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海雪原》，素以傳奇稱之。
“傳奇”一詞，析字而論：傳者，志也；奇者，怪也；傳奇者，志怪者也。通俗而言，即是指記錄奇聞異事。在50年代中期，這種傳奇性的文學作品成為了陰晴不定的文壇的一脈顯流，譬如《鐵道游擊隊》、《林海雪原》、《敵後武工隊》等等。在這類作品中，存活壽命最長（活得最好）的當屬《林海雪原》，它不僅成為了文革時期《智取威虎山》樣板戲的母本，也成為了新時期影視業的香餑餑，電視劇有之，電影有之。政治的熱情會消退，但俗世的興趣長盛不衰。傳奇，即是俗世懷中的馨香兒。
魯迅在《中國古代小說史略》中認為，中國古代的小說源於神話傳說，經由寓言、史傳、諸子文集，及至六朝志怪志人小說，逐漸顯出結構章法，到了唐代傳奇，則已較為完熟。因此，“傳奇”可徑直作為唐人小說的概稱。魯迅之說，算是談了“傳奇”的前世，而王國維則繼續談了“傳奇”的後世。王國維在《宋元戲曲史》中為“傳奇”這一文體作了這樣的線索梳理：大致經歷了從小說到諸宮調再到戲曲雜劇。
傳奇不僅貫穿了中國歷史上的整個敘事性文學，更重要的是，它始終與市民趣味走在一起。唐宋以來，伴隨著商貿活動的繁榮以及城市建設的推進，茶館酒肆中逐漸出現了一個市民階層。茶館雖是喝茶的，酒肆雖是吃酒的，但人們聚在這裡，絕不只是悶聲喝茶吃酒而已，大家總要嘮嗑嘮嗑。有什麼可助談資呢？自然是那些頂奇頂怪頂有趣的。這些，正是傳奇所長。因此，唐宋以來，傳奇的大發展，大繁榮，都離不開喝茶吃酒的閒人們的捧場。
不過，正如現在的學院派文人看不上網絡文學，當時的正統文人也看不起勾欄瓦肆的市民傳奇。作這類傳奇小說的，大多是仰以謀生的落魄文人，且不願署上自己的真名真姓，將之視為一種不值誇耀，甚至見不得人的事。這一點，倒與我們現在的情況大為不同。如今的網絡寫手，從不會以寫網絡小說為恥，也不會以寫一部爛小說為恥，甚至還很願意將自己不入流的小說包裝出版，毫不計較浪費紙張幾何。因為，在當下讀書識字的人看來，寫小說終究是件體面的事。
對於古今小說地位的這番變革，自然要給梁啟超記一等功。梁啟超在他那篇著名的《論小說與群治之關係》中，對小說的社會價值作了史無前例的評價，認為“新道德”、“新宗教”、“新民心”等國民革新的前提，就在於“新小說”。但值得一提的是，梁啟超之所以鼓吹“小說為文學之最上乘”，並不是出於對中國傳統小說的價值重估，而是來自西方文化的啟發。
梁啟超在他主辦的《新小說第一號》的發刊詞中，即談到：“小說為文學之最上乘，近世學於域外者多能言之。”事實上，梁啟超對中國傳統的以狀元宰相、才子佳人、江湖盜賊為主題的小說頗不以為然。因此，在梁啟超的語境中，要居文學之最上乘的小說，不是“舊小說”，而是“新小說”，這自然會剔除了不少傳奇因素。
梁啟超給娛樂消遣的小說加上了一副救國啟蒙的重擔。無論這合理與否，在20世紀的大部分時間裡，主流的小說作品都跟著梁啟超的思路往前走，講究文學的社會功能。五四新文學、革命文學、左翼文學、抗戰文學、十七年文學、文革文學，及至改革開放初期的各類文學思潮，都圍著社會問題打轉，甚至有些時候是圍著政治號令打轉。
但是，在此之外，其實也有一部分“舊小說”在時代浪潮的底下自在地流著，譬如鴛鴦蝴蝶派。他們被正統的文學史視為“他者”，幾無立足之地，但是在現實歷史中，他們的影響與擁躉絕不比正統的主流文學少。即便處於動亂的年代，還是有一批人要吃酒喝茶，要尋歡作樂，可作談資的傳奇不能少。
那麼，傳奇色彩頗為濃厚的《林海雪原》，是如何進入那個凡事都要談政治的年代的呢？這裡，自然有一個改頭換面的過程。主人公少劍波年少入伍，22歲便擔任團參謀並以升任團長收尾，這是舊小說狀元宰相思想的翻版；機警睿智的參謀長少劍波與美麗善良的衛生員白茹的愛情故事，是舊小說才子佳人故事的翻版；消滅燒殺劫掠、無惡不作的特務與土匪，又是舊小說斬妖除魔的翻版。簡而言之，《林海雪原》融匯了傳統的公案小說、言情小說、妖魔小說諸種通俗因子，是“新小說”與“舊小說”的一次合體。
據說，《林海雪原》出版一年，便印行了50萬冊；在文革之前，已印行了500萬冊。《林海雪原》在工人、農民、學生等各類群體中都引起了極大的反響。在我看來，《林海雪原》之所以能獲得讀者市場的成功，關鍵不在於它所更換的臉譜，而是它所容納的人生母題：愛情、事業、正義。無論什麼樣的年代，人們對這三個話題始終抱有高昂的熱情。因為他們時常在生活中缺席，需要文學的幻想來滿足。
在不同的年代，愛情、事業、正義都有不同的內涵與表述。在50年代，是階級優先於愛情，是革命領導愛情，然而《林海雪原》中的愛情是比較本色的，儘管少劍波死命地板著臉，但仍掩蓋不了古典的男才女貌的套路。正因為如此，《林海雪原》在當時所受到的批評之一就是愛情的資產階級化，沒有像同期的《青春之歌》具有飽滿的階級覺悟。至於事業與正義，在50年代幾乎是合二為一的，最偉大的事業就是為共產主義社會而奮鬥，最偉大的正義就是捍衛共產主義事業，它們收編了一切的兒女情長。與之相反或偏離的，都不能出現在國家的文化宣傳之中。
對於一個實打實的傳奇來說，更見其特色的恐怕還不是愛情、事業、正義之類的人類母題，而是它的奇——一種現實中少有、甚至沒有的奇蹟。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太過貧乏，需要點奇蹟來作調料，這正是傳奇存在的初衷。《林海雪原》中的雪地速滑、以少勝多的戰鬥情景以及曲折遞進的情節發展，都最大限度地給予了讀者閱讀快感。對於熱衷通俗小說的人來說，這種欲罷不能的閱讀快感是極為熟悉的。但對於《林海雪原》來說，它除了在和平年代滿足群眾的戰鬥想象，鼓盪起建設新社會的熱情，還樹立了新政權的合法性並給它戴上奇蹟的光環。
不過，從建立新政權合法性的角度來看，令《林海雪原》廣受追捧的傳奇性也扮演著“成也蕭何，敗也蕭何”的角色。因為隸屬革命歷史小說的《林海雪原》，它的傳奇性很容易冒犯到歷史的真實性。雖然，歷史與文學不是同一回事，但是當時的多數群眾都把它當做同一回事。即便當下，這種情況也不少見，一種政治圖景在傳媒上頻繁出現之後，就會起到不論是非三人成虎的效果。據說有一次，HeLong軍長與作者曲波在同一所醫院碰面，賀龍便問：“你的夫人白茹同志怎麼沒有來？”（主人公少劍波的現實原型為作者曲波，但白茹純屬虛構）對小說與現實之混淆，堂堂軍長尚且如此，何況平頭百姓。
論及真實性，我們不妨說幾處《林海雪原》的幾處子虛烏有，由此見出曲波對“傳奇”苦心孤詣的構建。《林海雪原》中最酣暢痛快的可能就是戰鬥小分隊踩著雪橇風馳電掣的場景，然而正是這個最大亮點恰恰是完全虛構的，據曲波晚年的訪談透露：雪橇滑行的速度過快，在森林裡滑行其實很容易撞樹受傷，甚至重傷身亡。因此，當時的小分隊完全是在雪地裡徒步戰鬥。此外，足智多謀的楊子榮並未從林海雪原全身撤退，死於戰鬥中手槍受凍卡殼的意外；漂亮的小白鴿衛生員也是子虛烏有，小分隊只有一幫“臭男人”……總之，歷史現實中的戰鬥並無多少傳奇之處，小分隊的實際戰績是很有限的。
作為革命史的文學敘述，當時已有不少批評者對《林海雪原》的某些真實性產生了質疑。這種質疑的動力，一方面來自歷史真實對文學的誤置，另一方面則是對現實主義的尊崇。但是，《林海雪原》在當時並沒有就此被掀翻打倒，這與當時文藝政策的調整有關。在《林海雪原》出版的檔口，除了刮來一陣短暫的“百花齊放”的文藝春風之外，還提出了“革命的現實主義和革命的浪漫主義相結合”的創作口號。現實主義是社會主義文學的老傳統，而浪漫主義則是新添加的佐料。
從社會環境來講，在文藝政策中強調革命浪漫主義，很大程度上與當時冒進的國家發展戰略有關（大躍進）。文藝工作者們需要為“三年趕英，五年超美”的政治熱情敲敲花鼓，也需要為隨之而來的三年自然災害粉飾太平。現實主義的層層密雲被撥開了一個小口，一束浪漫主義的天光傾瀉而下。這個浪漫主義正好為《林海雪原》、《敵後武工隊》、《鐵道游擊隊》等傳奇性作品中過分渲染和誇張的虛構提供了政策支持。但實際上，即便沒有正式提出“兩結合”的口號，作為政治宣傳品的文學，多少都帶有浪漫主義的色彩，它們不會完全遵循歷史的本來面目。正如所有站在攝影鏡頭前的演員，都是化過妝的，從來不是現實的。
說到底，無論現實主義還是浪漫主義，它們都無法迴避虛構，虛構比一切的主義更親近小說。然而，藝術虛構是小說家的當行本色，政治虛構則是政治家的不二活計。
閱讀更多 未名書札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