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赵固仁
大明的风雨飘摇不在笔墨之间的操持所能挽回，而十七年的日夜忧劳的勤政，让崇祯身上更增添了悲壮的色彩。
17岁的朱由检在仓促之间被其兄朱由校撒手人寰之际将大明帝国交给了他。
虽然年轻，但是朱由检早已嗅到大明的危机重重早已经是山雨欲来。无论内政还是外患，如同即将溃散的大堤，因此，这位年轻人倾其全力力挽狂澜，而他所能做的就是勤政加勤学和勤俭。
天启皇帝朱由校
他曾对臣下说:“朕自御极以来，夙夜忧劳”，就是这样的情况下，自己再努力可是大臣们却“臣工习俗相沿，尚牵情面之故套，政事奉行不实，徒夸纸上之空言。”
为了全面带动大明的勤政风气，朱由检恢复了“谓召平台”制度，就是自己每天都要在自己讲读完毕，召见内阁辅臣和六部及都察院堂上官商讨帝国层面的各种问题，提出相应解决办法。辅臣施凤来赞颂新皇帝说:“召对臣下的传统废弛很久，皇上励精恢复，真是圣朝第一美政，天下何忧不治。”
然而这种召对在崇祯看来“含金量”却并不高，往往是听了内阁和各部大臣的毫无见解的对话后感到非常失望。甚至许多人的唠叨许久却没有一个能说到点子上去，这位年轻皇帝颇为疑惑地说:“难道这就是过去的所谓召对吗？”
崇祯画像
面对这种浮皮潦草式的对话，崇祯决定在召对的同时找来史官记载他们对话的过程，以此强化召对的严肃性。“召对诸臣仍用记住及谏官二员。”《思陵勤政记》
由于这种召对势必花费大量时间，为了避免政务被耽搁，他规定，今后除盛暑严寒时日，他坚持每天到文华殿处理公务，这样将臣下的所有奏章进行当面处理，所谓“分别可否，务求至当。”
勤政是这位新皇帝的第一标签，在勤政方面他与开国皇帝朱元璋大体相当。
在朱元璋登基的第二天，就对群臣进行告诫：“创业之初，其功实难，守成之后，其事尤难。”为此他想要通过自己的极限勤政来避免一切因懈怠而引发的后果。三十一年，他没睡过一次安稳觉“每旦星存而出，日入而休，虑患防范，如履薄冰，苟非有疾，不敢怠惰，以此自持，犹然不及。”他自述这样的日子时说：“夜卧不能安席，常常因为想起一件什么可能危及帝国安全的事，便一夜失眠。”勤政和忧虑甚至严重损害了朱元璋的健康，让他过早衰老。
朱元璋书法
仅以洪武十三年（1380）的八天内为例，朱元璋的书案旁收到了来自全国各地衙门奏札共1660件，一共涉及3391件事情需要其他亲自进行批示就是说，他每天要平均处理200多份奏折，400多件事，才能在八天内将这些政务处理完毕。即使到了临终期间，朱元璋还未停止处理政务，“上素少疾，及疾作，日临朝决事不倦如平时。”《朱元璋传》
“全国大大小小的政务，都要亲自处理。交给别人办，当然也可以切省精力、时间，但是第一他不放心，第二更重要的，这样做就慢慢大权旁落。……以此，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办公，批阅公文，一直到深夜没有休息，没有假期，也从不讲究调剂精神的文化娱乐。”
崇祯显然具备了大明最为勤政者之一的标签，直到崇祯15年，他依旧将勤政作为最重要的常态，每日临朝外，文武大臣如果有奏报的无论何时他都予以召见，并且规定身边人不得有任何阻拦“敢有壅蔽阻挡者，以奸欺论斩”。
此外，崇祯的身上最宝贵的品质就是善于学习，不管形势如何危急，从未放下书本，某种程度上，他并非单独热爱读书，而是希望从经典里的祖宗之法找出挽救大明王朝的办法。“上喜读书，各宫玉座左右俱置卷帙，坐则随手批览。尝作《四书》八股文，以示群臣，因而颁行天下，士子咸诵焉。”
当时有个叫倪元璐的大臣，担任崇祯讲官之职，一次讲到经书中“生财有大道”借机向崇祯阐述加派赋税的害处。这在当时也是崇祯最遭人非议的辽饷、剿饷、练饷的三饷加派，以至于当时百姓怨声载道，并借“崇祯“的谐音，戏称他为“重征”。崇祯听了果然大怒，训斥他，倪元璐听了不急不缓解释说：“臣儒者，所陈虽是本头书生语，然不敢怀利以事君。”说得崇祯一时语塞。第二天，崇祯竟然对着内阁辅臣的面向倪元璐表示歉意：“讲筵有问难而无诘责，昨日之言朕甚悔之。”
辽东局势图
除此之外，崇祯心底还是希望在其不断努力下，能够挽回大局，在册封皇太子时后，更是苦心孤诣对其教育。一次与内阁辅臣议论到太子教育的问题时，他郑重地从一个黄匣子里拿出他亲自书写的《钦定官属约八条》，都是对太子和其身边人员管理条例，甚至细化到不得离间和结交，不得擅作威福，不得言动非礼等细节上。当臣下读完这八条规定后，特意问崇祯“戒饬官属，是内是外？”崇祯颇为感慨动情地说：“是内员，此朕亲经历的。向朕在慈庆宫住，得知此辈情弊，专行离间，朕朝皇兄熹宗，并不交接一言。先帝朴实，被他蒙蔽。”说到伤心处，崇祯竟然流出眼泪。紧接着又对太子身边的服饰人员和伴读都一一作出安排。
越到最后，崇祯对自我约束越来越严格，甚至近乎于苛刻，他给自己定了一个长期斋戒计划，穿布衣吃素食《明史》，为此他发布了一道谕旨：“朕念皇考皇妣，终身蔬布”。内阁辅臣上疏劝说崇祯不必如此刻薄对待自己，有的臣下甚至以为崇祯这是作秀而已，一直到崇祯十六年的时候，他还在坚持带头节约开支：“先自朕躬始，若祀典丰洁，仍旧不敢议减外，朕久服浣濯之衣，此无可议。”接着他又大量裁撤宫中吃用，减少宫女十分之三，自己的膳食开销减掉50%，后妃以及宫女太监减去40%和30%，这种大规模削减宫中开支目的在于带动地方上行下效，以此纠正奢靡之风和集中财力物力用于维护庞大军费开支。一个月后，当他知道内外大小官员未能按照他的标准依然“奢侈相高，贪僭嚣凌”，气愤非常，并再次重申“崇俭去奢，宜自朕始”的旨意，除了以前宣布的减去吃穿用度外，又宣布只有重大节庆典礼才可以使用金银器皿，其他日常生活一律改用锡器、木器、瓷器，希望内外文武诸臣能够效仿，并要见诸行动，如仍置若罔闻，依旧奢靡宴乐，拜谒馈赠一掷千金，必将严惩不贷《思陵典礼记》。
影视画面
崇祯在推进这项事情上果然能够做出严格表率，只是让他出乎意料的是，运作改变帝国风气比打一场胜仗更难，这样的时候，这个当家人以一人之力苦苦求索。甚至他将万历年间宫中所村存的上佳野山人参，去换回几万两银子贴补国用。有一次他在讲筵，发现自己所穿的衣袖子已破损，露在外边很不雅观，不时地把它塞进去遮掩，感动的一旁官员为之流泪。
崇祯的后宫风气较为端正，因为他平时不苟言笑，对身旁人很有约束力，这些后宫嫔妃们都能和崇祯一样吃粗茶淡饭，穿着布衣。“宫中常服布衣，茹素食，与先帝同尚节俭，一切女红纺织，皆身自为之。”
清朝官方修撰
然而“上焦劳天下十有七年，恭俭似孝宗，英果类世庙（嘉靖帝），白皙丰下，瞻瞻非常，音吐如钟，处分机速，读书日盈尺，手笔逼似欧阳率更。有文武才，善骑，尝西苑试马，从驾者莫能及。”《绥寇纪略》。这是在崇祯死后，遗老们对其做出的高度评价，对其人格表示佩服。对于崇祯帝的遭遇历代史家均给予了同情和相对正面评价，《明史》更是认为“明之亡实亡于神宗”、“思宗而在万历以前，非亡国之君也，在天启之后，则必亡而已矣。”《明清史讲义》，类似这样的对于亡国之君一致的同情和理解，在历朝历代实属罕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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