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20 杜甫:見證盛世夢碎的痛苦靈魂

杜甫與巴蜀:見證盛世夢碎的痛苦靈魂

甫,中華文化裡一座耀眼的豐碑,詩歌造詣和藝術思想都光芒萬丈,但杜甫不像李白,他在生前並沒有得到多少認同。甚至整個唐朝,除了元稹、韓愈、張籍等數人,讚許過杜甫詩歌的人也不算多。杜甫真的屬於那個光環籠罩的唐朝嗎?唐詩的榮耀在今天已經被扭曲或誤解成田園山水的旅行日記,古詩的靈魂已經被當代人拆解的粉碎。

儘管遊歷四方是唐朝的風氣,依靠比較完善的驛站驛館制度,當時文人遊歷或出塞都是潮流。杜甫除了年輕時有過一段時間遊歷外,真正屬於他的關鍵詞是飄零甚至流浪!從唐朝盛世的迷戀到安史亂世的失望,殘酷的社會給詩人服下一劑強迫清醒的猛藥,無奈的現實教會杜甫如何做一個偉大的詩人。

杜甫:見證盛世夢碎的痛苦靈魂

從關中經歷喪亂到寄居巴蜀苟且偷安——輾轉流離十多年,杜甫從成都到梓州、閬州再到夔州,這七八年時間留下600多首詩,幾乎接近他全部總量的一半(杜詩總共流傳有1400多首)。杜甫的不幸換來中國古典詩歌最壯麗的豐碑,巨大的反差確實讓人感到五味雜陳,正所謂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

一、在關中:仕宦的絕望

在唐朝,從名相杜如晦開始,京兆杜氏家族達官顯宦輩出。杜甫一家很早就遷居襄陽,以西晉名臣杜預為祖宗,從杜甫的祖父杜審言就自認是襄陽人。但杜審言其實是杜依藝在河南鞏縣做縣令時所生,若論出生地,杜甫也要算鞏縣人。不過唐朝一般都尊崇祖籍郡望,所以一般還是算襄陽人。

杜審言與李嶠、崔融、蘇味道被稱為“文章四友”,李嶠、蘇味道兩人是宰相,崔融是皇帝近臣,中宗李顯當太子時侍讀,武則天和中宗有許多詔命都是他所寫。而杜審言卻官位很普通,最後是修文館直學士,因為長年位居下層,在武則天后期為了出頭而巴結張易之、張昌宗兄弟(其實張易之也寫詩,水準也還可以,《全唐詩》收錄有幾首),遭中宗流放峰州(今屬於越南)。杜審言在“四友”中往往認為成就最高,他的詩有壯志難酬的鬱結之氣,顯然後來被杜甫所繼承。

杜甫年輕時曾遊歷,包括結識李白、高適一起遊山玩水,當時創作應該不少,但他滿意或者留下的比較少。杜甫顯然並非天生就是“詩聖”的料,在那個“開元全盛”高手如雲的黃金時代,他基本處於高手的下游。何況,杜甫前半生要算是“官迷”,揹負京兆杜氏的家族榮耀,他自小聰慧,很有天賦,深受功名思想影響,渴望“致君堯舜上”,性格也一度桀驁,渴望到處交友互相攀援,然後順利出仕,這是一種沉浸於六朝門閥習俗的方式,在唐朝依然大量存在。哪怕杜甫的出身並不差,可盛唐時代號稱人才濟濟啊,孟浩然這類才子也多年隱居無人問津,“英俊沉下僚”一直是常態,一切都沒有那麼順利。杜甫等到開元二十四年(公元736年)參加考試,結果落第。繼續到處遊歷,到天寶三載(744)在洛陽同詩壇明星李白相遇。

無須忌諱,李白才華非凡,但也是積極經營名聲的典型,他是通過道士吳筠疏通皇帝的妹妹金仙公主、玉真公主,才把名聲傳到唐玄宗那裡,李白的朋友圈多數都是道教信徒,終於被皇帝欣賞。可當真親近了皇帝,不過把他當“道友”來禮敬,絲毫沒有啟用的意思。因為開元后期的唐玄宗已經疏於政務,痴迷修道,否則李白可能也沒有機會真正接近皇帝。

口蜜腹劍的李林甫前後把持朝政十幾年,李白從長安灰心失意地離開了。據說李林甫的女兒李騰空十分崇拜李白,兩人關係曖昧。李白的詩中是一副錚錚傲骨,眾所周知有“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的名句,但李白對權貴的態度很難輕易說清。李白的第一個妻子是孟浩然介紹的許氏,為高宗宰相許圉師的孫女,許圉師當年為人並不算多差,但時常以寬厚的名義袒護一些違法的事蹟。李白和許氏生了兒子伯禽,據說算是倒插門,許氏開元后期病故。後來的妻子宗氏則是武后時宰相宗楚客的孫女,而宗楚客的為人和名聲就不算好。李白又與李林甫的女兒李騰空關係複雜,所以,李白對權貴的態度很難輕易下結論,許多唐朝文人都為功名積極奔走,後人無須替古人遮遮掩掩。

杜甫:見證盛世夢碎的痛苦靈魂

杜甫在不得志的情況下,受到李白影響打算修道。直到天寶七載(748),杜甫才結束“放蕩齊趙間,裘馬頗清狂”的漫遊生活,回到長安響應唐玄宗的求賢。但李林甫根本不打算推舉人才,居然對皇帝說“野無遺賢”。杜甫仍然不死心,過幾年進獻《大禮賦》希望得到賞識,可唐玄宗不是漢武帝,杜甫也不是司馬相如。論寫詩,杜甫幾乎在整個封建時代都公認是第一流,說他和李白是古典詩歌代言人,相信也沒有多少人反對。但寫文章,杜甫並不擅長,他不如李白,更不如後來繼承他名號的“小杜”——杜牧。

杜甫的轉變,在天寶中開始,李林甫專權、楊氏家族專寵,唐玄宗的昏庸越來越嚴重,杜甫敏感的藝術細胞忠實的記錄了時代的不幸。古詩偉大的成就正是來源於現實而高於現實,但今天推崇的古詩基本是吟風弄月的雕蟲小技,敢於撕開唐朝繁榮面紗的詩人從來不少,杜甫卻無疑是劃時代的一個!

《麗人行》《兵車行》《後出塞》《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等詩歌,已經沒有“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的豪情,也沒有稱頌“飲中八仙”的豔羨,年過四旬的杜甫開始“賦到滄桑句便工”,時代將這個一心想要做官求發達的儒家子弟磨礪成一面“風月寶鑑”,照出“繁榮盛世”之下的破敗真相。

“炙手可熱勢絕倫,慎莫近前丞相嗔!”他敢於寫楊家姐妹和楊國忠的囂張,這只是小試手筆,《兵車行》記述真實見聞,“車轔轔,馬蕭蕭,行人弓箭各在腰。耶孃妻子走相送,塵埃不見咸陽橋。牽衣頓足攔道哭,哭聲直上幹雲霄”,猶如鏡頭畫面一樣呈現帝都長安城外的一幅哀鴻遍野的亂象,這哪裡是什麼繁華的國際大都會?杜甫出城詢問路人,才知道這是朝廷“徵兵”,強拉民夫入伍,“或從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營田。去時里正與裹頭,歸來頭白還戍邊。邊庭流血成海水,武皇開邊意未已。君不聞,漢家山東二百州,千村萬落生荊杞。縱有健婦把鋤犁,禾生隴畝無東西。況復秦兵耐苦戰,被驅不異犬與雞。”

什麼樣的作品才叫一首詩?情感往往被認為是第一位,但偉大的詩歌情感一定具有穿透時空的價值。杜甫所處的時代喪鐘已經敲響,他不像王維隱居山間別墅,靠著躲避現實沉迷佛學隱藏情感,杜甫的情感一直是那麼飽滿!“縣官急索租,租稅從何出?信知生男惡,反是生女好。生女猶得嫁比鄰,生男埋沒隨百草。君不見,青海頭,古來白骨無人收。新鬼煩冤舊鬼哭,天陰雨溼聲啾啾。”這樣的詩句簡直是對號稱聖君在位時代的強烈控訴!到《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既有激烈的批判,更有血淋淋的現實描繪,這背後正是一個異常勇敢而悲天憫人的偉大靈魂。

安史之亂爆發,盛世唐朝沒有懸念的天翻地覆了,杜甫開始下半生的飄蕩!《羌村》《悲陳陶》《北征》《瘦馬行》《三吏》《三別》《洗兵行》《哀江頭》《春望》,天寶後期到安史之亂間一系列的大作,註定會使杜甫載入煌煌史冊!

杜甫陷入被亂軍佔領的長安,但他的地位很低,沒有像王維那樣被強迫拉出來接受官職,但杜甫親眼目睹長安的悲劇,然後一心要去投靠在靈武繼位的肅宗。由於曾經陷入亂軍,雖然出於滿腔忠心被任命為左拾遺,杜甫和他敬佩的李白遭遇一樣,在皇帝的身邊,卻從來沒有過要重用的意思!似乎還頗受排擠。因為深受儒家思想薰陶的杜甫內心很感激天子,做事很認真,沒多久,宰相房琯被唐肅宗撤了,杜甫認為房琯很有才能,不該把他罷免,就接連上奏章向肅宗進諫。這一來得罪了肅宗,好在有人在皇帝面前說,杜甫是在大亂中千里迢迢來投奔的忠心官員,這才把他放回家去。杜甫很鬱悶,他送別在長安有共同經歷的畫師鄭虔,他在送別的詩中感嘆,鄭虔臨老被嫉恨接受過安祿山的任命而遭流放台州,這,就是苦苦等來要扭轉乾坤的大唐中興之新君!而鄭虔在玄宗時代被皇帝評價為“詩書畫三絕”,是否鄭虔的流放背後還有其他的弦外之音?對於一個已經年過七旬的老者,杜甫飽含深情的寫《送鄭十八虔貶台州司戶,傷其臨老陷賊之故,闕為面別,情見於詩》,可謂字字心酸,句句含淚:“萬里傷心嚴譴日,百年垂死中興時。蒼惶已就長途往,邂逅無端出餞遲。便與先生應永訣,九重泉路盡交期。”果然,七年後鄭虔死於台州,兩人再無緣重逢。

杜甫對成王(後來的代宗李俶)、郭子儀、李光弼等充滿期待,但戰事並不如預期,一開始,唐軍連連敗績,大量減員。為了擴充兵力,唐軍瘋狂徵兵。杜甫被貶官後開始四處漂泊,把百姓的苦難災禍統統寫在詩裡,正是杜詩被譽為“詩史”的寶貴价值。像《北征》和《三吏三別》都是非常深刻的紀實之作,可見當時唐朝的狼狽和殃及普通民眾的悲劇!

就在寫《三吏三別》的這一年,杜甫48歲,安史之亂進入第五年,關中發生饑荒,他被貶官到華州,生活落魄無奈,半生官迷的杜甫終於決定放棄官職,選擇投奔親友,先去秦州(今甘肅省天水市),那裡有侄兒杜佐和個別友人,留下作品有《秦州雜詩》等,沒多久他又去秦州南面的同谷,寫下《乾元中寓居同谷縣作歌七首》,記錄了自己的慘淡,“有客有客字子美,白頭亂髮垂過耳。歲拾橡慄隨狙公,天寒日暮山谷裡。中原無書歸不得,手腳凍皴皮肉死。嗚呼一歌兮歌已哀,悲風為我從天來。”“長鑱長鑱白木柄,我生托子以為命。黃精無苗山雪盛,短衣數挽不掩脛。此時與子空歸來,男呻女吟四壁靜。嗚呼二歌兮歌始放,鄰里為我色惆悵。”這種自我調侃的作品,無奈表達了當時的落魄,然而,同谷的日子不過是他淒涼後半生的序幕而已。

在同谷的時候,他打聽到好友高適出任彭州刺史(今四川成都市所屬彭州市),同僚裴冕出任成都尹兼劍南西川節度使(裴冕一度為宰相),杜甫為了改善生活,決定南下蜀中投奔好友故舊。伴隨唐玄宗逃難入蜀,大批朝廷官員和長安富戶大族都紛紛舉家遷徙入蜀,形成一股移民潮流,正是唐玄宗和之後唐僖宗前後兩次入蜀,為四川歷史上北方世家大族遷居巴蜀的高峰,也因此促成五代兩宋巴蜀文化300年的空前繁榮。其實除了朋友,杜甫也有親戚在巴蜀,像舅父崔明府,表弟王司馬等。

杜甫:見證盛世夢碎的痛苦靈魂

二、在巴蜀:天地一沙鷗

杜甫遷居巴蜀,寄居草堂,最後東遷夔州離開巴蜀,是奠定其偉大地位的重要支撐,也是發現其價值的最佳切入點。

杜甫在前往成都的路上就開始寫詩給裴冕,各種稱讚。另外高適年輕時就與杜甫結識,算是關係不錯的朋友,但裴冕曾是杜甫上級,所以杜甫刻意討好裴冕。裴冕在擁戴肅宗登位時最為積極,前後上書六次。裴冕起初在成都,而玄宗也在成都,居然不知道眼皮底下的人已經改換門庭,可見當時玄宗的落魄和昏庸。史書說,裴冕從哥舒翰軍中改任御史中丞,入蜀途中遇到北上經過平涼的太子李亨,裴冕深入為李亨分析形勢,大膽勸進,成為有定策大功的人,很快被提升為宰相,召去皇帝身邊。杜甫來到成都沒多久,裴冕就離開了。

平心而論,裴冕對前來投奔的杜甫是照顧的,起初安排居住在西郊的寺廟。之後,杜甫的表弟王司馬幫助建造了草堂。眾所周知,草堂是十分簡陋的“茅屋”,經常需要修整,杜甫已經很落魄,到處籌款,尋求好心人,這都散見於他的詩,如《王錄事許修草堂資不到聊小詰》:“為嗔王錄事,不寄草堂資,昨屬愁春雨,能忘欲漏時?”把催款這種尷尬的事情都忠實寫下,杜甫的“詩史”之名,也非全都是宏大敘事,這種生活細節也是歷史的一部分。不光是催款這類事情,杜甫還到處討要桃樹苗、松樹苗、竹子和一些果樹苗,這才把草堂周圍經營的像個樣子,此外,他還有討要瓷碗等生活用品的詩歌。

儘管杜甫在成都日子艱苦,卻成為他後半生相對平靜的階段。據統計,杜甫一生1400餘首詩,僅在成都就作了約475首,佔總數的三分之一,後到夔州(今重慶奉節),他又做了410首詩,因此在巴蜀之地,他的詩歌就佔到一生創作總量的一半多。

  從詩歌選材看,杜甫在四川的寫作範圍有所拓展,相較於前期的關注時事政治、社會現實,杜甫在川開始創作關注百姓生活的農事詩,比如《為農》《種萵苣》《刈稻了詠懷》等。另外,可以得知杜甫在蜀中曾遊覽許多古蹟名勝:成都武侯祠、相如琴臺,蜀州新津修覺寺、東亭、四安寺、青城山,梓州射洪縣陳子昂故居,牛頭寺、兜率寺、玄武觀,漢州房公西湖,忠州大禹廟、龍興寺,夔州白帝城、武侯廟、白鹽山、先主廟等。這些巴蜀名勝古蹟,有些已經堙沒不存,通過杜甫的作品,一方面可以瞭解唐代杜甫所處時代巴蜀文物存留的情況,另一方面又可以對巴蜀的名勝古蹟起到推廣介紹的作用。 像成都武侯祠,杜甫的名作《蜀相》影響流傳非常深遠,這是杜甫初到成都不久去武侯祠瞻仰諸葛亮遺蹟所作的名詩。“三顧頻煩天下計,兩朝開濟老臣心。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千古傳誦的名句,對成都武侯祠的聞名天下起到了極大的傳播作用。

歷史上,巴蜀民俗與中原民俗有很大不同,杜甫在蜀中的詩歌創作便有所反映。比如,杜詩中的“遠煙鹽井上”(《出郭》)記錄了唐代成都人食井鹽的習俗。“鸕鷀西日照”(《田舍》)、“鸕鷀莫漫喜”(《春水生二絕》之一)等詩句表現了成都地區喜好養鸕鷀的民俗。四川土地肥沃,物產豐富,杜甫的詩歌記載了不少蜀中特產。比如“蜀酒濃無敵,江魚美可求”(《戲題寄上漢中王三首》),記錄蜀中盛產美酒;“山瓶乳酒下青雲,氣味濃香幸見分”(《謝嚴中垂送青城山道士乳酒一瓶》)記載青城山特產的乳酒;“大邑燒瓷輕且堅,扣如哀玉錦城傳”(《又於韋處乞大邑瓷碗》),記載大邑特產瓷碗;“魚知丙穴由來美,酒憶郫筒不用酤”(《將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先寄嚴鄭公五首》),記載了四川的雅魚及郫筒酒。此外,杜甫在成都所作的《石筍行》《石犀行》還對四川的土俗迷信進了批評。

但在巴蜀時期,杜甫依然有大量痛斥現實,哀嘆民生的經典,如《聞官軍收河南河北》、《又呈吳郎》、《遭田父泥飲美嚴中丞》、《冬狩行》、《登高》、《秋興八首》、《江漢》《三絕句》、《歲晏行》等大量名作。

耳熟能詳的經典筆者就不多說了,這裡只提一些相對冷門的作品。如《又呈吳郎》:“堂前撲棗任西鄰,無食無兒一婦人。不為困窮寧有此?只緣恐懼轉須親。即防遠客雖多事,便插疏籬卻甚真,已訴徵求貧到骨,正思戎馬淚盈巾。”通過一個寡婦的撲棗,到處蜀中雖無戰事,但民眾依然受徵兵的困苦,家中婦孺無依無靠的殘酷現實。另外如《遭田父泥飲美嚴中丞》中:“回頭指大男:‘渠是弓弩手。名在飛騎籍,長番歲時久。前日放營農,辛苦救衰朽。差科死則已,誓不舉家走!”尖銳指出唐代府兵制崩壞,男子服役已經沒有年限的事實,詩歌寫的老漢之子正因為嚴中丞嚴武到任改變,大兒子得以回鄉務農為老漢家裡帶來一些希望,且就算朝廷增加苛捐雜稅,寧願一家人死在一起。從一種調侃和奉承的“酒話”中道出當時嚴酷的社會真相!

再如《冬狩行》是代宗廣德元年(763),杜甫在梓州所作。全詩最後寫:“飄然時危一老翁,十年厭見施旗紅。喜君士卒甚整肅,為我回轡擒西戎。草中狐兔盡何益,天子不在咸陽宮。朝廷雖無幽王禍,得不哀痛塵再蒙!”前面寫蜀中兵馬狩獵演武如何威風凜凜,最後卻直指代宗因躲避吐蕃而倉皇逃離長安,躲到河南陝州等著救駕,簡直是一種極大的諷刺!

眾所周知,在裴冕離開後,後繼者嚴武給了杜甫很多照顧,嚴家與杜家算是世交,嚴武為劍南節度使,經常到草堂探望杜甫。嚴武的父親嚴挺之曾短時間出任中書令,後被李林甫排擠離開,最後鬱鬱而終。嚴武也是從哥舒翰軍中跟從肅宗到靈武登位的功勳大臣,因此派嚴武出鎮西川節度使。上元二年(761)充劍南節度使,為了對付吐蕃,合劍南、東川、西川為一道,支度、營田、招討、經略等統為一體,嚴武的權力就相當大了。

寶應元年(762)代宗登位,嚴武被召還朝,杜甫送他到綿州(今四川綿陽市),恰巧發生徐知道之亂。杜甫在梓州(今四川綿陽市三臺縣)、閬州(今四川南充市所轄閬中市)避亂一年半時間(寶應元年秋至廣德二年三月,即762—764年),杜甫的心情和想法發生了變化,擔心此後一家在蜀中的生計,所以一路送嚴武到綿州,表現很糾結。新登基的代宗推翻了一些肅宗時的舊案,部分遭貶斥的舊臣又得以起用,杜甫是在肅宗時因力挺房琯而被排擠,此時新君登位不免心癢,可能希望嚴武回到朝廷以後設法相助。而嚴武多次打算推薦杜甫,都被灰心失望的杜甫三番五次婉拒了。

杜甫:見證盛世夢碎的痛苦靈魂

不久,嚴武第三次鎮蜀,杜甫不待嚴武相請,已經于歸家興奮之際說出“飄飄風塵際,何地置老夫於是見疣贅,骨髓幸未枯。”(《草堂》)的話,大有主動請纓之意。廣德二年(764)六月,嚴武上表薦舉杜甫為節度參謀、檢校工部員外部、賜緋魚袋,杜甫一生最高官銜莫過於此。這段時間裡,杜甫或為嚴武出謀劃策,或協助嚴武軍事訓練,或同嚴武分韻賦詩,或陪嚴武觀山泛舟,此時嚴武的權力地位達到巔峰,久而久之,年長十四歲的杜甫對嚴武的“窮極奢靡,賞賜無度”(《新唐書·嚴武傳》)產生異議,並作《太子張舍人遺織成褥段》一詩和《說旱》一文進行諷諭和諫諍;同時又打起退堂鼓,在詩中多次表示辭幕歸隱的意願:“主將歸調鼎,吾還訪舊丘”(《立秋雨院中有作》)、“浣花溪裡花饒笑,肯信吾兼吏隱名”(《院中晚晴懷西郭茅舍》)、“暫酬知己分,還入故林棲”(《到村》)、“仰羨黃昏鳥,投林羽翮輕”(《獨坐》)。

杜甫的幻想徹底消逝,與嚴武的關係也變得緊張了,由於杜甫反覆要求離開幕府,使嚴武頗為心煩,也頗為心寒。杜甫託病辭歸後,雖然作有《敝廬遣興奉寄嚴公》一詩,盼望嚴武再次光臨草堂,但從此再也看不到杜甫入府赴宴的詩,也看不到嚴武再來“草堂”的痕跡,甚至連詩歌唱酬也沒有了。杜甫與嚴武的關係為何急轉直下,歷史上眾說紛紜,成了杜甫研究中的重要疑點。

最讓人疑惑的還有杜甫酒後對嚴武失禮的事,史籍所載嚴武的反應截然不同。第一種是“不以為忤”,如《舊唐書·杜甫傳》:“(甫)嘗憑醉登武之床,瞪視武曰:‘嚴挺之乃有此兒!’”但“武雖急暴,不以為忤。”第二種是先怒後解。如《唐摭言》卷十二說杜甫醉後登嚴武之床,厲聲問嚴武:‘你是不是嚴挺之的兒子?’嚴武面色大變,正待發作。杜甫趕忙接上下一句:“我是杜審言的孫子。”勉強緩解了尷尬氣氛。第三種是怒至欲殺。《新唐書·杜甫傳》說嚴武耿耿於懷,表面上原諒杜甫,有一天瞅準機會就要殺杜甫和梓州刺史章彝。幸虧有人去通報嚴武的母親,嚴母深明大義,“恐害賢良,遂以小舟送甫下峽”(《云溪友議》),杜甫得以保全,可與杜甫交情甚篤的章彝卻成了刀下之鬼。章彝就是杜甫在梓州寫《冬狩行》中的主將,客觀上說該詩有讚美也有諷喻,但杜甫在梓州很受照顧,章彝也想推舉杜甫,可能與嚴武之間發生了不愉快。

雖然最後一種要殺杜甫的說法可信度不算高,但杜甫與嚴武之間到了非常敏感和緊張的地步,卻是事實。杜甫在嚴武患病之前就離開成都去了夔州,沒繼續在成都住下去也是事實。不光嚴武和他關係崩壞,其他人在嚴武權勢地位的影響下,也就再沒有誰肯去資助杜甫,這種生存環境壓力導致杜甫離開了成都,相信距離事實差距不會太遠。

像嚴武這種過去關係非常好的故舊朋友,也就是一個地方大員,但在安史之亂後,大唐王朝已經徹底沒落,地方大員變相成為“藩鎮”,幾乎輕易掌握了官員和民眾的生殺大權,這種時代風氣完全改變,這還是杜甫所盼望的“中興”之兆嗎?

永泰元年(765),嚴武患病暴斃於成都,年僅四十歲。嚴武母親護送嚴武的靈柩順江東下,途經忠州(今重慶市忠縣),杜甫寫了《哭嚴僕射歸櫬》:“一哀三峽暮,遺後見君情。”杜甫一生交友不少,除了李白這種聚少離多,交淺情深的特例,事實上嚴武要算杜甫交往非常密切,也非常重要的人。嚴武年齡小杜甫十幾歲,也作詩,但總的來說還是一個武將,個性、見識和追求各方面都與杜甫有較大差別。二人有過關係非常好的時期,當杜甫親眼見到嚴武故去,還是寫了一首詩。即便如此,與哭悼房琯、高適、鄭虔這一類友人的感覺很不同。

杜甫從嘉州、嘉州、戎州、渝州、忠州、雲安,於大曆元年(766)至夔州,次年在肅殺的秋天氣氛中,他寫下了悲壯的《登高》,號稱他最後的壓卷之作。“風急天高猿嘯哀,渚清沙白鳥飛回。無邊落木蕭蕭下, 不盡長江滾滾來。萬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獨登臺。艱難苦恨繁霜鬢,潦倒新停濁酒杯。”抒發了窮困潦倒、年老多病、流寓他鄉的悲哀之情。

其實夔州都督柏茂林對他多有幫助,他第二年遷居夔西,經營有四十畝柑橘園,又租得東屯的一些公田僱人耕種,生活再次算相對穩定下來。在夔州近兩年,杜甫作詩達430多首,除了《登高》,另外《秋興八首》《詠懷古蹟五首》等名篇也作於此時。

步入晚年的杜甫依然有關切普通民眾的作品,像《白帝》:“白帝城中雲出門,白帝城下雨翻盆。高江急峽雷霆鬥,古木蒼藤日月昏。戎馬不如歸馬逸,千家今有百家存。哀哀寡婦誅求盡,慟哭秋原何處村”,還有像《閣夜》“歲暮陰陽催短景,天涯霜雪霽寒宵。五更鼓角聲悲壯,三峽星河影動搖。野哭千家聞戰伐,夷歌數處起漁樵。臥龍躍馬終黃土,人事音書漫寂寥。”

因為當時到處戰禍連連,晚年杜甫思鄉心切,在巴蜀繼續仰人鼻息、寄人籬下不是長久之計,出夔門到江陵,南下公安到岳陽,杜甫一直都住在一艘小船上,幾乎沿途乞討。杜甫想要去郴州(今湖南郴州)投奔舅父崔湋,南下潭州(今湖南長沙)到耒陽遇到江水暴漲,無法前進,五天沒有進食。最後縣令給他送來食物,決定北返,卻因為長期飢餓,淒涼死在了從潭州返回岳陽的那艘飄泊無依的小船上。

公元770年,唐代宗大曆五年,中國最偉大的詩人杜甫離開巴蜀後,竟是這樣暗淡的結束了一生。

不光一個杜甫,之前761年(肅宗上元二年),半官半隱的王維因“安史之亂”中有不良記錄而被降職留用,不久死在尚書右丞任上。次年,僥倖從流放夜郎途中獲得赦免的詩仙李白病死於安徽當塗。765年(代宗永泰元年),杜甫的至交好友、著名邊塞詩人高適死在刑部尚書任上,追贈禮部尚書。

就在杜甫病故的同一年,同居巴蜀的另一個與高適齊名的邊塞詩人岑參也從嘉州刺史(今四川樂山市)任上罷官,在杜甫曾經待過的成都一家旅舍中含恨告別了人世。筆者以為,這不僅僅是一個個文人墨客的凋零和退場,這是號稱李唐時代最輝煌一幕的徐徐落下。如果仔細品讀杜甫,包括一眾唐代偉大詩人們的詩歌,其實骨子裡全都是目睹這場繁華盛世美夢粉碎的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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