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康熙帝的一生是最具傳奇的一生，也是奠定大清統治基礎的一生，除鰲拜、平三藩、收臺灣，每一個策略都對後來形勢的發展產生深遠影響。尤其是平定三藩，對統一全國和加強中央集權的意義更為突出，可是在對尚氏一族的處理上，卻給人留下不少爭議。如果說吳三桂和耿精忠屬於“咎由自取”的話，始終對大清忠心耿耿的尚氏一門同樣以悲劇收場就顯得有點含冤帶屈......

三藩的不合時宜

大清關前後，無論是皇太極、多爾袞、還是順治，都十分重視漢人在統一過程中所發揮的作用，對於這些人的賞賜從不吝嗇，而像吳三桂、尚可喜、耿精忠這樣既有突出貢獻、又有區域基礎的地方勢力，都被委以重任、封王建藩，三藩就是這一歷史背景下的產物。藩王的稱號既是一種褒獎，也是一種拉攏手段，正是有了他們的存在，朝廷才可以放心地將更多精力投入到其他地方的統一中去

說完三藩由來，再看大清初期在政治制度上的探尋：努爾哈赤時期，先是與舒爾哈齊“二人同位”，然後出臺了“四大貝勒參政”，晚期又推出了“八王議政”，從這些變遷中不難看出，努爾哈赤是希望建立一種更“民主”的政治制度，就像八王地位平等、可以選舉大汗的同時也可以罷黜大汗等環節，這在當時是一種比較“超前”的意識，但是也有一個弊端，那就是將權利過度分散。到了皇太極時期，雖然皇太極是名義上的“大汗”，但是在行政上卻處處受制其他三位貝勒，加強集權已經刻不容緩，而他所採取的策略就是增設“議政大臣”，間接削弱其他貝勒的話語權。多爾袞和順治時期，首要任務依然是統一全國，所以在加強集權上並沒有太大進步

到了康熙時，扳倒鰲拜後最先實施的一個政策就是重開經筵，在施政經驗的學習過程中，康熙越來越意識到加強中央集權的必要性，因為大唐的滅亡就是最好的證明。但是加強集權勢必會壓縮、或者取消藩王的勢力，這就是一個矛盾點的存在，更重要的是當時每位藩王都擁有屬於自己的軍隊，像吳三桂，手下兵馬達到五十二佐領之多，尚可喜和耿精忠每人也有十五佐領，同時還統轄一定數量的綠營兵，這也註定撤藩不會輕而易舉

龐大的軍隊必然造成高昂的開支，朝廷的軍餉依然是主導，但是，這些地方為了擴充財力，也會頒佈一些地方性的條例，有不少都與朝廷的條例相左，於是就出現了“一區兩制”的尷尬局面。雖然當時朝廷也向這些地區派出了總督、巡撫等人進行監管，但這些人在邊陲王爺們面前形同虛設，根本沒有什麼話語權。這些藩王簡直就是唐朝“藩鎮”的照搬模式，時刻刺激著逐漸成熟的康熙

康熙撤藩的決心

據《清聖祖實錄》記載，康熙在親政之後就將“三藩、河務、漕運”當做工作重心，並書寫下來“懸於宮中柱上，夙夜堇念”。康熙將“三藩”放在首位不是沒有原因的，因為三藩都是投誠人員，固然有尚可喜的真心實意，但也有吳三桂的“不得已而為之”，誰也保不準他們會一直忠心下去，康熙一直都在尋找撤藩的突破口，尚可喜的請辭無疑給了他一個大好時機。

尚可喜鎮守廣東二十餘年，隨著年齡的增高，他向朝廷提出了辭呈，但是卻希望由他的兒子尚之信來繼承他的藩王爵位。康熙答應了他“襲爵”的要求，趁此提出撤藩。這一舉措遭到不少朝臣的反對，因為常年征戰剛剛結束，民眾需要休養生息，一旦強硬撤藩，可能再度點燃戰火。可是康熙認為這是一個千載難逢的機會，而且如果繼續放任藩王做大做強，以後撤藩就更是難上加難，於是，他力排眾議，下旨撤藩，結果不出所料，吳三桂率先謀反，耿精忠、孫延齡等接連呼應，他們聯合臺灣的鄭氏政權，形成席捲之勢。康熙帝不惜一切代價，調兵遣將，直到康熙二十年才結束了這場持續八年之久的戰亂，這就是我們所說的“三藩之亂”

忠心耿耿

戰爭結束後，為了宣揚戰功，清政府很快就編撰出《平定三逆方略》，書中將吳三桂、耿精忠、尚之信列為這次叛亂的首領，對於吳三桂和耿精忠，根本找不到太多的理由去為他們辯護，可是對於尚之信，這顯然有失偏頗，甚至可以說成是一種“不公”，原因有二：

尚可喜是康熙十二年主動提出歸老遼東的，他當時的奏摺是：

我臣年七十，精力已衰，願歸老遼東。有舊賜地畝房舍，乞仍賜給。臣量帶兩佐領兵甲並藩下閒丁孤寡老弱四千三百九十四家，共計兩萬四千三百七十五名口。其歸途伕役口糧，請敕部撥給。

臣年老且病，請以王爵令臣子尚之信承襲

（《清聖祖實錄》）

然而吏部的回覆卻是：“查藩王見存，子無移襲之例，應毋庸議”；議政王大臣在討論後同意尚可喜歸老遼東，但是話鋒一轉：

若尚之信仍帶領官兵居住粵東，則是父子分離，而藩下官兵、父子、兄弟、宗族亦至分離。今粵省已經底定，既議遷移，似應將該藩家屬、官兵均行遷移。惟廣東左右兩營綠旗官兵，仍留該省

（《清三藩史料》、《清聖祖實錄》皆有記載）

尚可喜的意思很清楚，就是自己歸老遼東，由兒子尚之信繼承爵位，保留軍事實力和既得利益；朝廷的意思更清楚，那就是現在廣東已經平定，既然要走，就全部撤走，給出的理由還很人性化——以免宗族分離，不言而喻，就是要撤藩。

這種安排強烈刺激著其他藩王，也是其他藩王起兵的原因所在。按照常理，刺激最大的應該是尚可喜父子，他們最應該不滿，也最應該先反，然而再看尚可喜父子，雖然自己的要求和朝廷的旨意有著巨大的落差，但是尚可喜父子還是遵旨行事，積極進行回遼東的準備。從這一點看，尚可喜父子根本沒有謀反之心，可是這種委曲求全並沒有換來朝廷的信任

其二：

吳三桂起兵時，尚可喜父子積極投入到平叛中去。

當時，尚可喜主政廣東，在吳三桂起兵後三年的時間裡，尚可喜一直都在抵制吳三桂，不僅“執三桂使，奏其逆書”，嚴拒吳三桂的策反，而且在外部環境極其困難的情況下，依然堅守廣東，使叛軍勢力始終不能合攏，只能各自為戰。吳三桂、耿精忠、臺灣鄭經一度將廣東隔絕成一個孤島，但是，尚可喜父子卻從未放棄抵抗。期間雖然也傳出尚可喜父子不合的謠言，但是，當尚可喜上疏為尚之信請功時（尚之信救援江西有功），朝廷還是下令嘉獎“加少傅，仍兼太子太保”。（《清代檔案史料選編》）

不但堅守廣東，還援助江西，說尚可喜父子對朝廷不忠，有人信嗎？

歸降吳三桂

尚可喜父子一直都在抵抗嗎？不，尚之信在康熙十五年確實改旗換號投靠了吳三桂，這也是人們將尚可喜列入“三藩之亂”的原因。可是看看當時的環境是什麼？尚可喜病重，鄭經勢力和吳三桂勢力東西夾攻，朝廷委派的總督、巡撫、乃至一些尚可喜手下將領都開始倒戈，廣東危機空前，而且，多次求援卻始終得不到朝廷的回應，為了自保，尚之信決定投降吳三桂

尚之信投降之初，尚可喜還在，直到他去世前幾個月，他還召見廣西巡撫傅弘烈，希望他能與尚之信聯手，“將兩粵復還朝廷”（《傅忠毅公全集》）。這說明當時雖然尚可喜默認了尚之信的降吳，但是，心向朝廷的政治立場卻並沒有動搖，尚可喜死後，尚之信也是按照父親的遺囑行事，但在清朝的文獻資料中卻總是將尚之信和尚可喜區別對待，對尚之信的誇獎少之又少。即使對於尚可喜，他們其實也從未信任過，當清兵攻入廣州後，為了驗證尚可喜的忠心，竟然開棺驗屍，見到“冠服皆遵國制”才對尚可喜加以肯定（《聖武記》），對任何人而言，這種所謂的“驗證”，都更像是一種侮辱

另外一點就是，在叛清初期，尚之信就密奏朝廷，陳述了當時的苦衷；當清兵開始從福建、江西推進時，更是冒險奏請朝廷派兵南下廣東，自己隨時接應，這時雙方配合默契、毫無間隙。康熙也頒佈一道旨意對其進行褒獎：

今覽爾密奏稱‘父子世受國恩，斷不敢懷異念，願立功贖罪來迎大軍’。知爾父子不忘報國，因事出倉促，致成變異。朕心甚為惻憫。今特降旨，將爾以往之罪並爾屬下官兵概行赦免。倘能相機剿賊，立功自效，仍加恩優敘

（《平定三逆方略》）

康熙是這麼說的，也是這麼做的，在尚之信歸順之後，康熙帝立即兌現，“命之信襲其父可喜平南親王爵”，尚之信叛清的問題似乎已經有了答案。可誰也想不到，平靜中卻醞釀著一場危機

賜死

康熙十九年，尚之信被清廷以“不忠不孝、罪大惡極”為由賜死，議政王大臣甚至擬以“當謀反律”棄市，康熙“姑念曾授親王，從寬賜死”。

對清廷忠心耿耿的尚之信以這樣的悲劇形式收場著實讓人唏噓不已，立足事實，他的罪名確實很難成立：

“不忠”是指對國家、君王有異心，可縱觀尚氏一族，不管朝廷下旨撤藩、還是迫於無奈歸附吳三桂、包括最後反吳降清，他們始終都以“大清臣子”自居，何來“不忠”？

“不孝”是對長輩而言，尚之信和他父親尚可喜之間可能存在矛盾，但尚可喜始終是信任尚之信的，而尚之信在尚可喜死後也始終遵循父親的遺願，時刻做好歸降大清的準備，何來“不孝”？

以“不忠不孝”為託詞，換而言之就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康熙四十一年，康熙專發上諭，認為尚之信被“誣陷不實”，下令對其家屬進行赦免，還專門要求對其妻子予以眷顧（《清聖祖實錄》），這等於是在間接為尚之信平反，可是，直到臨終，康熙也沒有將“三藩”、“三逆”改成“兩藩”、“兩逆”

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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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為什麼要置尚之信於死地？最根本原因還是為了實現撤藩，加強中央集權。康熙從最初的“拒絕襲爵”到後來的“加封親王”，這種轉變都在根據形勢而變，“拒絕襲爵”時天下太平，朝廷有能力掌控局勢；而“加封親王”是為了儘快剿滅吳三桂。從以前的“撤亦反、不撤亦反”，到後來的“反亦撤、不反亦撤”，這都表露出康熙加強中央集權的決心，任何與此相悖的理念都不允許存在。康熙是否真正信任過尚之信我們不知道，但是，他不時透露出要嚴懲叛降官員的信號，卻為日後處決尚之信埋下伏筆

其實，“三藩”的悲劇也就是尚之信的悲劇，他們都是滿清統治者的工具而已。“三藩”設置的初衷就是為了維護滿清的統治，可隨著形勢一片好轉，朝廷已經不允許有割據中央權力的地方勢力存在，所以，撤藩就勢在必行，而藩王們的命運也可想而知，尚之信也就成為了一個犧牲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