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光的論述
在論及晉陽之戰智瑤以勝取敗的原因時，人們大都依照儒家的傳統，將其與吳王夫差等人相提並論，認為他們“不行仁義而務廣地”，是“極武而亡”的典型。到司馬光編纂《資治通鑑》時，更是將其上升到了德行的高度，並作出一番精彩的論斷：
智伯之亡也，才勝德也。夫才與德異，而世俗莫之能辨，通謂之賢，此其所以失人也。夫聰察強毅之謂才，正直中和之謂德。才者，德之資也；德者，才之帥也。雲夢之竹，天下之勁也，然而不矯揉，不羽括，則不能以入堅；棠溪之金，天下之利也，然而不熔範，不砥礪，則不能以擊強。是故才德全盡謂之聖人，才德兼亡謂之愚人，德勝才謂之君子，才勝德謂之小人。
如果說中行寅的失敗是因為“無才”的話，那麼智瑤的失敗，歸根結底，便是所謂的“才勝德也”。司馬光並不否認智瑤的才幹，但正是因為他有才而無德，這才導致智氏走向了最終失敗的命運。
史料中用以褒獎趙無恤賢德的故事有很多，用以諷刺智瑤失德的故事也有很多，相關故事在《 》《 》文中已多有提及，此處沒有必要一一列舉。
總的來說，將智瑤和趙無恤放在一起，這畫風簡直不要太美：他們一個生得英俊瀟灑、智勇雙全，同時還有各種女頻男主角的光環加持；另一個人則不僅長得醜，而且還沒才情、沒勇氣。若是一般的編劇或者小說作者，絕對不會讓自己的主角變成後者的模樣。
可現實就是這麼殘酷，長得帥的被人砍了頭，有才情的頭骨被人做了酒器，倒是那個連親爹都看不起的猥瑣男成了最後的贏家，你說氣人不氣人？
當然了，兩個人外在形象的強烈反差，更多的恐怕還是史家有意而為之，最終的目的是為儒家所推崇的德性論做鋪陳。
智瑤萬般皆好，唯一的缺點便是缺德——不仁，他的所作所為，顯然稱不上是正直中和，它身上所散發出來的貪婪、驕橫和刻薄寡恩，嚴重地拉低了全社會的道德水準。
趙無恤萬般不是，可人家就是德行高尚，且有著禮賢下士、居安思危的優良品質，使得即便是他這樣一個毫無亮點的人也能取得戰爭的勝利。
正是因為有著如此強烈的反差，才更能夠印證儒家“仁者無敵”的偉大、光榮、正確。
司馬光也正是以此為據，得出了他引以為傲的結論，認為自古以來，凡是導致家國敗亡的，都是“才有餘而德不足”之人。
推而廣之，他還將這個結論引申到現實政治中，指出，“才德全盡謂之聖人，才德兼亡謂之愚人，德勝才謂之君子，才勝德謂之小人。”人主在選拔人才的過程中，要將候選人的德行作為考察的首要標準，而不能僅僅看這個人才能的大小。
如果你運氣不好，實在找不出一個能達到聖人、君子水平的人可以任用，那麼與其選擇有才無德的小人，倒還不如找一個無才無德的愚人。
因為“君子挾才以為善，小人挾才以為惡”，小人一旦受到重用，就會無惡不作。這種人因為有智謀、有能量、有勇力，一旦做起惡來，沒有人能夠控制得住他，造成的危害也難以預估。相反，愚人雖也無德，可由於他能力不逮，就算是想要作惡，也掀不起什麼風浪。
司馬光的缸
司馬光的這段話在我們如今很有市場，不少人至今都將其奉為金科玉律，視為擇人選人的黃金標準。但問題是，道德或者所謂的“德行”是一個虛無縹緲的東西，古往今來從來都沒有一個統一的標尺。
在此情況下，界定一個人的“德行”是否高尚，顯然要比判斷一個人是否是庸才難得多，這無異於是給《資治通鑑》最初的讀者——也即當世的帝王們——出了一個巨大的難題。
既然這項技術太難掌握，弟子們學不會，那麼做出這些論斷的老先生是否又做到位了呢？答案顯然是否定的。
司馬光編著《資治通鑑》時正處於人生的低谷，他眼睜睜地看著自己的政敵王安石在東京城裡與神宗皇帝一唱一和，搞變法、改古制混得風生水起，而自己卻只能在洛陽城中看著夕陽著書立說，心中的苦悶自是無處發洩。
他將自己所有的怒氣都傾注在這部鴻篇鉅製當中，同時也將對王安石的批判全都滲透在這字裡行間，這裡所提到的“小人挾才以為惡”很大程度上便是對變法者無情的影射。
如果一切都止步於此的話，司馬光必定會以其偉大的著述流芳千古，不會留下絲毫的汙點。然而，他對於王安石的恨意實在太深了，恨得即便是搞到讓自己身敗名裂，也決不允許對方的新法繼續為害人間。
王安石退隱後，尤其是隨著宋神宗的去世，司馬光不顧自己年事已高，毅然決然離開洛陽回到了汴京，用了不到一年的時間便將王安石多年的心血譭棄殆盡，完全不顧自己的做法是否符合君子的本義。
司馬光的極段做法給當世的人們樹立了一個惡劣的典型，使得此後的政治鬥爭完全脫離了現實社會的需求，陷入到了有關“君子”“小人”無休止的爭辯中去。
士大夫們但凡遇到政見不一的情況，往往不會就事論事去爭辯其中曲直，反而是如街頭掐架一般互相譏諷對方為小人。被攻擊者為了免於陷入道德困境，也不再關心國計民生，整個北宋王朝的政治風氣變得烏煙瘴氣。
這種讓人哭笑不得的政治鬥爭在此後幾十年中愈演愈烈，直到最後蔡京搞出了所謂的“元祐黨人碑”才算畫上了休止符，而大宋王朝令人回味的浩然之氣也由此被完全斬斷了。
司馬光譭棄王安石新法的影響還不止於此。
靖康之變後，宋高宗趙構在應天府倉皇登基，建立南宋。為了給天下人一個交代，同時也為自己的父親徽宗開脫，趙構將造成北宋衰落的根源都歸結於王安石“自任己見”“盡變神宗法度”，為王安石變法徹底定了性。
此後一直到明清兩代，人們一提到王安石，大都會認定其為北宋滅亡的罪魁禍首，這也無形中給那些試圖變法革新的人們製造了一道難以逾越的屏障。尤其是在張居正的改革失敗後，古代帝制王朝自我革新的基因更是蕩然無存，這些恐怕都與《資治通鑑》以及司馬光的道德理論有著脫不開的干係。
關於智瑤人設的諸多疑問
我們並不打算跟會砸缸的司馬光抬槓，因為這已經超出了本書所要討論的範疇。這裡需要指出的是，司馬光的德性論在具體的政治實踐中已經被證明是失敗的理論，其既不能指導北宋的政治生活，幫助頹敗的大宋帝國恢復漢唐氣象，對於上千年前人物是非得失的品評自然也難說是完全公道的。
至少在有關晉陽之戰的論述中，無論是前代的儒家學者，還是後來的司馬光，對於智瑤和趙無恤的評價都缺乏了最起碼的客觀公正。
世人皆以為趙無恤禮賢下士，而智瑤則刻薄寡恩、缺乏仁心，故而人人離心，其敗也可恥。可事實上，在有關晉陽之戰的通篇敘事當中，有關智瑤的人設是十分混亂的，甚至在不同的場景下還會出現自相矛盾的地方。
比如在智申選擇繼承人時，智果提出的反對意見中給智瑤畫了一個色彩鮮明的人物畫像，也即認為智瑤有五大優點，“美鬢長大則賢，射御足力則賢，伎藝畢給則賢，巧文辯惠則賢，強毅果敢則賢”，唯一的缺點便是“甚不仁”。
然而當進入實戰的時候，原本滿是優點的智瑤不見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個全程智商不在線，總體表現貪婪、自大且愚蠢、昏昧的角色。
在汾河大堤上，他可以當著韓魏兩家主君的面說出“吾乃今知水可以亡人國也”這樣的話；當身旁的智囊一再提醒，韓、魏兩家已有反意的時候，他不僅未能及時警覺，反而還大大咧咧地把這些話都轉述給對方；當韓魏兩家使出最原始的離間計為自己開脫的時候，他又照單全收，絲毫都不懷疑過對方的用心。
這種種跡象讓人不禁要產生疑惑，就這麼一個如蠢豬式的人物，是如何力壓三家那麼多年的？他的失敗分明是敗在了“蠢”字上，跟所謂的“不仁”又有什麼關係呢？
此外，在主要角色的臺詞中，我們經常可以看見這麼一句話，說是“知伯之為人，陽親而陰疏”“麁中而少親”。意思是說，智瑤這個人的殘暴是深植於內心的，從表面上看他是一個慈祥善良、和藹可親的長者，可實際上卻是睚眥必報、錙銖必較，眼裡容不下一點沙子的小人。這樣的人屬於是典型的笑面虎，你若是事事依從他還倒罷了，若有一事不遂其意，就保準會在背地裡暗算你。
智果在勸諫智申的時候也提到過，“宵之佷在面，瑤之佷在心”。智瑤雖然不仁，但卻不會把這些壞顯露在表面，可見是一個極有城府的人。
然而現實情況卻並非如此，在有限的史料中可見，智瑤是一個相當高調的壞人。在國際上，他敢指著鼻子把齊國的當家人田恆罵個狗血淋頭，在國內，對待同僚如趙無恤、韓虎等人也是極盡羞辱之能事，完全沒有一點城府的樣子，他所謂的“陽親而陰疏”又表現在哪裡了呢？
一些反例
與之相對應的是，素來為人們所稱頌的趙鞅、趙無恤父子，其道德品質也未必就如傳說中的那般高尚，智瑤身上存在的缺點，在他們的身上多少也有所顯現。
比如在趙鞅執政期間，由於其以一己之力打敗了有著眾多國際勢力支持的範氏、中行氏，真真的是軍功卓著，驕狂情緒自是難以掩飾，以至於連太史公都說他“趙名晉卿，實專晉權，奉邑侔於諸侯”，這股狂傲的架勢恐怕連智瑤都得甘拜下風。
至於趙無恤，《新序》中有一則故事，說是有一次，他連續飲酒五天五夜依然不止，對此他不僅不感到自責，反而還洋洋自得地跟一旁伺候的人說：“如今我連續喝了五天五夜，照樣是身體倍棒吃飯倍香，你說我這算不算是國士無雙？”
看到他的這幅恬不知恥的樣子，侍者優莫毫不客氣地指出：“您這也就是跟紂王的七天七夜差了兩天而已，沒什麼大不了的。”這則故事的真實性我們無法確證，但至少可以反映出趙無恤的一些人生態度，恐怕沒有傳說中那般無可挑剔。
至於說智瑤的不仁，我們同樣能夠在儒家系統瑣碎的史料中找到一些反例，比如在《 》一文中提到的豫讓和長兒子魚的故事，這些淹沒在浩瀚煙海中的故事都為我們提供了另外的視角，使得智瑤的形象更加立體生動。
同樣的，跟智瑤的“不仁”比起來，趙無恤也是不遑多讓的。晉陽之戰爆發之初，在討論趙氏究竟該選擇何處保守時，史料中便提到，趙無恤在長子城耗盡民力修築城牆，在邯鄲又搜刮民脂民膏以充實倉廩，兩地百姓皆對其恨之入骨。
這也就意味著，他所謂的仁義，無非也僅限於作為宗保之地的晉陽，其餘各地的百姓，未必就比智氏家族統治下的民眾更加幸福。
更讓人感到不寒而慄的是，趙無恤在滅掉智氏之後，竟然將智瑤的頭顱割下，在他的頭骨上塗漆用來製作酒器——若是智瑤取得勝利，他恐怕未必能做出這麼喪心病狂的事情來。從這些事例來看，趙無恤無論如何也稱不上是什麼仁君。
另外我們再從“貪婪”的角度做個對比。智瑤對於韓、魏兩家的態度雖然極其惡劣，但當智果等人提醒他韓魏將反的時候，他一再強調自己早已與對方協商，事成之後要三家平分趙氏之邑。且在言談之間，我們看到智瑤對於這兩個盟友有著充分的信任，他自己也是坦誠相見，並沒有看到他準備賴賬的想法。反觀兩家與趙氏合謀攻滅智氏後，得到的結果卻是“知氏之地，趙氏分則多十城”，兩家實際所得顯然縮水了，可見趙無恤的器量未必會比智瑤更寬廣。
趙無恤的為人與智瑤並沒有太大的差異，只是出於“成王敗寇”的思維定式，以及為親者隱、為尊者諱的傳統，史家更傾向於為勝利者唱讚歌，使得他的這些缺點並未太多的展現罷了。所謂“五十步笑百步”，既然兩個人半斤八兩，那麼當人們在讚美趙無恤這個“英主”的時候，大可不必拿智瑤的“不仁”來開涮，以顯示道德上的優越感。
之所以說這些，並不是要為智瑤翻案，僅僅是想說明，在儒家史觀下所塑造出來的這些形象，往往是有選擇性的，並不能作為戰爭勝負的真正原因來做考量。智瑤或許真的是一個驕橫不仁的人，但橫向來進行對比，作為戰勝者的趙無恤也未必就是什麼謙謙君子。若要真正弄明白晉陽之戰的成敗原因，我們有必要拋開儒家的視角，對整場戰爭的進程進行重新梳理。而在此之前，我們還有必要弄清楚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
晉出公究竟是何時出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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