶。

《詩經》形成:

本書跨越時代之長,地域之廣顯而易見是經過整理收集形成的,而且作者成分複雜,從貴族到平民都有,大部分作者都已經不可考究。在古籍中也沒有明顯記載其編集過程,其來源在“獻詩”“采詩”“刪詩”的說法中有些許痕跡。

漢代人認為《詩經》是周代設置采詩的官員到民間收集獻給朝廷以便了解民情,可以說是最早的民間民情調查,但是這種說法十否正確還有爭論(劉歆《與楊雄書》:“詔問三代、周、秦軒車使者,遒人使者,以歲八月巡路,代語、童謠、歌戲。”)這些有采用民間也有采官自己著作,周王朝是否有過此制度無可考證,但若沒有貴族的參與民間詩歌是很難上達天聽。

漢人認為這本書是由孔子刪定的(《史記》卷四十七中有記載,中華書局1959年版第1936頁。,但在孔子的時代已經有和現在《詩經》相近的“詩三百篇”的存在。孔子可能對“詩”的內容做過修改和刪減是有可能的,但要說《詩經》是由他刪選而成是不可能的。(《毛詩正義》書傳所引之詩,見在者多,亡逸者少,則孔子所錄不容十分去九,馬遷言古詩三千餘篇,未可信也。)

可以參考袁行霈主編的《中國文學史》第二版第一卷上有詳盡解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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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經》是我國第一部詩歌總集,作為我國詩歌傳統的起點和源頭,《詩經》以其偉大的文學成就彪炳史冊。《詩經》原名“詩”或“詩三百”,共有305篇,另有6篇笙詩,有目無辭。全書主要收集了西周初年至春秋中葉五百多年間的作品。最後編定成書,大約在公元前6世紀。

關於《詩經》的編集問題,歷來眾說紛紜,主要有采詩、獻詩、刪詩之說,這些也涉及到了當時的社會環境背景。

一、采詩說

一些學者認為西周王朝依古制每年春秋兩季派出采詩官員到各地去採集民歌,以瞭解民情,“觀風俗,知得失。”

班固《漢書·食貨志》:“孟春之月,群居者將散,行人振動木鐸徇於路以采詩,獻之太師,比其音律,以聞於天子。故曰王者不窺牖戶而知天下。”何休《春秋公羊傳解詁》:“男女有所怨恨,相從而歌。飢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男年六十、女年五十無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間求詩。鄉移於邑,邑移於國,國以聞於天子”。

二、獻詩說

一些學者則認為《詩經》是天子為“聽政”和“考其俗尚之美惡”而命諸侯百官獻詩。

《國語·召公諫弭謗》:“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瞽獻曲,史獻書,師箴,瞍賦,矇誦”。

三、刪詩說

刪詩說是司馬遷在《史記·孔子世家》中提出來的,認為《詩經》305篇是孔子以禮義為標準,從三千多篇古詩中刪定編集起來的,此說不可信,因為在孔子出生以前,各國通行的樂歌集,大體已是三百篇之數。

《史記·孔子世家》:“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三百五篇,孔子皆絃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

四、關於《詩經》的經典化問題

值得注意的是,《詩三百》被奉為經典其實是經歷了一個漫長的過程的。《詩三百》到了漢代才被人奉為經典,改稱為《詩經》。

秦火以後,《詩經》以其口耳相傳、易於記誦的特點,得以保存,在漢代流傳甚廣,出現了魯、齊、韓三家詩。三家詩在西漢被立為博士,成為官學。魯詩出自魯人申培,齊詩出自齊人轅固,韓詩出自燕人韓嬰,三家詩興盛一時。魯人毛亨和趙人毛萇的古文“毛詩”晚出,在西漢雖未被立為學官,但在民間廣泛傳授,並最終壓倒了三家詩,盛行於世。後來三家詩先後亡佚,今天我們看到的《詩經》版本,就是“毛詩”。

另外,《詩經》大部分篇目的作者難以確考。《毛詩序》雖提及某詩的作者、實不可信。從采詩說、獻詩說來看,這些詩篇可能經過周王朝各代王官、樂師加工修訂,經傳既久,經手亦多,具有集體創作的性質。

所以說,《詩經》的編纂其實是特定歷史時代的產物,它是人民集體創作的結果。從《詩》到《詩經》的經典化過程也經歷了一個比較長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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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經》出自:東周包括春秋(前722一481)和戰國(前403一前221年)兩個時代。

春秋時代,鐵器被廣泛用於農業,後期並出現了牛耕,生產力進一步提高,農業和手工業繁榮起來。但貴族統治階級與奴隸、農奴的矛盾不斷髮展,加入兼併戰爭的頻繁,人民租賦、徭役的負擔更為加重。《詩經》就是在這樣的社會基礎上產生的。它廣泛而深刻地反映了從西周到春秋中葉這一時期的社會現實,描繪了人民生活的各個方面,真切地表現了人民的思想感情,揭露了統治階級的殘暴和無恥。

《詩經》中的貴族作品,除部分諷刺喻詩外,大多是為統治階級歌功頌德的糟粕。兩個階級的兩種文學,在《詩經》中表現的特別明顯。兩種文學的鬥爭,貫穿了我國整個文學史。

春秋、戰國時代,完成了從奴隸社會向封建社會的遂漸過渡,是我國曆史上大變動的時代。鐵大量用於製造農業和手工業工具,楚國更出現了鍊鋼技術,牛耕在農業上得到推廣。生產力獲得很大提高,進而推動了生產關係的變化。隨著公田制廢除和宗族制度的破壞,貴族領主私人佔有越來越多的土地,過渡到地主階級。

與農業發展的同時,工商業也發展起來,都市繁榮,出現瞭如臨淄、邯鄲、咸陽等大城市。

這一時期經濟基礎的改變,必然引起政治、文化等上層建築的變化。新興的地主階級的利益要求在政治上得到反映,與貴族領主發生矛盾。戰國近二百年中長期激烈的的戰爭,基本上是秦、齊、楚、燕、韓、趙、魏七國之間為建立中央集權的地主政權而進行的鬥爭。前221年,秦先後消滅了六國,建立了中央集權的封建專制國家,結朿了春秋、戰國五百多年諸侯割據稱雄的局面。從此,中國形成了一個以漢族為主體的封建統一國家。

這一時期,文化上與之相應的是出現了諸子百家著書立說的“百家爭嗚”,形成了學術、文化的空前繁榮局面。

《詩經》是我國第一部詩歌總集。它收集了公元前十一世紀至公元前六世紀的詩歌,反映了從西周初年到春秋中葉的社會生活和階級鬥爭。《詩經》整理成集的過程,過去說法很多。漢朝人認為古代有采集制度,專門收集各地民歌,從《詩經》作品包含地域的廣泛、體制的完備、內容的豐富來者,這種說法是可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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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經成書於西周初期到春秋中葉。

是濟制度的巨大變革下的衍生產物!

《詩經》也是我國第一部詩歌總集,先秦時代稱為“詩”或“詩三百”,孔子加以了整理。漢武帝採納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建議,尊“詩”為經典,定名為《詩經》。《詩經》現存詩歌 305 篇,包括西周初年到春秋中葉共 500 餘年的民歌和朝廟樂章,分為風、雅、頌三章。

“風”包括周南、召南、邶、鄘、衛、王、鄭、齊、魏、唐、秦、陳、檜、曹、豳十五國風,大部分為東周時期的作品,小部分作於西周後期,以民歌為主。(邶:周代諸侯國名,在今河南省。鄘:後來併入衛國,故城在今河南省汲縣東北。

衛:諸侯國名,在今河南省北部、河北省南部一帶。王:周平王東遷後的國都地區,在今河南洛陽一帶。鄭:在今河南省新鄭縣一帶。齊:今山東省大部分地區。魏:古魏國在今山西省芮城縣東北。唐:晉的前身,在今山西省。

秦:在今陝西省境內。陳:在今河南省淮陽、柘城以及安徽省毫縣一帶。檜:檜國後為鄭國所滅,二國領土相當於今河南省鄭州、新鎮、滎陽、密縣一帶。曹:在今山東省曹縣、荷澤、定陶一帶。豳:也作邠,在今陝西郴縣、旬邑縣一帶。)

“雅”包括大雅和小雅,共 105 篇,是周王朝直接統治地——王畿地區的作品,均為周代朝廷樂歌,多歌頌朝廷官吏。

“頌”包括周頌、魯頌和商頌,共 40 篇。其中周頌為西周王朝前期的作品,均為西周統治者用於祭祀的樂歌,內容多歌頌周代貴族統治者及先公先王,共 31 篇;魯頌為公元前 7 世紀魯國的作品,歌頌魯國國君魯僖公,共 4 篇;商頌是公元前 8 世紀到公元前 7 世紀宋國的作品,共 5 篇。

《詩經》作為一部經典著作,對我國曆史文化的產生和發展有著極其廣泛而深遠的影響,是中華民族寶貴的精神文化財富。

擴展資料

創作背景

周代的祖居之地周原宜於農業,“大雅”中的《生民》、《公劉》、《綿綿瓜瓞》等詩篇都表明周是依靠農業而興盛,農業的發展促進了社會的進步。周族在武王伐紂之後成為天下共主,家族宗法制度、土地、奴隸私有與貴族領主的統治成為這一歷史時期的社會政治特徵。

西周取代殷商,除了商紂暴虐無道,主要與其實行奴隸制經濟制度有關。西周建立以後,為緩和生產關係與生產力的尖銳矛盾,緩和階級鬥爭,變奴隸制為農奴制。

正如王國維在《殷商制度論》中所言:“中國政治與文化之變革,莫劇於殷周之際……殷周間的三大變革,自其表而言之,不過一家一姓之興亡,與都邑之轉移。自其裡言之,則舊制度廢而新制度興,舊文化廢而新文化興……”

西周較之殷商,由於經濟制度的巨大變革,促使社會在精神文明方面產生飛躍性的進步,作為文學代表的《詩經》出現是時代進步的必然產物,而它反過來又促進了社會的文明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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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經》是我國最早的的一部詩歌集,它記錄了周朝到春秋時期的社會生活以及階級鬥爭,其作品內容廣泛,語言藝術高超且豐富多彩,講究韻律,極具音樂美感。我將從:

1,詩經的起源

2,詩經的發展

3,詩經的形成

三個方面來闡述《詩經》和社會環境的關係。

《詩經》的起源

《詩經》的起源,可向上追溯到殷商時代。商人認為“萬物皆有靈”,信奉天命。他們為了討好神靈,同時維護國家的統治,於是把祭祀提高到國家根本的地位,希望通過祭祀的方式來得到神靈的庇佑。

在商代,每逢祭祀都會敬獻大量的牲畜作為祭品。這樣一來,大大促進了商代畜牧業的發展。這個時候的奴隸主的生活水平也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根據《殷本紀》記載,商代生產力的發展對音樂的發展起到了極大的促進作用。甚至出現了專門學習音樂與舞蹈的人,年常日久的積累,在一定形式上促進了《詩經》的形成。

這種狀況一直延續到西周時期,在權衡利弊的選擇下,殷商所留下的“文化藝術”得到持續的提高和發展。可以說,“殷文學”為《詩經》的形成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詩經》的發展

我們知道,《詩經》分為“風,雅,頌”三個部分,每一部分內容所描寫的對象是不一樣的。所以,我們把這三部份分開進行闡述。

a,《風》

“風”是詩經當中篇幅最多的,也是最重要的組成部分,記錄了周代各地的民風民謠。據《漢書·藝文志》曰:

“哀樂之心感而歌詠之聲發,誦其言謂之詩,詠其聲謂之歌。故古有采詩之官,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政也。

其提到的“采詩官”可以說是周朝一個獨具特色的官職,官職名稱非常具有文化品位。他們通過詩歌的採集,實際上充當了民意調查員的角色。把表達百姓“喜,怒,哀,樂”的民歌採集來,由專門的樂官配上音律,然後以歌舞形式呈現在周天子的面前,來輔助施政。

比如:八月剝棗,十月獲稻——《七月》講農時;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七月》講季節對生活的影響。還比如: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氓》,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輾轉反側。——《關雎》

還有大量反應周王朝及各諸侯國橫徵暴斂、攻伐兼併,使勞動人民處於水深火熱之中的詩歌。通過這些詩歌,生動的表達了底層勞動人民的不滿和反抗情緒。如《魏風·伐檀》﹐描寫了一群伐木工人一邊勞動一邊歌唱﹐對不勞而獲的奴隸主進行斥責:“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貆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碩鼠》更是直接鮮明的把那些剝削者稱為大老鼠。

《國風》中還有不少作品﹐反映了繁重的勞役和兵役給人民帶來的災難。如

《唐風·鴇羽》講述的是因為沒完沒了的勞役使人民無法從事生產﹐贍養父母妻兒。《魏風·陟岵》通過講述勞役者想起父母兄弟的囑咐,表達了對家鄉的深切思念。《邶風·擊鼓》﹑《王風·揚之水》等也反映了類似的情況。

伴隨著徭役﹑兵役而出現了大量離人思婦之作。具體表現為士兵厭戰思鄉﹐妻兒懷念徵人。如:《召南·殷其雷》﹑《衛風·兮》﹑《王風·君子于役》、 《豳風·東山》等。

這部分作品藝術成就極高,通過富有韻律的藝術表達,深沉感人。

b,《雅》

《雅》大部分記錄的是周人的正聲雅樂,又分《小雅》和《大雅》。

《大雅》主要是一些歌功頌德的詩歌,講述周武王推翻殘暴的殷商,成為天下共主的政治成就。讚揚武王大力促進農業生產發展,變奴隸制為農奴制,緩和生產關係的矛盾,使整個社會精神與思想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同時也促進了社會文明的進步。

《小雅》則產生於西周晚年到東遷以後,也是我國曆史上最早賦予現實精神的詩歌,對當時的時政,戰役,婚姻有著最真實的情感表達。

在這部分內容當中,有一部分是貴族祭祀用的樂歌。如《小雅》中的《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等﹐都是在祭祀的時候表達祈求豐收的內容﹐其間還描繪了當時農業生產的情況。至於《大雅》中的《生民》﹑《公劉》﹑《綿》﹑《皇矣》﹑《大明》諸篇﹐則頌揚自周族的始祖后稷建國﹐到武王滅商的歷史功績﹐中間有一些神話傳說﹐反映了從原始社會到奴隸社會的生活情景。

《小雅》中的《采薇》﹑《出車》和《六月》寫周宣王對玁狁的一些軍事活動。到了西周後期﹐統治階級日趨腐朽﹐各種社會矛盾加劇﹐出現了反映了政治混亂和社會動盪的作品。比如《小雅》中的《節南山》 ﹑《正月》﹑《十月之交》﹑《巧言》﹑《青蠅》﹐《大雅》中的《民勞》﹑《板》﹑《蕩》等。

c,《頌》

《頌》是周王庭和貴族宗廟祭祀的樂歌,又分為《周頌》、《魯頌》和《商頌》。

我們來看這首《周頌·天作》:

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彼徂矣岐,有夷之行。子孫保之。

――這首詩就描寫了周朝祭祀岐山的場面,在一定形式上表達出了周天子雄厚的實力,預示著歷史發展的必然性。這時的周朝以“禮樂治天下”,實行分封制。

《周頌》全是西周初年周王朝祭祀宗廟的舞曲歌辭﹐用典雅的詞章歌頌祖先的功德並祈求降福子孫。其中也有幾首寫到當時農業生產的情況﹐如《臣工》﹑《噫嘻》﹑《豐年》﹑《載芟》﹑《良耜》等﹐我們可以從中瞭解西周初年的農業生產和人民生活情景。

《魯頌》是魯國貴族用於宗廟的樂章。其中《泮水》﹑《閟宮》二篇是臣子對國君的歌頌﹐有許多誇張的描寫﹐它對漢大賦的形成有一定影響。

《商頌》是宋國貴族用於祭祀祖先商王的頌歌﹐如

《玄鳥》﹑《長髮》﹑ 《殷武》等篇﹐描敘商民族在開國時期經過艱苦鬥爭﹐終於成就大業﹐雖屬歌功頌德﹐卻頗有宏偉氣象。

總得來說,《詩經》中的周代民歌以多種多樣性的畫面,真實的展現出了當時勞動人民的生活,也表達了他們對受到奴隸主的壓迫與剝削的不滿,以及對美好生活的渴望。所以《國風》大多以寫實為藝術特點。而《雅》《頌》等篇章通過華麗典雅的詞章對祖先進行歌頌,對神靈進行祭祀,其藝術形式影響了後世的詩歌創作,也為後世的社會道德禮儀奠定基礎。

《詩經》的形成

孔子曾說:“不學詩,無以言。”《詩經》作為我國最早的一部詩歌總集,其內容跨度達幾百年之久。收錄詩歌311篇,故也稱“詩三百”。最終編輯成冊是在春秋中期,起初叫做《詩》,到漢武帝時期,由於五經的誕生,《詩》《書》《禮》《易》《春秋》後被成《詩經》。

毫無疑問,《詩經》絕對是中華文明的不朽經典。春秋時期,中國歷史正經歷著奴隸社會向封建社會變革的歷史動盪期。《詩經》的整理成冊給當時乃至後世兩千多年的人們帶來極為重要的精神寄託。它以非凡的藝術成就和豐富多彩的語言影響著後世學者的文學創作。它所表達的內容成為後來人不斷繼承和發揚的源泉,為我國曆史文明奠定了基礎。

《詩經》裡面的每一首詩,都跟現實生活息息相關,無論是正聲雅樂還是國風民謠,無論是快樂還是悲傷,相聚還是離別……這種來源於生活又高於生活的創作思路為後世的文學、藝術創作提供了理論基礎,受到所有的創作者推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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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詩經》這本書的創作時間,學者大多數認為這本著由尹吉甫採集、孔子編訂,從這本書的內容來分析,它應該出自西周中期這段時間,但具體的時間無從考證。

西周(公元前1046年-公元前771年)是中國歷史上繼商朝之後的朝代,由周武王姬發創建。 西周自建國起共歷11代12王,享國275年。西周初期成康之治政局穩定,後期社會矛盾日趨激化,對土地以及政權的爭奪加速了西周的滅亡,國人暴動直接動搖了西周統治的基礎。

公元前771年,周幽王被犬戎殺死,西周滅亡。西周融合了境內各個部落,逐步形成華夏族,成為現代漢民族的前身,其封建制、宗法制、禮樂制、井田制對後世產生了深遠影響。

周朝是中國遠古社會的鼎盛時期。從周朝開始,進行境內各個民族與部落不斷融合的過程,在這期間,華夏民族的逐步形成,成為現代漢民族的前身,其它還有蠻、夷、戎、狄、越、肅慎、東胡等諸多少數民族。

西周後期社會矛盾包括統治集團內部矛盾日趨激化,對土地以及政權的爭奪,加速了西周的滅亡。國人暴動動搖了西周統治的基礎,公元前771年,周幽王被犬戎殺死,西周滅亡了。

《詩經》就是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被創作出來的。


談書論事


《詩經》是中國文學史第一部詩歌總集,是中國古代文學輝煌成就的重要標誌。

《詩經》收錄了公元前6世紀以前的詩歌311篇,先秦時代已在社會上廣為流傳。不過,在孔子時代並不叫《詩經》,而只稱為《詩》或《詩三百》,到了戰國時代,《詩》才成為儒家“五經”之一。

後來,給《詩》以“經”的尊稱,奉為垂教後世的典籍,則是漢武帝實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思想文化政策之後的事。

《詩經》按音樂特點分為《風》、《雅》、《頌》三類:《風》有十五國風,有詩160篇;《雅》分《大雅》、《小雅》,有詩105篇;《頌》分《商頌》、《周頌》、《魯頌》,有詩40篇。《小雅》裡有6篇“笙詩”,有目而無辭。

《詩經》產生的年代及成就《詩經》的社會環境:

《詩經》,是中國古代詩歌開端,最早的一部詩歌總集,收集了西周初年至春秋中葉(前11世紀至前6世紀)的詩歌,共311篇,其中6篇為笙詩,即只有標題,沒有內容,稱為笙詩六篇(南陔、白華、華黍、由康、崇伍、由儀),反映了周初至周晚期約五百年間的社會面貌。

《詩經》的作者佚名,絕大部分已經無法考證,傳為尹吉甫採集、孔子編訂。《詩經》在先秦時期稱為《詩》,或取其整數稱《詩三百》。西漢時被尊為儒家經典,始稱《詩經》,並沿用至今。詩經在內容上分為

《風》、《雅》、《頌》三個部分。《風》是周代各地的歌謠;《雅》是周人的正聲雅樂,又分《小雅》和《大雅》;《頌》是周王庭和貴族宗廟祭祀的樂歌,又分為《周頌》、《魯頌》和《商頌》。

孔子曾概括《詩經》宗旨為"無邪",並教育弟子讀《詩經》以作為立言、立行的標準。先秦諸子中,引用《詩經》者頗多,如孟子、荀子、墨子、莊子、韓非子等人在說理論證時,多引述《詩經》中的句子以增強說服力。至漢武帝時,《詩經》被儒家奉為經典,成為《六經》及《五經》之一。

《詩經》內容豐富,反映了勞動與愛情、戰爭與徭役、壓迫與反抗、風俗與婚姻、祭祖與宴會,甚至天象、地貌、動物、植物等方方面面,是周代社會生活的一面鏡子。《詩經》中的作品,從其內容來看,年代跨度很大。可以說,這部上古時代的詩集,為我們展示了古代氏族社會、奴隸制社會以及封建社會生活與禮俗的畫圖。《詩經》中各篇作品的寫作年代難以具體確定,但從內容與形式的特點,並依據一些文獻史料,可以大體認為:《商頌》是殷商時期的作品,

《周頌》和《大雅》的大部分是西周初年的作品,而《大雅》中的周族史詩——《生民》、《公劉》等,則反映了在野蠻與文明交替時期,奴隸制國家尚未建立之前的父家長制時期周部族的生活;《小雅》的大部分是西周末年的作品,《國風》的大部分和《魯頌》的全部則是東遷以後到春秋中葉的作品。關於《詩經》的時代問題,過去一般都認為它產生在西周初年至春秋中葉這個時期。

有人認為最早的作品要算《幽風》中的《破斧》,並據詩中說到“周公東征”,斷其必不出公元前1114年前後;而《陳風》中的《株林》一詩,是陳人譏刺陳靈公同夏姬淫亂的作品,此事於《左傳》宣公九年、十年中均有記載,約當於公元前600或599年,因而定其為最晚的作品。事實上,這樣“精確”的實證,對一部分作品或許適用,而對其餘則未必合宜,因為《詩經》中的大部分作品,它的產生都經過了從口頭流傳到被採集寫定這樣一個漫長過程。如《大雅》中的《生民》、《公劉》、《粽》等,作為周族史詩,所反映的都是宗周領主封建制國家建立之前的史事。從詩的內容和形式不難看到,它們是年代久遠的古歌,世代流傳,經後人整理寫成定本。這一類詩,其確切的寫作年代雖已不可考知,但我們顯然應該據其內容把它們看作是早周時代的作品。

周代的祖居之地周原宜於農業,“大雅”中的《生民》、《公劉》、《綿綿瓜瓞》等詩篇都表明周是依靠農業而興盛,農業的發展促進了社會的進步。周族在武王伐紂之後成為天下共主,家族宗法制度、土地、奴隸私有與貴族領主的統治成為這一歷史時期的社會政治特徵。

西周取代殷商,除了商紂暴虐無道,主要與其實行奴隸制經濟制度有關。西周建立以後,為緩和生產關係與生產力的尖銳矛盾,緩和階級鬥爭,變奴隸制為農奴制,正如王國維在《殷商制度論》中所言:“中國政治與文化之變革,莫劇於殷周之際……殷周間的三大變革,自其表而言之,不過一家一姓之興亡,與都邑之轉移。自其裡言之,則舊制度廢而新制度興,舊文化廢而新文化興……”

周代的祖居之地周原宜於農業,“大雅”中的《生民》、《公劉》、《綿綿瓜瓞》等詩篇都表明周是依靠農業而興盛,農業的發展促進了社會的進步。周族在武王伐紂之後成為天下共主,家族宗法制度、土地、奴隸私有與貴族領主的統治成為這一歷史時期的社會政治特徵。

西周取代殷商,除了商紂暴虐無道,主要與其實行奴隸制經濟制度有關。西周建立以後,為緩和生產關係與生產力的尖銳矛盾,緩和階級鬥爭,變奴隸制為農奴制,正如王國維在《殷商制度論》中所言:“中國政治與文化之變革,莫劇於殷周之際……殷周間的三大變革,自其表而言之,不過一家一姓之興亡,與都邑之轉移。自其裡言之,則舊制度廢而新制度興,舊文化廢而新文化興……”

西周較之殷商,由於經濟制度的巨大變革,促使社會在精神文明方面產生飛躍性的進步。作為文學代表的《詩經》出現,是時代進步的必然產物,而它反過來又促進了社會的文明進步。

需要說明的是,《詩經》保存了大量上古歌謠,許多作品的確切年代是無法用實證方法考知的。我們只有根據唯物史觀,從宗教、禮俗、思想以及作品所反映或描述的生活和形象等方面,來探求其產生時代的先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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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經》在內容上分為《風》、《雅》、《頌》三部分,現存共305篇。其中:分《風》(160篇)、《雅》(105篇)、《頌》(40篇)。”。之所以改稱《詩經》,是由於漢武帝以《詩》《書》《禮》《易》《春秋》為五經的緣故改為詩經。

🍏《詩經》是中國第一部詩歌總集,最早的記錄為西周初年,最遲產生的作品為春秋時期,上下跨度約五六百年。產生地域以黃河流域為中心,南到長江北岸,分佈在陝西、甘肅、山西、山東、河北、河南、安徽、湖北等地。

🍏公元前770年,周平王東遷洛邑,歷史進入大動盪大分化的春秋戰國時代,歷史和文學都掀開了厚重輝煌的一頁。那是一個動亂的時代、變革的時代,也是一個收穫豐碩的時代。這個時期以詩歌的成就最突出。從西周初年到春秋中葉的五百年間,是四言詩發展的黃金時代。周代的統治者為了制禮作樂和考察民情的需要,通過采詩和獻詩的方式,蒐集並整理了我國古代第一部詩歌總集《詩經》。

🍎西周較之殷商,由於經濟制度的巨大變革,促使社會在精神文明方面產生飛躍性的進步,作為文學代表的《詩經》出現是時代進步的必然產物,而它反過來又促進了社會的文明進步。


東門雷晰22


《詩經》,是中國古代詩歌開端,最早的一部詩歌總集,收集了西周初年至春秋中葉(前11世紀至前6世紀)的詩歌,共311篇,其中6篇為笙詩,即只有標題,沒有內容,稱為笙詩六篇(南陔、白華、華黍、由康、崇伍、由儀),反映了周初至周晚期約五百年間的社會面貌。

《詩經》的作者佚名,絕大部分已經無法考證,傳為尹吉甫採集、孔子編訂。《詩經》在先秦時期稱為《詩》,或取其整數稱《詩三百》。西漢時被尊為儒家經典,始稱《詩經》,並沿用至今。詩經在內容上分為《風》、《雅》、《頌》三個部分。《風》是周代各地的歌謠;《雅》是周人的正聲雅樂,又分《小雅》和《大雅》;《頌》是周王庭和貴族宗廟祭祀的樂歌,又分為《周頌》、《魯頌》和《商頌》。

孔子曾概括《詩經》宗旨為"無邪",並教育弟子讀《詩經》以作為立言、立行的標準。先秦諸子中,引用《詩經》者頗多,如孟子、荀子、墨子、莊子、韓非子等人在說理論證時,多引述《詩經》中的句子以增強說服力。至漢武帝時,《詩經》被儒家奉為經典,成為《六經》及《五經》之一。

《詩經》內容豐富,反映了勞動與愛情、戰爭與徭役、壓迫與反抗、風俗與婚姻、祭祖與宴會,甚至天象、地貌、動物、植物等方方面面,是周代社會生活的一面鏡子。

成書過程

摺疊名稱由來

《詩經》約成書於春秋中期,起初叫做《詩》,孔子曾多次提及此稱,如:"《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

司馬遷記載的也是這一名稱,如:"《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

因為後來傳世的版本中共記載有311首,為了敘述方便,就稱作"詩三百"。之所以改稱《詩經》,是由於漢武帝以《詩》《書》《禮》《易》《春秋》為五經的緣故。

摺疊產生年代

《詩經》是中國第一部詩歌總集,最早的記錄為西周初年,最遲產生的作品為春秋時期,上下跨度約五六百年。產生地域以黃河流域為中心,南到長江北岸,分佈在陝西、甘肅、山西、山東、河北、河南、安徽、湖北等地。

經文史專家考定,《詩經》中的作品是在周武王滅商(前1066年)以後產生的。

《周頌》時代最早,在西周初年產生,是貴族文人作品,以宗廟樂歌、頌神樂歌為主,也有部分描寫農業生產。

《大雅》是周王朝盛隆時期的產物,是中國上古僅存的史詩。關於《大雅》這十八篇的創作年代,各家說法不同:鄭玄認為《文王之什》是文王、武王時代的詩,《生民之什》從《生民》至《卷阿》八篇為周公、成王之世詩。朱熹認為:"正《大雅》……多周公製作時所定也。"但均認為"正大雅"是西周初年之詩。

《小雅》產生於西周晚年到東遷以後。

《魯頌》和《商頌》都產生在周室東遷(前770年)以後。

摺疊創作者

相傳周代設有采詩之官,每年春天,搖著木鐸深入民間收集民間歌謠,把能夠反映人民歡樂疾苦的作品,整理後交給太師(負責音樂之官)譜曲,演唱給周天子聽,作為施政的參考。這些沒有記錄姓名的民間作者的作品,佔據詩經的多數部分,如十五國風。

周代貴族文人的作品構成了詩經的另一部分。《尚書》記載,《豳風·鴟鴞》為周公旦所作。2008年入藏清華大學的一批戰國竹簡(清華簡)中的《耆夜》篇中,敘述武王等在戰勝黎國後慶功飲酒,其間周公旦即席所作的詩《蟋蟀》,內容與現存《詩經·唐風》中的《蟋蟀》一篇有密切關係。

摺疊創作背景

摺疊傳承歷史

據說春秋時期流傳下來的詩有3000首之多,後來只剩下311首(其中有六首笙詩有目無詩)。孔子編纂詩經之後,最早明確記錄的傳承人,是"孔門十哲"、七十二賢之一的子夏,他對詩的領悟力最強,所以由其傳詩。

摺疊頌篇

《頌》共有40篇。

對於《頌》的釋義,最早見於《詩·大序》:"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孔穎達《毛詩正義》說:"頌者"之下省略了"容也"二字。朱熹《詩集傳》說:"頌"與"容"古字通用。

據阮元《□經室集·釋頌》的解釋,"容"的意思是舞容,"美盛德之形容",就是讚美"盛德"的舞蹈動作。如《周頌·維清》是祭祀文王的樂歌,《小序》說:"奏象舞也。"

鄭玄《毛詩傳箋》說:"象舞,象用兵時刺伐之舞。"就是把周文王用兵征討刺伐時的情節、動作,用舞蹈的形式表現出來,這可以證明祭祀宗廟時不僅有歌,而且有舞,"載歌載舞"可以說是宗廟樂歌的特點。

近代學者也多以為《頌》是宗廟祭祀之樂,其中有一部分是舞曲。

頌的名篇主要有《清廟》、《維天之命》、《噫嘻》等。

摺疊現實主義

《詩經》關注現實、抒發現實生活觸發的真情實感,這種創作態度,使其具有強烈深厚的藝術魅力,是中國現實主義文學的第一座里程碑。《詩經·國風》是中國現實主義詩歌的源頭,在《七月》中,可以看到奴隸們血淚斑斑的生活,在《伐檀》可以感悟被剝削者階級意識的覺醒,憤懣的奴隸向不勞而獲的統治階級大膽地提出了正義質問:"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不守不獵,胡瞻爾庭有縣獾兮?"有的詩中還描寫勞動者對統治階級直接展開鬥爭,以便取得生存的權利。在這方面,《碩鼠》具有震顫人心的力量。

摺疊詩經六義

《詩經》分為風、雅、頌三部分。"風"是各諸侯國的樂調;"雅"是宗周地區的正樂;"頌"是宗廟祭祀之樂。至於"大雅"和"小雅"當從音樂分,"廣大而靜,疏達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詩經》的藝術技法被總結成"賦,比,興",與"風,雅,頌"合稱"六義"。

"詩六義"是《詩大序》(《毛詩序》)最先提出,這個提法又是以《周禮》"大師……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的舊說為根據,對《詩經》中作品的分類和表現手法所做的高度概括。

孔穎達在《毛詩正義》中解釋:"風、雅、頌者,《詩》篇之異體;賦、比、興者,《詩》文之異辭耳。……賦、比、興是《詩》之所用;風、雅、頌是《詩》之成形。用彼三事,成此三事,是故同稱為'義'。"

一般認為風、雅、頌是詩的分類和內容題材;賦、比、興是詩的表現手法。其中風、雅、頌是按不同的音樂分的 ,賦、比、興的按表現手法分的。

賦、比、興的運用,既是《詩經》藝術特徵的重要標誌,也開啟了中國古代詩歌創作的基本手法。關於賦、比、興的意義,歷來說法眾多。簡言之,賦就是鋪陳直敘,即詩人把思想感情及其有關的事物平鋪直敘地表達出來。比就是比方,以彼物比此物,詩人有本事或情感,借一個事物來作比喻。興則是觸物興詞,客觀事物觸發了詩人的情感,引起詩人歌唱,所以大多在詩歌的發端。賦、比、興三種手法,在詩歌創作中,往往交相使用,共同創造了詩歌的藝術形象,抒發了詩人的情感。

一、比,就是譬喻。

朱熹《詩集傳》說:"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這是在今天仍常常使用的一個主要修辭手法,包括比喻與象徵。比喻可以使描述形象化。如《衛風·碩人》寫莊姜的美貌用了一連串的比喻:"手如柔荑,膚如凝脂,領如蝤蠐,齒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中國"詩經學"的發展,從春秋彰始,有三個重要階段,即漢唐經學、宋元義理、清代考據。

一、先秦時期。

春秋時三百篇最初流傳、應用和編訂,孔子創始儒家詩教。他的詩教理論,以及後來戰國時孟子提出的方法論、苟子創立的儒家文學(學術文化)觀,奠定了後世《詩經》研究的理論基礎。

二、漢學時期(漢至唐)。

漢初《詩》成為"經"。魯、齊、韓、毛四家傳詩,反映漢學內部今文經學與古文經學的鬥爭。以毛詩為本,兼採三家的鄭玄的《毛詩傳箋》,實現今文、古文合流,是《詩經》研究的第一個里程碑。漢初傳授《詩經》的共有四家,也就是四個學派:齊之轅固生,魯之申培,燕之韓嬰,趙之毛亨、毛萇,簡稱齊詩、魯詩、韓詩、毛詩(前二者取國名,後二者取姓氏)。齊、魯、韓三家詩在西漢被立為博士,成為官學。"毛詩"雖然晚出,西漢也未被立為官學,但在民間廣泛傳授,並最終壓倒了三家詩,盛行於世。後來三家詩先後亡佚,現代看到的《詩經》就是"毛詩"一派傳本。

不過,這四個學術中心區域在漢初的《詩》學傳授,絕不只限於齊、韓、魯、毛四家《詩》的四位始祖。《漢書·儒林傳》說:"漢興……言《詩》,於魯則申培公,於齊轅固生,燕則韓太傅。"這只是說申、轅、韓數人是在魯、齊、燕等湧現出的大師級人物而已。其《詩》學也只是形成了區域性特點,並沒有明確的派系之分。只有在政治力量介入之後,才使《詩》學的傳播由無序進入有序狀態。而《詩》學傳播史上的劃時代事件就是《詩》學博士的設立。

魏晉南北朝時,漢學內部發展為鄭學王學之爭、南學北學之爭。北學基本繼承漢代章句之學,南學則承襲魏晉以來以玄解儒的學風。各有所師、各有所本的狀況,不但造成思想上的混亂和理論上的歧異,而且也使國家在科舉考試中缺乏統一的標準。

唐初,經學依然沿續著南北朝以來的師承關係,"師說多門"的情形顯然與唐初統一思想的要求不相適應,統一南北經義和學風,成為政治上、思想上統一的當務之急。孔穎達的《毛詩正義》,完成了漢學各派的統一,成為《詩經》研究的第二個里程碑。

三、宋學時期(宋至明)。

宋人為解決後期封建社會的矛盾而改造儒學,興起自由研究、注重實證的思辨學風,對漢學《詩經》之學提出批評和詮爭,壓倒了漢學。朱熹的《詩集傳》是宋學《詩經》研究的集大成著作,它以理學為思想基礎,集中宋人訓詁、考據的研究成果,又初步地注意到

一、社會功用

《詩經》的編集本身在春秋時代,其實主要是為了應用:

其一,作為學樂、誦詩的教本;其二,作為宴享、祭祀時的儀禮歌辭;其三,在外交場合或言談應對時作為稱引的工具,以此表情達意。

通過賦詩來進行外交上的來往,在春秋時期十分廣泛,這使《詩經》在當時成了十分重要的工具。《左傳》中有關這方面情況記載較多,有賦詩挖苦對方的(《襄公二十七年》),聽不懂對方賦詩之意而遭恥笑的(《昭公二十年》),小國有難請大國援助的(《文公十三年》)等等。這些引用《詩》的地方,或勸諫、或評論、或辨析、或抒慨,各有其作用,但有一個共同之處,即凡所稱引之詩,均"斷章取義"--取其一二而不顧及全篇之義。這種現象,在春秋時期堪稱"蔚成風氣"。這就是說,其時《詩經》的功用,並不在其本身,而在於"賦詩言志"。想言什麼志,則引什麼詩,詩為志服務,不在乎詩本意是什麼,而在乎稱引的內容是否能說明所言的志。這是《詩經》在春秋時代一個實在的,卻是被曲解了其文學功能的應用。

賦詩言志的另一方面功用表現,切合了《詩經》的文學功能,是真正的"詩言志"--反映與表現了對文學作用與社會意義的認識,是中國文學批評在早期階段的雛形。如《小雅·節南山》:"家父作誦,以究王訩"。《大雅·民勞》:"王欲玉女,是用大諫"等。詩歌作者是認識到了其作詩的目的與態度的,以詩來表達自己的思想感情,表達自己對社會、人生的態度,從而達到歌頌、讚美、勸諫、諷刺的目的。這是真正意義上的賦詩言志,也是使賦詩言志真正切合《詩經》的文學功能及其文學批評作用。

《詩經》社會功用的另一方面,是社會(包括士大夫與朝廷統治者)利用它來宣揚和實行修身養性、治國經邦--這是《詩經》編集的宗旨之一,也是《詩經》產生其時及其後一些士大夫們所極力主張和宣揚的內容。

孔子十分重視《詩經》,曾多次向其弟子及兒子訓誡要學《詩》。孔子認為:"《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陽貨》)這是孔子對《詩經》所作出的具有高度概括性的"興、觀、群、怨"說,也是他認為《詩經》之所以會產生較大社會功用的原因所在。孔子的"興、觀、群、怨"說闡明瞭《詩經》的社會功用,既點出了《詩經》的文學特徵--以形象感染人,引發讀者的想像與聯想,又切合了社會與人生,達到了實用功效。

《詩經》在中國文學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和深遠的影響,奠定了中國詩歌的優良傳統,中國詩歌藝術的民族特色由此肇端而形成。

一、現實主義精神與傳統

《詩經》立足於社會現實生活,沒有虛妄與怪誕,極少超自然的神話,描述的祭祀、宴飲、農事是周代社會經濟和禮樂文化的產物,對時政世風、戰爭徭役、婚姻愛情的敘寫,展現的是周代政治狀況、社會生活、風俗民情,這一"飢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的精神傳統為後世所代代繼承和發揚。

二、抒情詩傳統

從《詩經》開始,抒情詩成為詩歌的主要形式之一。

三、風雅與文學革新

《詩經》中關注現實的熱情、強烈的政治和道德意識、真誠積極的人生態度,為屈原所繼承和發揚,被後人概括為"風雅"精神 。

後世詩人往往倡導"風雅"精神,來進行文學革新。陳子昂感嘆齊梁間"風雅不作" ,李白慨嘆"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誰陳 "杜甫更是"別裁偽體親風雅" ,白居易稱張籍"風雅比興外,未嘗著空文" ,以及唐代的許多優秀詩人,都繼承了"風雅"精神。而且這種精神在唐以後的創作中,從宋代的陸游延伸到清末的黃遵憲。

四、賦比興的垂範

《詩經》的"賦、比、興"的表現手法,在古代詩歌創作中一直被繼承和發展著,成為中國古代詩歌的一個重要特點。《詩經》還以鮮明的事實證明了勞動人民的藝術創造才能,《詩經》民歌重疊反覆的形式,準確、形象、優美的語言,被後世詩人、作家大量的吸取運用。《詩經》以它所表現出的深刻的社會內容和優美的藝術形式,吸引著後代文人重視民歌,向民歌學習。《詩經》靈活多樣的詩歌形式和生動豐富的語言也對後代各體文學產生了重要影響。魏晉時期,曹操、嵇康等人都學習《詩經》,創作四言詩。文學史上的賦、頌、箴、銘等韻文也都與《詩經》不無關係。

《詩經》的誕生(包括產生、採集與編成),首先在詩歌體裁形式上創立了中國詩歌史上的新體式--四言體。在《詩經》之前,詩歌雖說已誕生,但尚無自己固定的體式,且還流於口頭形式,一般以二言為主;到《詩經》時,中國詩歌開始真正奠定了自己的創作格局,形成了相對穩定的體式,也就是說,中國詩歌的真正起步,始於《詩經》時代。

《詩經》不僅創立了中國詩歌史上第一個有形的歷史階段--四言詩,且這種體式影響波及了後世各代的詩歌創作:一,後代的五、七言詩,尤其五言詩,是在它基礎上的突破與擴展;二,即便在五、七言時代,也還有作者創作了不少四言詩,沿襲了《詩經》形式。

歷史評價

孔子:"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思無邪。""不學詩,無以言"。

孟子:"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

荀子:"始乎誦經,終乎讀禮"。

司馬遷:"《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

董仲舒:"所聞'詩無達詁,易無達佔,春秋無達辭,從變從義,而一以奉人。'"

何休:"男女有所怨恨,相從而歌,勞者歌其事,飢者歌其食"。

朱熹:"凡詩之所謂風者,多出於里巷歌謠之作,所謂男女相與詠歌,各言其情者也。"朱熹第一次明確提出《詩經》是里巷歌謠(民歌)說;二是淫詩說。特別是在談及"鄭風"時,他認為"鄭風"十有八九都是淫詩。

梁啟超:"現存先秦古籍,真贗雜糅,幾乎無一書無問題,其真金美玉,字字可信者,《詩經》其首也。"

胡適:"《詩經》並不是一部經典,確實是一部古代歌謠的總集"。

魯迅:"(《詩經》是)中國最古的詩選","以性質言,風者,閭巷之情詩;雅者,朝廷之樂歌;頌者,宗廟之樂歌也。"

比奧(M·EdouardBiot):"(《詩經》是)東亞傳給我們的最出色的風俗畫之一,也是一部真實性無可爭辯的文獻。"

費德林:"《詩經》是中國古代的一部獨具一格的百科全書。



微笑善


答:《詩經》大抵是周初至春秋中葉的作品,產生於今陝西、山西、河南、山東及湖北等地,編成於春秋時代,是中國最早的詩歌總集。本只稱《詩》,後世稱為《詩經》,共三百零五篇,分為“風”、“雅”、“頌”三大類。《風》有十五國風,《雅》有《大雅》、巜小雅》,《頌》有巜周頌》、巜魯頌》、巜商頌》。

相傳古有“采詩”制度,派專人收集民間詩歌,後人或認為書中不少作品的輯集與這種制度有關。其中《國風》部分,現代研究者一般認為大都是民間詩歌,不少篇章揭露了當時政治的黑暗和混亂、及貴族集團對人民的壓迫和剝削,對於人民的勞動和愛情生活也有所反映。其出於統治階級的《雅》、巜頌》部分,以歌頌和維護其統治為基本傾向。其中有些祀神祭祖的詩,雖提供了關於周的興起、周初經濟制度和生產的若干情況,但其作用仍在於歌功頌德、宣揚統治者承天受命的宗法思想;還有一些暴露時政的貴族作品,則表現了對周王朝政權趨於衰落的不安和憂慮。詩篇的形式以四言為主,普遍運用賦、比、興的手法,其優秀篇章,描寫生動,語言樸素優美,音節自然和諧,富有藝術感染力。

長期以來,《詩經》一直受到很高的評價,它對中國幾千年來的文學發展有深廣的影響,而且是很珍貴的古代史料。行在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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