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文學圈的聊天裡經常會聽到一個“新”名字：董夏青青。
其實，董夏青青也不算是寫作上的新人，這位生於1987年的女作家，2000年就在作家出版社出版了《校園風鈴》一書，2002年參加紀念沈從文誕辰100週年的鳳凰古城徵文大賽並獲得了一等獎，之後也一直在諸多文學雜誌上發表中短篇小說，2007年出版了《衚衕往事》一書。
但是董夏青青能獲得廣泛討論，還是因為最近幾年的寫作，包括小說題材、多重身份：新疆軍人、解放軍某部創作室創作員、獨生女、“80後”……
十多年前，出生在北京、成長於長沙的董夏青青，放下家中父母的暴怒，前赴新疆，與戍邊軍人生活在一起。從那時起，她身上的不同身份常常“打架”。她喜歡在新疆這片土地上創作，這裡既有戰友情的牽掛，也能找到解決中國問題的鑰匙。但她也是典型的獨生子女一代，遠離故土，年屆花甲的父母常常跟她唸叨：“你病了，父母無法照顧你，父母病了，也指望不上你”。
兩難之下，面對“你會一直留在新疆寫作嗎”這樣的問題，董夏青青坦言很矛盾：“我每天因為這個事情焦慮。留在新疆寫作很重要，但我也有作為人脆弱的一面。我爸說在家裡泡了一壺茶，想跟閨女喝個茶都沒機會。家裡燈泡忽然滅了，洗碗時發現碗碎裂成兩半，爸媽都會緊張。”
今年，董夏青青的短篇小說集《科恰裡特山下》出版，每一個故事都圍繞新疆軍人展開，極限環境中，有很多軍人像她一樣，需要與內心的困頓掙扎共處、應對理想與現實的撕扯。當代軍事文學發展到什麼樣的階段？“精神出軌的女兵”此類題材寫進軍事故事是否合適？作為一位女作家為什麼經常從男性的視角寫小說？近日，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就這些問題專訪了董夏青青。
董夏青青
澎湃新聞：在《科恰裡特山下》這篇小說中，你選擇從第一人稱男性視角切入，為什麼不從自身的女性身份出發寫作？
董夏青青：題材的緣故。女性視角有時會妨礙表達，讀者會期待你的手法特別細膩，這和我想展示的文學、美學風格不一致。採用男性視角，把我跟他們相處瞭解到的心理活動，直接以他們的視角呈現，衝擊力會更強。選擇男性視角也和我自己的成長背景有關，我家並不重男輕女，但我是獨生女，在家中只有一個孩子的時候，家長的情感還是會複雜一些，他們希望你像男孩一樣有出息，又希望你有個女孩樣，所以我一直比較男孩氣。這還跟我的閱讀有關係，我從小閱讀的作品大多出自男性作者，也很早接觸俄羅斯文學，被雄渾的風格吸引。我現在也開始嘗試學習像愛麗絲·門羅、安妮·普魯這樣的女作家的寫作方法，儘管前者更顯女性化，後者雌雄難辨。不過最終會根據題材，選擇合適的性別角度來講述。
澎湃新聞：軍事文學中女兵似乎更缺少為她們發聲、表達的作者，你沒考慮承擔這份責任嗎？
董夏青青：新疆女兵太少，一個旅級單位，就幾個女兵的配額，沒人來，領導也不願要，因為很難管理，而且周圍絕大多數都是男兵，她的安全、生活有很多不便之處，就索性不要了。而且像邊防連隊，為什麼只有男人？因為女人在這裡受不了。《何日君再來》跟《旱獺》兩篇小說裡，我都提到一個情節，就是跟著軍醫去巡診。北疆有個連隊，他們的軍旗是全國唯一一個不掛在旗杆上，而是做成鐵板的軍旗，因為他們做過測試，六個小時內，掛在戶外的軍旗、衣服，都會被吹成爛布條子。也打不了傘，有天，我跟著軍醫去巡診，當時感覺無所謂，我說我的傘是德國的，扛風，結果走了半小時不到，傘就被吹壞了。過會天上開始下雹子，我們站在雪線附近，周圍連棵樹也沒有，沒地方躲，就只能站在那。軍醫開始鼓勵我，說前不著村後不著店，必須硬著頭皮往前走。我們繼續走，剛走出下雹子的地方，又飄來一片雲，下起摻著雪粒的凍雨。等到了牧民家，我已經不會說話了。那次下部隊回到家就病了，吃了半年中藥，瘦了十斤。
澎湃新聞：在您少數的關於女兵的故事中，《河流》這篇還選擇了一個“精神出軌的女兵”題材，這放在軍事文學的序列裡是不是不太適合？
董夏青青：其實，軍事文學也是文學，如果我們放眼世界，海明威、普希金、托爾斯泰他們的一系列作品也算是軍事文學。《河流》中雖然從女性視角入手，其實寫的還是男性，是談部隊中婚戀問題的難度。一個大齡未婚男青年，身邊全是男人，也沒法跟外界多接觸，只能等著有女性主動願意靠近，一不小心又被女性反感，錯失婚戀良機。又或者是結了婚，卻因為距離，交流越來越少，但出於家庭責任感，又不可能跟妻子分開，這些都是真實情況。
我們傳統理解的軍事文學，其中部分一度有效的宣傳話語到當下幾乎要失效了。如果我們這一代作家真的要承擔什麼責任，美學風格和文學技巧都需要做更新、調整。不然，我們寫的作品實際上是在扯軍事文學的後腿，讀者看後不但不會感受到崇高的情感，反倒覺得噁心和虛假。
現在也有越來越多的作者意識到，我們以前的軍事文學，有非常好的傳統，比方孫犁寫《白洋淀》，還有徐懷中寫《西線軼事》都引起了全國轟動，大家會覺得新鮮：軍人形象還可以這麼處理？建國以後，有很多作家都在軍事文學上做了深度開掘。
《科恰裡特山下》
澎湃新聞：軍事文學是眾多文學作品中的一小分支，它的受眾現在看起來不太廣泛？您有期待、假想的讀者對象嗎？
董夏青青：我寫新疆軍人，可能佔了個便宜。新疆是亞洲中心，世界都在看中國給出什麼樣的方式去解決這之中蘊生的各種問題。前陣子有人問戴錦華老師，您覺得人類的出路在哪裡？戴老師說我認為出路在中國。世界都在等待中國給出一種做法，你的做法可能會給大家提供借鑑。大家希望中國文化、中國歷史，包括20世紀的歷史，能提供化解問題的資源和思路。我覺得在新疆也可以看到，我們在處理民族關係和與周邊國家關係方面，正在做出的探索。
大家可能會感覺軍事文學受眾面小，但世界發展的趨勢告訴你，軍人以後不單是抗洪搶險、地震救災，他更可能是為戰爭準備的，軍人的生死與每個人的命運息息相關。我們不再是身處孤島，而是更強烈地感受到蝴蝶效應。因此，瞭解軍人，瞭解新疆的軍人很重要。
我所期待的讀者可能還是有知識分子情懷的人，自覺對社會、他人負有義不容辭的責任。我希望他們能分出一點精力瞭解軍人群體。之前也和寫作的朋友交流，我們談到寫不倫戀或者三角戀確實讀起來好看好玩，但就一直停留在這個層面嗎？在好玩和刺激之外，總得有點別的。
澎湃新聞：您提到民族關係、周邊國家關係，作為作家要怎麼做？
董夏青青：目前能做的大概是通過寫作傳達善意。像《權力的遊戲》中的守夜人雪諾，他有困惑，伊蒙學士就告訴他，瓊，你有高貴的心靈，但守夜人的職責並不是改變世界，而是戰鬥。我覺得一個作者，很難為現實問題提供解決方案，但我們的創作是指向問題的，並且可以把善意和誠意傳遞出去，我也在尋摸讓幾個民族相互之間都能接受的分寸去表達。
之前我的小說中，涉及這一層面的不多，只提到一些，比如《高原風物記》提及塔吉克人怎麼看我們。這部分會給讀者提供閱讀難度，但有相關知識背景的讀者細讀下來，會明白我在談什麼。
澎湃新聞：《科恰裡特山下》這本書收錄的短篇小說，每篇都有酒，會覺得這樣推進情節太過單一嗎？
董夏青青：在新疆開車，經常看到路邊有祖母綠一樣的物質，其實那就是酒瓶渣子。新疆人喝酒，是一種被地理環境催生出來的日常習慣。而對邊防官兵而言，又沒有別的方式自我麻痺，老婆哭、孩子叫，你卻離他們十萬八千里，太痛苦了。現在不喝酒，很多人就改成抽菸，一根一根不停往嘴邊送。
自去年全軍頒佈禁酒令後，這一部分的寫作內容已告一段落。不喝酒之後，明顯感到大家思維清晰了很多。以前跟人聊天，經常碰到他們四五不著六的狀態。從寫作上來說，我也會覺得要在文學技巧上對自己有要求，不能總是以這種方式推進，可以去找別的敘事動力。有次被同事指出一篇小說裡提到酒的次數太多了，發公眾號不合適，就全都改成喝濃茶，後來一讀，覺得也還不錯，大家喝了一口茶，就開始聊天。
只是這之後蒐集素材的難度增大了，我在小說裡有很多細節，都是和大家喝到醉醺醺的時候才聊出來的，在全然清醒的狀態下，不會有人喝著濃茶，告訴你身上長滿溼疹，或是老婆把我綠了這種事。
董夏青青在新疆
澎湃新聞：在男性很多的新疆部隊採訪，你會發生性別上的尷尬嗎？新疆的士兵不同的代際之間有什麼差別？
董夏青青：從來沒遇到過，因為是軍人，軍裝一旦穿在身上，有天然的約束。有些英雄人物、偉人形象，對當下年輕人的情感召喚力很弱，但是軍裝在身，很多小孩反而會覺得那些英雄離自己很近。他們不會因為我是女的，就有其他方面的索取，反而想要照顧我，心裡的話也願意說給我聽。他們對我抱有的也更多是尊重，會說董幹事我可喜歡你了，你就像我姐一樣。也有人說我覺得你要是我女朋友就好了，我說咱倆是親哥們，你整這麼肉麻咱還怎麼處？一下就帶過去了。大家更多的是看到我為了工作跑到這裡，不容易，不但不會給我製造尷尬，還會默默給予關照。我下連隊時上廁所，有人知道我在廁所裡，還會主動幫我站崗。
不同代際之間的士兵確實不一樣，因為生活方式發生了改變。以前上山之前都要給家裡寫信、通電話，一想到遠離家鄉和親人就很傷感。現在很多年輕的士兵想的卻是：我×，又上山，手機沒信號，怎麼吃雞組隊？！我的隊友都不要我了。他們的生活中，吃雞變成很重要的事，跟女朋友的相處方式也很不同。但是他們身上善的東西一點也沒有減少、磨損，依舊能吃苦、敢犧牲，認同部隊的精神和道德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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