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裁員”一詞是“經濟性裁員”的一種簡稱形式，現今，多數則是因為用人單位的原因解除員工勞動合同的情形。指的是：用人單位在法定的特定期間依法進行的集中辭退員工的行為，實施經濟性裁減人員的企業，可以裁減因生產經營狀況發生變化而產生的富餘人員。
很多時候，當經濟危機來襲，許多企業步履維艱，這個時候，“裁員”似乎成了一個解決問題的好辦法。對於國家來說，恰到好處的裁員，也是促進社會發展的良策。
李世民就是個不錯的例子，貞觀元年，剛剛上位的唐太宗便著手於裁撤冗員。於是，他就對房玄齡說道：“朕最近讀了不少書，看了不少先人的訓誡，說的是，官場不在於人多，若能任用有能力的官員，就算不多也能辦事，若任用了庸官，就算數量再多也於事無補。”
隨後，李世民便頒佈了裁員的詔書。
可是，裁員是件得罪人的事，負責落實裁員的房玄齡等人，在裁撤官員的過程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阻礙。其中，絕大多數源於李世民的舊部，也就是曾在親王府中任職的官員。這群人在李世民未登基時便為其效忠，如今，身為開國功臣，又怎會甘心被裁撤呢？
房玄齡無奈之下，只能找到李世民，請求皇帝指示。李世民堅決支持裁員，並說道：“人君當以天下為公，而不能為己之私產。古者治國，皆明此理。如今，朕與卿等衣食皆出於百姓，怎能不為百姓著想？… …若徇私情，不問才學，豈是至公之道？”
李世民一言既出，房玄齡貫徹起政策來暢行無阻，大刀闊斧地在全國各地執行裁員。最終，原本數量在兩千左右的京官，被精簡到六百人。與此同時，地方行政機構也被大幅度裁併。可以說，這次的裁撤冗員是史上極為成功的一次裁員，也是後來奠定大唐盛世的基礎。
而宋朝與唐朝不同，唐朝中央機構精簡，宋朝的中央機構則極為臃腫。我們不妨以數字來說明問題，前文我們提到唐朝的京官有六百餘人，可是，宋仁宗時期，京官足有一萬七千人。雖然，宋朝商業較比其他朝代發達不少，但是，財政壓力卻遠超其他朝代。
此外，宋朝臃腫的中央機構和大量閒官難免會使官場魚龍混雜，官員之間為了利益扯皮，造成許多不必要的內耗。間接導致宋朝行政效率低下，貪腐事件、派系糾紛層出不窮。宋朝丟了半壁江山，軍事上時刻受到外敵威脅，國家無法振興，這與宋朝官場冗員過多脫不了關係。
裁員，雖是解決財政問題的利器，卻也是把雙刃劍。倘若不計後果、不顧得失、不講方法的裁員，往往會讓國家陷入更加窘迫的危局中。
明朝又為我們敲響了警鐘，朱元璋建國後，將自己的九個皇子封為親王，又將土地送給兒子們建立藩國。這些皇子們不必擔任任何職務，便可每年領到一萬石的年薪。朱元璋有九個兒子，每年全國就得白白流失九萬石的財政收入。
說到這，可能有朋友會問，朱元璋身為一國之君，每年撥付給皇子九萬石俸祿不算多吧？的確，明初朝廷尚能應付這筆開支，但是，隨著皇子們開枝散葉，皇親國戚越來越多，直至明朝末期，竟有了六十幾個親王，而記錄在案的其他皇親國戚則有十萬人。
要知道，每個皇親國戚都能終身領受朝廷的俸祿，且十分優厚。1562年，明朝全年的徵稅為四百萬石，這個數字非常龐大吧。但是，當年支付給皇親國戚們的俸祿則有八百萬石，二倍於當年的徵稅收入！所以，長此以往，朝廷的財政難免會出現很大的赤字。
因為“吃空餉”的人太多，沒有比裁員更好的解決方式了，明朝也的確是這麼實施的。然而，令人瞠目結舌的是，朝廷裁員的對象並不是這群虛耗國庫的皇親國戚，而是國家基層的工作人員，也就是當時的驛站官吏。
為了節省開支，朝廷廢除了大量驛站，將無數驛站工作人員遣散回家，僅存的官驛所剩無幾，原本，相距三十里的驛站變成二百里一座。驛站的裁撤的確為國家節約了一定量的開支，然而，驛站的服務質量卻眼中下降。
這其中，有很多朝官因驛站間距太大放棄了巡視的工作，最終，導致全國的政務陷入癱瘓中。更可怕的是，失業回家的驛站工作人員無以謀生，只能鋌而走險，投身綠林成為強盜。在這群走投無路的驛站失業人員中，有一個在後來名震天下的下崗工人就是：李自成。
李自成因丟失公文被裁撤，失業回家並欠了債。同年冬季，李自成因繳不起舉人艾詔的欠債，被艾舉人告到米脂縣衙。縣令晏子賓將他“械而遊於市，將置至死”。後由親友救出後，年底，殺死債主艾詔。人命在身，官府不能不問，於是，他萬般無奈之下就選擇了投軍。
後來，發生的故事想必各位都耳熟能詳了，李自成帶著農民兄弟們嘯聚山林，舉起反旗，給本就羸弱不堪的明朝捅了最後一刀。當下崗工人李自成大張旗鼓地進駐紫禁城後，當年下令裁員的大老闆崇禎，最終，無奈之中帶著悔恨吊死在了煤山的歪脖子樹上。
【《經濟性裁員》、《舊唐書》、《宋史》、《鹿樵紀聞》、《明史·卷三百九·李自成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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