熱切的期盼中，中國沒能等來第二位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

莫言的期待也再次落了空。在過去許多公開場合裡，他曾多次提到一個心願：

“希望中國能儘快出第二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那樣，焦點都集中到他身上，我就可以躲到一邊安靜寫作了。”

自從2012年成為第一位中國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7年來，焦點從未從他的身上移開過。

有媒體在2016年做過一次統計，莫言得獎後的1500天裡，他去了全世界至少34個不同的城市，參加過18次講座、26次會議，更是題了幾千次字、簽了幾萬個名。

1500天裡，唯獨缺少新作品問世。

那時的莫言疲於應對接踵而至的需要他出席的場合，他曾承認，自己在2013年一整年沒有讀過一本書。

2013年中澳文學論壇上，另一位諾獎得主庫切不無惋惜地說道，“我非常同情莫言先生，諾獎有的時候頒給正處於寫作生涯中間狀態的作家……確實會有影響干擾的效果。”

如今時間來到了2019年10月，距離獲獎後的第1500天又過去了1000多個日夜。

這1000多天是令人欣慰的。莫言終於又陸續在《收穫》《人民文學》等重要文學刊物上發表新作品，其中有小說，也有詩歌和劇本。在此期間，他還迷上了書法。最近，他出了一套作品全編《莫言作品典藏大系》。

種種跡象表明，身為作家的莫言正在慢慢迴歸。

同樣改變的或許還有心態。大眾的高度關注曾令他飽受困擾，現在的莫言嘗試著換個角度去理解它的存在，在接受《十點人物誌》採訪時他說：

“大家對我的關注高了，這未必不是件好事兒，與時代保持密切的關聯，才能讓作品與時俱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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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鼎諾獎7年後，莫言有了新的變化。

以下是他的自述：

獲獎之後事情變多 未必是件壞事

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之後，有人說我作品少了。客觀地講，首先是大家對我的關注度提高了，其次我的事情也多了，有很多事情必須得做，這勢必會使創作時間受到一些擠壓。

但這也未必不是一件好事兒，一個人也不能一天到晚天天坐在書桌前。人需要生活，需要跟外界接觸，需要與時代保持一種密切的關聯，這樣才能使自己的作品與時俱進。

所以從這個意義上來講，獲獎之後事情多也未必是壞事兒。

再者，我也不會再像年輕時那樣過多追求作品的數量。記得當初在解放軍藝術學院，同學之間比賽，好像誰在一年內發表的作品最多，誰就能受到大家的尊重。這樣的年紀已經過去了，作品還是要儘量寫得好，與其發表10篇一般般的小說，還不如發表一篇比較好的小說。

最近幾年，我進行了一些多文體的嘗試，戲劇、話劇、詩歌，小小說和筆記體小說也大概寫了幾十篇，甚至在寫毛筆字的時候也即興寫出一些很短的文字來。

倒不是說嘗試這些文體是為了給寫長篇小說練手，因為這些文本本身就有很高的審美價值，要把它們寫好也並不容易。比如說筆記小說，看起來寥寥數語，但通過這寥寥數語表達的思想，也許是一部長篇都難以表述出來的。此外像戲曲、話劇這種文體，要求就更高了。

儘量用多種文體來拓展自己的創作視野，拓寬自己的思路，開闊自己的眼界。說不上是為寫長篇小說做準備，我在寫這些文體的過程中就已經充滿了創作激情和樂趣。

至於外界的評價，我不是很在意。外人的評價是很難進入內心的，他們只是根據一些可量化的標準來衡量你。

真正對自己評價最準的，還是你自己。給自己設立的目標實現了沒有？追求的東西實現了沒有？如果實現了，那我會感覺自己完成得不錯。如果僅有外界給你的虛名，但你心中認為最神聖的東西遠遠沒有實現，那麼我對自己的評價也不會太高。

我自己的小目標，還是要寫點東西，目前已經有一些關於小說的構思。

有了外界給予的榮譽之後再寫新的東西，要說沒有顧慮是不可能的，也是不誠實的。在作品發表之前我會反覆看、隨時看、隨時改，希望能獲得大家的肯定，人都是這樣的。

無論多麼老，這點虛榮心還是有的。

另外，現在寫出來的小說在什麼水準線上，自己是基本知道的。如果讀者讀完之後認為作品有突破，有新的元素出現了，我當然會很高興。

也會有讀者指出來，什麼地方應該擺脫過去的老路子，關於這一點自己也要保持警醒。作家跟任何職業一樣都是有侷限性的，侷限受多方面的決定，體質、出身、學養……所以一個作家想要源源不斷地創新、徹頭徹尾地創新，這個其實很難做到。

我們這代作家底子差 先寫小說後識字

今年浙江文藝出版社出了26卷本的《莫言作品典藏大系》，把我的作品一部部排列開來，有一種編年史的感覺。作家的進步與退步、創作中的起起伏伏，通過全集是能夠看出來的。

我從事文學創作快40年了，全集裡一些年輕時候寫的作品，由於受到個人經驗及時代的限制，有諸多令我不滿意的地方。但是不諱少作嘛，如果現在再重新修改一遍，第一沒有時間，第二也顯得不正式。

那些作品，當年就是那樣寫的，相信讀者會通過文本回憶或想象當時的環境，也由此看到一個作家逐步成長的歷史。為什麼要出全集？就是向新讀者展示一個作家的心路歷程。

很多人都會問我，你最喜歡自己的哪部作品？這真的很難評價。我的寫作是分階段的，中年之後寫的作品當然各方面比較成熟，但這不能否定初期寫作時“初生牛犢不怕虎”的勇氣。

比如《紅高粱》這部小說，在寫作技巧上有很多值得商榷的地方，包括語言的通順、詞語的用法等等，都可以更加規範一些。但一旦把這些修改掉了，那就不是《紅高粱》了，所以很難用現在去否定過去。

像《生死疲勞》《豐乳肥臀》《檀香刑》《酒國》，我真的很難分出它們哪一個應該排第一，因為都各有側重。

《生死疲勞》讓我感覺比較滿意的，是在結構上藉助六道輪迴，這樣一個不屈靈魂的轉世，通過動物之言觀看人類社會的變遷，這樣的結構還是比較新穎的。另外，語言也是流暢的，寫到動物的時候，狂歡的精神體現出來了。

最重要的一點，這部小說塑造了一些比較典型的人物形象，像藍臉，一個頑固地與時代對抗的人物，後來被時代證明了他的正確性，這是值得歷史學家反思的一個現象。

《豐乳肥臀》是家族小說，寫了那樣一個母親、那麼一個漫長的歷史，也塑造了像上官金童這樣永遠長不大的男人，永遠離不開母親的巨嬰。

《檀香刑》，更有個性的小說，塑造了一批不為人知的人物，有罪犯，有劊子手。另外，小說藉助了戲曲的形式，也是我對戲曲的感恩和致敬。

《酒國》，在90年代初也算是把一種極其複雜的拼圖式結構做到極致；《紅高粱》把戰爭小說換了一種寫法，上個世紀80年代中期舊有文學觀念還很深入人心，這種寫法還是引起了一定震動的。

要我說，自己的作品只能每一部都分析一遍，如果要排出一二三四，對我來說比較困難。當然，讀者可以排。

現在回頭想，如果在1979年的時候，我說我要寫作40年，那感覺真是太漫長了，“哎喲，40年啊，什麼時候才能熬到”。但現在真到了2019年，1979年彷彿就在眼前，一轉眼就過去了。

年輕時順時針往前看，好像日子非常遙遠，幾十年太遠了；但逆時針往後看，回想起10年前5年前，就感覺非常短暫。實際上時光是非常快的、不知不覺的，從青年人變成老年人的過程誰都攔不住，所以就只有更加勤奮、更加努力地寫作，才能不負光陰。

我們這一代作家，大多在上個世紀50年代60年代出生，嚴格地講，我們的文字文學基礎比較差。那時候學校基本不學習，所以我們這批作家，面臨著先寫小說後識字的過程。

現在我寫書法或寫詩歌，必須先要正音，瞭解這個字的演變過程、來龍去脈，需要從最基本的“小學”訓詁補課。

當然古人講了，“老而好學，如炳燭之明”，我是先寫小說後識字，現在到了識字的過程。

我對糧食始終充滿了崇拜

海明威說過，不幸的童年是作家的搖籃。一個人性格的養成，跟童年時期的各種遭遇有關係，很多作家的處女作也往往用童年視角寫成。

我小學五年級就早早輟學了。那時候辦人民公社，我力氣不夠，幹不了成年人的活，只好去放牛放羊，一個人牽著一兩隻羊在遼闊的草地上，為了讓羊吃得更飽，我中午也不回家，就帶著一塊饅頭吃。

有時候連饅頭也沒有，只是兩塊地瓜、一塊餅子。一個人在田地裡，當時不知道什麼叫孤獨，就是覺得特別想和人說話，但沒有交流對象；你大喊大叫，也沒有聽眾。這樣讓我感覺很恐怖。

說到童年有什麼夢想，夢想是不斷變化的。當年餓得半死的時候，夢想就是趕快吃上一頓飽飯。還記得在60年代，聽著我母親和我嬸嬸用棒槌敲打野菜做飯的聲音，心裡就想，什麼時候能吃上一頓窩窩頭，一種玉米麵做的餅子，我們就心滿意足了。

後來吃上了玉米麵，就開始想，什麼時候能吃上小麥、吃上饅頭，就心滿意足了；吃上饅頭了，可能就想著吃魚吃肉了。生活物質上的夢想，是在不斷變化的，這跟人的慾望有關。

小時候對飢餓的記憶刻骨銘心，所以即使到了現在，我還是對糧食充滿了特殊感情。有時去超市，一到糧食區我就流連忘返，豌豆、黃豆、豇豆、綠豆，各種各樣的大米，捧到手裡聞到那個味道，心裡很感動。

我是農民出身，知道一粒米得來多麼不容易。所以我對糧食始終充滿了崇拜的心情，我崇拜糧食，糧食就是農民的宗教。

其他方面的夢想當然也有，文學夢想很小就有。先讀小人書，後來讀長篇小說、歷史小說，讀多了之後就會想，既然作家是一種職業，那麼我能不能行呢？文學夢想就此產生了。

當時我的鄰居是一個大學生，學中文的，被錯劃成右派遣返回鄉，變回和我們一樣的農民。在勞動的間隙，他經常給我講他認識的作家，他了解的文學知識，於是我就會比一般農村孩子多瞭解一些文學知識。

文學夢想的另一個源頭，是從小聽故事的經歷。愛聽故事是兒童的天性，正好我的爺爺奶奶父親母親們，每個人肚子裡都好像有講不完的故事。再者是集市上的說書人，還有好多說唱隊，當時縣裡組織了一些有文藝才能的人下鄉演出，管飯，還有少許報酬。

這種口頭文學對我的影響非常大，聽得多了，按耐不住想把聽到的故事轉述給別人。轉述不可能原封不動地講一遍，往往要添油加醋，這已經算是一種創作了。

現在講故事變成了我們社會的一個俗語，好像每個人都在講故事。音樂家用琴鍵講故事，美術家用色彩講故事，舞蹈家用身體講故事——小說家，當然用文字講故事。

我終於成為了一個講故事的人，實現了童年時期的願望。

做一個謙虛的人比較舒服

說起我的母親，她對我影響最深的就是農村婦女勤勞、任勞任怨、忍受苦難的能力。我覺得中國農民最大的特點就是忍，他們經常掛在嘴邊的一句話，沒有受不了的罪，只有享不了的福。

如果把中國農民放在一個非常艱苦的環境裡，他們也能活下去。這就是忍受苦難的能力，頑強的生命力，活下去的力量。這一點是我在農村這麼多年的深刻感受，也通過我的小說進行了淋漓盡致的展現。

還有我的父親。他一直教育我們“矮半頭”哲學：做人要謙虛謹慎，夾緊尾巴做人，別張揚、別咋呼，別有一點點成績就覺得世界盛不下你了。

我父親一直都是這樣做的，他對我們的榜樣作用很大。

記得1982年我剛剛提幹，那時候農村青年在部隊被提拔成軍官，對家庭來說是件大事，因為這意味著命運發生了變化，變成了國家的人，拿國家的工資，即使轉業後分配工作，也是脫離農村了。

當時提幹的信到了，我父親剛從地裡回來，看到信之後什麼話都沒說，只是從院子的水缸裡舀了一瓢涼水，咕嘟咕嘟喝下去，就扛著鋤頭回去下地了。

同樣是兒子被提幹這件事，父親的一個遠房本家則是直接跑到集市上，敲鑼打鼓喊著，我兒子提幹了，我兒子當軍官了。

兩位老人的區別太明顯了。我父親就是這樣一類人，他在我得諾貝爾文學獎之後對我說，你得了獎，並不代表你就是最好的作家，只能說你比較幸運，如果這個時候你趾高氣昂擺出一副獲獎者的嘴臉，會令人憎惡。

父親這種低調的做法，也許會有人批評說，你這是市儈。但我認為這還是對的，做一個謙虛的人，總比做一個趾高氣昂的人讓人舒服。

我現在60多歲了，隨著年齡漸長，對時間也越來越敏感，感覺到時光流逝越來越快。童年廣闊天地間放羊，覺得時間是那麼漫長，現在則彷彿20年一晃就過去了。

我從來不總結自己的人生，也不太好總結。曾經我在總結時用了一些比較誇張的語言，後來成為了無數人攻擊我的把柄。

所以要我現在說，我覺得自己就是一個跟大多數人沒什麼區別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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