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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後撕書，這一場狂歡
本文首發於總第856期《中國新聞週刊》
一年一度的高考結束了，各地又湧現考生撕書狂歡的場景。有評論說，考生釋壓也要選擇正確的方式，譬如結伴登山、散步，組隊打球、比賽，甚至K歌等，不見得非要“撕書扔滿樓、狂吼聲滿天飛”。
我覺得，這種論調很好笑，因為他根本沒搞明白，什麼是狂歡。根據巴赫金的定義，中世紀晚期的歐洲各大城市（如羅馬、巴黎等），每年合計起來有大約三個月的時間過著狂歡節的生活。其特點有三：一、先前存在的等級關係暫時取消；二、笑謔佔據主導地位，人們對一切神聖物不敬、歪曲和褻瀆；三、狂歡節是全民性的，在狂歡中，沒有觀眾，全民都是演員。經過狂歡節的宣洩後，人們才能更健康地生活。
中國考生的撕書狂歡，首先是高考制度的壓迫性決定的。 在中國，說“高考決定命運”一點都不誇張。基於此，考生的“本我”出於理性自利而服從於高考“超我”，就成了宿命。而這需要十幾年的堅持，其中包括最躁動的青春期。不難想象，一旦閥門鬆懈，報復性反彈會有多強烈。大部分學生既無法脫離高考制度（出國），也無法改變它，更不敢把教導主任揪出來拳腳相加，只能把目光投向沒有生命和反抗能力的書本、試卷，撕書也就成了學生針對高考體制最直接的、最低成本的宣洩方式。
有些朋友的看法則具有社會批判眼光：“考後撕書，暴露了課本價值的無用，這種教育制度不需要反思？”其實，這一病症並非中國獨有，而是文憑社會的“通病”。美國學者柯林斯在《文憑社會》一書中反駁了兩個習以為常的認知：其一是教育擴張是對社會需求的回應，其二是高技能需要通過高教育獲得。他一針見血地指出，教育水平的攀升遠遠超過了工作技能升級帶來的需求，也就是說存在“教育過剩”。雖然受教育水平的確與人們的社會經濟地位相關，但這並不是通過提升工作技能來實現的。事實上，工作技能更多是在工作崗位中通過非正式方式習得的。
柯林斯的潛臺詞就是，只要社會處於資源相對短缺的狀態中——人類社會至今仍處在這樣的狀態中，社會就總是需要各種各樣的篩選機制，來幫助實現對有限社會資源的“公平”分配。現代教育制度就是這樣的篩選機制之一，用上海交通大學教授江曉原的話說，教育的很大一部分內容其實已經背離了“塑造人格”“培養技能”等初衷，而演變成為進行公平篩選的機制。“學校中為何要學許多在進入社會之後完全‘無用’的知識？為何要考許多純粹‘整人’的題目？其實這些知識和題目並非完全無用，它們的實際用處，就是讓一部分學生不及格或考不上，這樣就可以幫助實施有限社會資源（比如中國當下的‘985高校’錄取名額）的相對比較公正的分配。”而且，隨著科技的進步，很多工作會被機器人取代，未來社會需要人從事的工作會越來越少，工作崗位的競爭壓力將空前加劇。
所以，在文憑社會這一龐然大物面前，只要不給社會和他人添麻煩，不增加清潔工負擔，考生撕書就只是一場讓人同情的狂歡而已，沒必要大驚小怪，更無須口誅筆伐。
清人張潮說：“胸中小不平，可以酒消之；世間大不平，非劍不能消也。”面對文憑社會這樣深深嵌入你身體和靈魂的社會篩選機制，你拿劍也難消啊。
多年前看電視劇《走向共和》，裡面有個鏡頭辣得我眼睛疼：康有為抱著一堆書放在桌子上，然後拿出一把尖利的錐子，猛地向下一紮，錐穿三本書，今天就讀三本書，錐穿五本書，今天就讀五本書，每天不讀完“一錐書”，決不休息。
現在我算看明白了，天下有多少人能像錢鍾書那樣享受純粹讀書的樂趣啊？更多的人是為了功利目的而讀書，當投入與產出不對稱，勢必鬱積怨氣，以致要拿書出氣嘍。
能讓人出氣，也是書“淨化心靈”的功德之一嘛。
本文作者系資深媒體人，著有《快刀文章可下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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