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次活動的主題是“講故事的歷史學家”。它確實把史景遷最鮮明顯著的學術風格一下子突現出來了。真是一個好題目！不過要是再加上一個詞，我覺得它就會更加好。應該叫做“堅持講故事的歷史學家”。
為什麼？
從1966年發表他的第一部作品，直到退休之後繼續出書，與史景遷在這半個世紀的教學、研究和寫作相始終，歐美的中國史研究領域經歷了一系列的迅速轉變，有點像走馬燈那樣。
首先是從前長期佔支配地位的老式“漢學”傳統（Sinology），被中國研究的社會科學化潮流所取代。施堅雅在1967年提出的口號“漢學死了，中國研究萬歲”（Sinology is dead, long live China studies），可以看作是這一風氣演變的標識。
從上世紀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中國思想文化史（intellectual history）研究漸入佳境，與那時風頭最健的中國社會史研究並長爭雄。它應該反映出歷史學從社會科學化趨勢迴歸各種帶有人文取向的“宏大理論”（grand theories）觀照的又一轉向。馬爾庫塞、福柯、薩特、伽達默爾、哈貝馬斯、德里達、葛蘭西、年鑑學派、解構主義、後殖民主義、文本批評、底層研究、婦女及性別研究等等視角，紛紛進入西方中國研究領域。
再接著，到了二十一世紀初，學術陣營內又出現了讓歷史研究走出培育了太多無果之花的理論迷宮的呼聲。就在這些呼聲之中，有人提出應當讓歷史學回到“故事講述”。
轉過身來，這時他們發現有一個人其實一直在這樣做。他就是史景遷。在此前後，他在一個訪談裡淡定地評論說：大多數社會科學理論的流行都相當短暫，儘管偶然也會遇到馬克思或馬克斯·韋伯那樣影響深遠的理論家。他枚舉不久前還盛行不衰的各種理論說，它們中間的大多數，都在與我們邂逅之後黯然離去（passing us by）。甚至比這時更早幾年，他已在《追尋現代中國》第二版的序言裡宣稱：“無論我選擇什麼樣的理論，它都會被迅速淘汰掉。”
他就是這麼一個堅定不移地講故事的歷史學家。
中國人最熟悉的“講故事的歷史學家”，是西漢的司馬遷。《史記》裡很大一部分文字，用司馬遷自己的話來說，就在“述故事”。他實在是太喜歡講故事了，以致於按一個美國學者的看法，在寫作《史記》時，司馬遷經常會不由自主地失去對手中筆管的控制，放任故事本身的打動力去幹擾、甚至衝擊歷史學的標準。
史景遷
史景遷的漢語姓氏，來源於他的英文姓氏Spence的第一個音素s（>史）。景遷兩字，來源於他英文名字Jonathan的漢語諧音。它的前兩個音節因-n的連讀可以變作jon-na，在後一種情況下-na很容易變音為“疑”聲母的-nga，於是jon-na再變而為jon-nga，再轉音為後鼻音的jong。即jona>jonna >jonnga>jong，那就是“景”字讀音的來源。他英文名字的第三個音節-than，因為漢語裡沒有咬舌音-th，音譯時轉為-san，那就是“遷”字的來源。
在漢文中，景遷一詞有景仰、崇拜司馬遷的意思。不過坦率地說，這個漢文名字的含義對史景遷本人很可能沒有太多的意義。一方面，他很謙恭地說，自己不可能達到司馬遷那樣的高度。另一方面，出於兩個原因，事實上他也不太贊同司馬遷式的歷史書寫方式。所以他更願意強調的，是他與司馬遷之間的不同。
一個原因是，在充分肯定司馬遷著作裡豐富的敘事性同時，他認為司馬遷似乎不太在乎我們今天曆史學意義上的“真實性”問題。史景遷很認可文史相通的原則。他承認自己“極其投入地”（passionately）關注歷史寫作的風格問題。為了營造更深入的感染力，他甚至力圖使自己的書面表達逼近藝術的手法。可是他認為與“史”相通的那個“文”，應當是不包含小說在內的“文學”。也就是說，歷史寫作中的文學性，只能在不違背史料所提供的全部信息的受控範圍內來予以呈現。這對想把故事講得引人入勝的歷史學家來說，是一種高難度的挑戰。
史景遷以為自己與司馬遷的另一個不同之處，乃是他沒有司馬遷表達在《史記》裡的那種道德史學傾向，他稱後者為“強烈而博學的”道德裁判。他說，歷史學家並非時時事事都有必要從事道德判斷。他對司馬遷史學成就的認識或許不很全面。因為司馬遷對中國歷史編纂學最偉大的貢獻，恰恰在於他突破了被孔子或原始儒家極端強化和固化的歷史學的道德批判型態。但史景遷主觀上不想遵循道德批判的理路來書寫歷史，則是千真萬確的。
他聲稱，推動著自己寫歷史的最大興趣，在於“激起[讀者的]興趣”（my interest was in arousing interest）。他又說，在美國大學裡教歷史，他的最低期望，是在美國學校裡有人會讀他的《王氏之死》。也許這個學生讀後會說：“現在我想讀讀該作者的其它著作。”但其實這還不是史景遷最巴望聽見的讀者反應。他更希望聽見的，是那個學生說：“現在我真的很想了解中國的鄉村社會。”
他也從不試圖用自己的故事去推動讀者同情或者厭惡中國，而只是想激發他們繼續瞭解中國的進一步興趣。就此意義而言，他好像是要把自己的作品定位為一種“藥引子”，用來引導其它有直接療效的藥物成分得以到達病變部位。這是一種很低調的自我定位，同時我覺得它也是史景遷十分誠懇的真實想法。
當然，將更多獨立思考的空間留給讀者，而不是試圖以自己的是非好惡直接影響讀者，絕不意味著歷史學家可以在自己的書寫中不堅持基本的是非觀念、道德良知與根本的價值關懷。對史景遷有些作品持尖銳批評態度的阿里夫·德里克，這樣讚許史景遷表現在其作品字裡行間的兩個顯著特徵：他致力於從不同文化的差異之中探求人類共同本性的人文主義追求；他堅持的是不帶任何傲慢地面對不同社會之間文化差異的普遍主義立場。
因為懷有這樣的精神，我們才會在《改變中國》的“結論”部分，看見他批評從十七世紀初直到二十世紀中葉來到中國的外國顧問們，說他們都帶著唯我獨尊或君臨中國的心態。因此儘管“他們每個人都把一生的精華貢獻給了中國”，但是留給後人的卻是足以為前車之鑑的教訓，“而非鼓舞人心的宣傳”。他寫道：“如果中西雙方都對自己有了新的瞭解，至少還有機會不讓由來已久的誤認再度發生。”
正如德里克所說，雖然史景遷在大多數場合會避免直接針對他的講述對象作出判斷，但他還是讓其他人，歐洲的其他人，如馬克思或黑格爾，說出他自己的意思。德里克甚至從史景遷在經歷了不同寫作背景而完成的同一部著作裡，發現了他對中國問題的不完全一致的主觀情感。在熱衷於講故事、也極善於講故事的衝動和技巧背後，藏著他的一顆善良公正的心。
現在讓我們轉回來，談談史景遷是如何做到把歷史轉變成生動的故事來講述的。我覺得有三點值得注意。
首先，他是對細節擁有高度敏感的歷史學家，高度重視通過細節去把握並呈現世界。你們看，《王氏之死》展示了何其多的清初郯城縣鄉村日常生活的各種場景！
那是一幅對那裡的幾乎所有人們都“年年難過年年過”的圖畫，是對還處於“盛世”時代普通民眾生存環境的令人意想不到的寫照。正如作者所說，那些對整個歷史脈絡而言只屬於“小”危機的記錄，“對實際牽扯在內的人來說，則有絕對、攸關生死的重要性”。究竟是主張“宜粗不宜細”的“宏大敘事”本不該忽略這些令後人觸目驚心的歷史細節，還是史景遷對它們過於看重了？我想更值得引起我們警覺的恐怕還是前者。要擺脫被傳統史料描述鄉村關係的固定模式所閉鎖起來的各種實際生活信息，“從過去召喚出那些窮人和為人遺忘者的生活”，做起來比我們想象中要難得多。作者的成功嘗試之所以特別可貴，道理也正在這裡。
史景遷說，他一向把發現“令人入迷”的細節放在對理論的關注之前。當韓書瑞最先注意到八卦教徒們被捕後的供詞時，他們在交談中首先想到的不是理論，而是這批材料“告訴我們，人們是如何走到不顧一切危險地與國家為敵的地步的”。彭慕蘭讀到的史料反映出，淮北受僱用的看守人夜裡坐在田間溝渠上，隨時準備對付前來偷割莊稼的盜賊們。史景遷馬上說，從這裡你可以體察出一個深陷赤貧和絕望的農村社會，他們竟然還設法找錢，去僱人看護那片註定要丟失的莊稼地。當採訪者提及某個“重要的探索領域”時，這位老頑童機智地回應說：“那是一個令人入迷（fascinating）的領域。”
特別能激起史景遷“入迷”般的銳利反應的，是那些讓人能觸摸到的、與過去未曾處理過的歷史中各層面相關的細節。在求真的同時，歷史學自然還要求新。它不能滿足於天天嘮叨“人熱了要出汗，人餓了要吃飯”。老一套是很難真正“令人入迷”的。由他用故事來呈現的，總是與過去人們的印象不那麼一致的世界。那是一個首先被他發現，然後才是由他呈現出來的未曾被人見識的世界。這是史景遷的這麼多著作之所以多歷年歲而魅力不減的道理所在。
剩下的兩點，只好簡單說說了。
其次，故事總是人的故事。對故事講述的執迷，使史景遷幾乎天然地帶有一種傾向，把對個人的關注置於關注社會之前。他說，要在社會之中觀察個人，但也要在觀察社會之前就觀察個人，並用個人來圖解他所在的那個社會。在他看來，社會或國家原都是個人的派生物。社會應該與個人站在一起，把國家關進權力的籠子，而不是與國家合謀，一起膨脹為反噬或扼殺個人的異化力量。
既然如此，對人類本性以及人作為個體的主體性的探索和闡揚，也就會成為歷史書寫的道德目標。他明確肯定自己是有這樣的道德目標的，不過他更喜歡用敘事結構本身來表達特定道德評價和道德環境而已。對每一個新發現，他往往會說“這很好玩”（It is fantastic）。看來他是一個天真的人。天真總是與人性和良知相伴而行。沒有天真的人，也不會有人性和良知。
最後還要就講故事的歷史學與理論的關係問題補充幾句。史景遷不大願意多談理論，並且尤其反對理論先行。但誰要是認為講故事的歷史學可以與理論完全脫鉤，那他就未免走得太過頭了。
他對理論的態度，用他自己的話表達，或許可以概括為三點。一、他只選讀一些具有原創性的理論著作；二、如果覺得適用，他寧願“不指名道姓”（anonymously）地使用它們；三、這也就是用理論來形塑寫作者呈現信息的方式（let it shape the way I presented the information）。
說得再遠一點，過去數十年裡一陣接一陣令人眼花繚亂的理論新潮，也不全然是一場了無益處的瞎忙豁。有人說，它們就像海邊的潮漲潮落；海水退去，正是在海灘上揀取被潮水帶上來的各種貝殼的好時光。因此，經歷那一番潮漲潮落，對成長為合格的當代歷史學從業者而言，興許仍是某種必要的洗禮呢。
謝謝各位！
（本文系姚大力先生於“史景遷作品集”發佈會上所做演講的文字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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