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和是近20年來中國官員史上最具爭議的“明星式”人物。他的改革措施、做事風格和言談，始終伴隨爭議。有百姓感激他“鐵腕治城”所帶來的收效，有人贊同其“以人治推動法治”的理念。但人們不會想到，仇和“任性”的背後，隱藏著不受監督的權力和腐敗。

2015年3月15日是個特殊的日子。這一天上午，十二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閉幕。會後，一年一度的記者“圍觀”總理的大戲在人民大會堂金色大廳上演。主席臺上，總理妙語連珠。然而，主席臺下，今日的主角不是搶了西班牙記者話筒的奧地利記者，也不是攔著讓總理“返場”的香港衛視記者，而是散會後被公佈“正接受調查”的仇和。

這一天上午10點多，第十二屆全國人大第三次會議結束後，仇和坐車回到了雲南代表團的駐地，北京真武廟附近的中國職工之家飯店。剛下車，仇和即被中紀委的辦案人員直接帶走。12點55分，中紀委監察部網站上發佈消息稱，仇和因涉嫌嚴重違紀違法，正接受組織調查。這條爆炸性的消息立刻吸引了公眾視線，仇和落馬了。

曾高調亮相在公眾視野中的仇和，以同樣“高調”的方式落幕。

“仇和新政”

仇和1957年1月出生於江蘇省濱海縣，濱海縣屬鹽城市所轄縣之一，因東瀕黃海而得名。

仇和出生在濱海縣一戶普通的農戶家庭，兄弟姐妹共八人。因為家境貧困，他養成了吃苦耐勞、好學上進的性格。從農村考進城裡讀書，隨後又參加工作，仇和處處顯示出聰明過人。1978年全國恢復高考，仇和以優異成績考入南京農業學院植物保護學系，經過四年的深造，仇和圓滿地完成了學業，成為我國第一批植物保護專業的本科畢業生。1982年大學畢業後，仇和被分配到江蘇省農業科學院植保研究所，當上了一名科研人員。工作中，仇和每天早來晚走，積極主動，領導和同事們無不對這個聰明能幹、討人喜歡的小夥子豎起大拇指。很快，仇和被提拔為江蘇省科委農村科技處副處長、處長。1996年，原本隸屬於淮陰市的宿遷縣被撤縣組建地級市，在農科院和科委摸爬滾打了十餘年的仇和，終於有機會實現人生的跨越，他被從科委直接派遣到宿遷市籌建領導小組。

同年，仇和被提升為副廳級的宿遷市副市長。不久後，時任宿遷市副市長的仇和被派到轄下的沭陽縣兼任縣委書記。當時宿遷下轄沭陽、泗陽、泗洪三縣，數沭陽最窮。1997年以前，沭陽經濟排全省倒數第一。全縣38個鄉鎮裡有8個是省級貧困鄉鎮。全縣工商業普遍處於停產和半停產狀態。基礎設施薄弱，斷路、缺水、少電是家常便飯。縣城面積僅有6平方公里，還包括無數露天大垃圾堆。當時，蘇北號稱江蘇的“經濟窪地”，新成立的宿遷則是“窪地中的窪地”。

但命運把這樣一個地方交到了仇和手裡。這裡是仇和第一次當一把手的地區，也是仇和施展其改革抱負的第一站。他來到這裡後，開始了大刀闊斧的改革……

仇和在沭陽縣委書記任上做的第一件事是強令全縣幹部上街打掃衛生，這引起了很大的爭議。上任當晚，仇和夜巡城區，結果在路邊4次踩到大便。一位老幹部拉著仇和的手，指著院子旁堆積如山的垃圾甚至哭起來：“這還像人住的地方嗎？”結果，全縣5000多名機關幹部被仇和勒令充當“清潔工”，兩週之後，環境有了明顯改觀。但議論隨之而來，說他“不抓工，不抓商，只抓四面光”。

在沭陽，仇和做了幾件大事：修路、種樹、推廣城鎮化和發展工業園區。

道路在當時落後的沭陽來講是瓶頸性問題，當時沭陽全縣黑色路面只有五六十公里。仇和要求每個財政供養人員扣除工資總額10％，每個農民出8個義務工，組成修路隊，甚至離退休人員的工資，也被扣除10％用作交通建設。在仇和的主導下，沭陽公路建設飛速發展。包括黑色路面、砂石路在內的公路總里程已經達到2200餘公里，是三年前的幾十倍。

仇和倡導種樹。起初，很多農民反對，理由是先解決口糧問題。但實踐證明，沭陽的種樹計劃，為之後沭陽木材工廠的發展做了很好的鋪墊，使林木發展成為整個沭陽經濟的重要抓手。在城鎮化和工業園的發展之中，最大的問題是拆遷引發的矛盾。當地順口溜說:“仇和望一望，拆到南關蕩，仇和手一揮，拆到沂河堆。”“拆了你別哭，沒拆你別笑，那是仇和沒看到”……很多拆遷戶意見很大。但事實上，推廣城鎮化和工業園區成為發展沭陽經濟的重要增長點。

在很多人眼中，仇和這個官有點“特別”。一位中年婦女跨護欄過馬路，仇和剛好經過，掉過車頭就追。婦女嚇得撒腿就跑，結果一直追得這位婦女躲進了廁所。仇和掏出手機叫來女同志尤其林，“叫她出來，我就是要讓她印象深刻，以後再不敢翻護欄。”

類似的管理手段雖然強硬，卻讓沭陽人改變了不少。三年過去了，沭陽的經濟上去了。2000年4月，江蘇省和宿遷市的專家們聯合對沭陽1997年以來的發展情況進行了調研，得出“沭陽三年前似乎沒有指望，三年中譜寫了五大篇章，三年後發展大有希望”的結論。

《焦點訪談》三次質疑宿遷的教改醫改

2000年12月，仇和離開沭陽，回到宿遷擔任市委副書記、副市長。2001年2月任市長，8月又升任市委書記。直到2006年1月調到省裡，他在這裡幹了5年多時間。

在宿遷，仇和的鐵腕更多得體現在他的政策上。仇和在宿遷最具爭議的舉措，是賣掉了公立醫院、學校、幼兒園。仇和的改革方向，從一開始的出售國有單位的門面房，到所有國企改制“能賣不股、能股不租、以賣為主”，再到拍賣鄉鎮衛生院、醫院，再到出售學校，可謂“一賣到底”。他甚至說過：“宿遷515萬人民所居住的8555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只要可以變現的資源或資產，都可以進入市場交易。”從2001年始，宿遷全市337家幼兒園、122家鄉鎮衛生院，相繼變為民營，11家縣以上醫院有9家改制。

有人叫好，宿遷的醫療、教育水平那麼差，財政又根本沒有能力支持，人才不斷流失，眼見就要不行了，不賣怎麼辦？有人反對，宿遷市泗洪縣幼兒園的老師們在市委門前靜坐示威：“不將出售的幼兒園收回公辦就罷課。”

宿遷市沭陽縣中醫院數百位職工用大鐵鎖將門診部大樓鎖了3天，“不答應改回公辦，就到北京去上訪”。2003年7月至10月，短短几個月時間，央視《焦點訪談》，三次質疑宿遷教改醫改……

對於仇和的大膽嘗試和改革，一位省領導曾問他，“宿遷是江蘇最窮的市，你想要什麼幫助？”仇和想了半天，回答：“我不要錢，不要物，我就要個政策。”2001年，江蘇省委、省政府聯合發出第12號文件，提出“允許和扶持宿遷市在不違反國家政策法規的前提下，採取更靈活的政策和做法，探索加快發展的新路子”。

雖然仇和的施政舉措存在諸多爭議，但當地有些幹部認為他“敢試、敢闖、敢冒險”。“所謂的‘賣學校、賣醫院’，從一定意義上是逼出來的改革，不改已經不行了，與其窮困下去，不如放手一搏。”

2006年1月，仇和升任江蘇省副省長。就任副省長之後，仇和首先面臨的是環境問題。化工行業是江蘇省的“第一排汙大戶”和生產安全事故高發區。2006年10月，江蘇省政府公佈了《全省化工生產企業專項整治方案》，同時成立了全省化工行業專項整治工作領導小組，仇和任組長。2007年5、6月間發生了太湖藍藻危機，仇和用鐵腕治理太湖汙染，強令汙染源的工廠必須關閉，高汙染的產業必須淘汰，有效地解決了太湖汙染問題。

在仇和的主導下，截至2007年年底，江蘇省共關閉化工生產企業1934家。他的“老百姓可不管什麼COD，他們只知道汙染物總量在增加、水質在變壞，水不安全了，他們當然要罵娘”引發了幹部群眾的廣泛好評。

熟悉仇和的幹部介紹說：“仇和對事很嚴肅，對人則極具親和力，跟省裡職能部門都保持著良好的溝通。仇和對待下屬，無論是對省環保廳、建設廳的官員，還是對不在自己分管領域的部門官員，言必稱請教，非常謙虛。”

雲南滑鐵盧

仇和任江蘇省副省長不到兩年時間，2007年12月，仇和調任雲南省委常委、昆明市委書記。2007年12月28日，仇和在他到昆明的第一次大會上用“八無”感言的方式，來表達反腐的決心和力度，“我到昆明工作，人地兩疏，和大家無親無故；從未共事過，與大家無恨無怨；隻身一人，無牽無掛；所以，工作一定能無恃無畏。”隨即，仇和開始強力推行一系列新政。

2008年2月4日，仇和在《昆明日報》上公佈各縣(市、區)、各部門、各單位“一把手”聯繫電話，包括他自己和市長張祖林的電話，一時“昆明紙貴”；2月19日，仇和又公佈自己和張祖林下班後的聯繫電話，要求全市公務員24小時做到“辦公電話、家庭電話和手機，三通必須有一通”，“週六保證不休息，週日休息不保證”， 一連串暴風驟雨般的整治行動，深得民心。

“瞌睡門”事件讓仇和再一次走向眾人矚目的前臺。2008年2月20日，在招商投資專題講座上，第一排一名官員打瞌睡，長時間沒醒。仇和喊道：“第一排在睡覺的，站起來！你叫什麼名字？是哪個單位的？做什麼職位？”嚇醒的官員站在會場上，不敢答話，旁邊的人代答：“呈貢縣投資促進局的副局長，蔣文輝。”當時仇和沒再追究。但兩天後，呈貢縣緊急召開紀委會議，縣長宣佈蔣文輝辭職，投資促進局局長向大會作書面檢查。過了幾天，仇和看到各大報紙對“瞌睡門”的報道，才知道蔣文輝辭職了，吃了一驚。

仇和的“鐵腕治吏”徹底攪動了昆明官場。仇和喊開會，所有人跑步下樓、出門、上車，一個都不敢遲到。女幹部隨仇和調研，不敢穿高跟鞋，否則跟不上。沒人敢關手機，一位局長睡著了，沒接到市委辦公廳半夜打來的電話，第二天就受到仇和批評。一個下大雨的中午，仇和撐把傘，一個人站在馬路上觀察，看到垃圾車裡的垃圾順著雨水往下流，就打電話給正在吃飯的局長，要求立刻解決……

與多數市委書記一樣，仇和把城市建設看得尤為重要。在他的主導下，昆明市政府提出了“大昆明”的發展思路。“大昆明”的核心是要建成“一湖四片”、“一主四輔”的城市格局。“一湖四片”是以滇池為核心，優先發展主城片區、呈貢片區、晉城片區、昆陽片區。“一主四輔”是建設昆明一個主城，開發安寧、嵩明、宜良、富民四個輔城。按照這一部署，昆明市委、市政府等四套班子辦公樓和大中專院校全部要集中搬遷到新建的呈貢區域，昆明市主城區將由180平方公里，發展為460平方公里。同時，昆明市總人口將從578萬增加到800萬，城鎮化率將由52%提高到81%。

仇和說：“從現在開始，我願做一名合格的縴夫，與昆明各族人民一道，心往一處想，勁往一處使，拉動昆明市這艘‘巨輪’快速平穩前行。”

在這一聲勢之下，昆明啟動了歷史上規模最大的城中村改造計劃。一時間，昆明到處都在大拆大建，改造城市道路、改造城中村、更換城市植被，“春城”昆明一度變身“拆城”。

彼時，全國各路房地產商雲集昆明。在眾多的地產商中，中豪商業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劉衛高頗受仇和青睞。

劉衛高是浙江義烏人，祖籍宿遷市沭陽縣。2003年5月，劉衛高投資100多萬元在宿遷開辦了江蘇芬那絲有限公司。彼時，劉衛高結識了仇和。從此之後，劉衛高緊跟仇和步伐十多年，兩人可謂“一榮俱榮、一損俱損”。

隨著仇和的仕途攀升，劉衛高的生意也越做越大。2005年，仇和主政的宿遷市政府提出全力支持劉衛高投資建設義烏國際商貿城，這是當時宿遷最大的外來投資項目，總投資26億元，總建築面積達146萬平方米。商貿城項目竣工後，劉衛高與仇和的關係進一步加深。劉衛高為人高調，他所開的“蘇N00000”牌照勞斯萊斯黑色轎車，在宿遷一度無人不知。

多年來，在仇和的力挺下，劉衛高的生意順風順水，財源廣進。劉衛高相中了仇和的“權”，仇和看上了劉衛高的“錢”，兩個人各取所需，成了莫逆之交。

由於為劉衛高提供了諸多便利，仇和向其索賄底氣十足，儼然把劉衛高當成了自家的“錢袋子”和“提款機”。劉衛高則對仇和“知恩圖報”，先後向其行賄現金、房產、名人字畫等錢物累計達數千萬元。

仇和主政昆明後，劉衛高追隨仇和來到了昆明。2009年，仇和啟動了對原螺螄灣商業片區的拆遷，取而代之的是規劃中的“東南亞商貿新名片”——新螺螄灣項目。新螺螄灣項目規模宏大，計劃佔地1.2萬畝，建築面積超千萬平方米。在仇和的關照下，2008年9月23日下午，新螺螄灣前期部分項目土地拍賣會在昆明市土地交易中心舉行，整個過程只持續了5分鐘左右，中豪商業集團有限公司毫無懸念地拿下了地塊。

2011年，劉衛高再次出手，以64.87億元價格一舉拿下了“中國昆明螺螄灣國際商貿城”的小商品城項目全部27塊需整體競買的地塊，這背後，是劉衛高與仇和不可告人的權錢交易。在新螺螄灣項目實施中，引發了很多矛盾：暴力拆遷事件，在建設中多次爆發拆遷人員與當地村民的暴力衝突；非法佔用耕地問題，這一問題在仇和的關照下，不了了之；原商戶動遷問題，很多補償和安置問題未得到解決……

仇和在收受了劉衛高的鉅額好處費以後，不惜赤膊上陣、親自打招呼，指示昆明市土地城建系統的領導“關照”這個項目，明目張膽地出賣公共權力，甘當劉衛高的“辦事員”“馬前卒”。此時的仇和沉浸在撈錢的快感中，全然忘記了“大昆明”發展戰略。

官商勾結、利益輸送是仇和案的顯著特點。正如仇和所說：“從支持民營企業發展開始，我就產生了從他們身上撈取好處的想法，我也確實利用權力從他們手中得到了巨大的回報。”

仇和在調任昆明市委書記後，把第一把火指向了城中村改造，這項巨大的工程立即吸引了各路建築“諸侯”紛至沓來。很多江浙商人追隨仇和，來到昆明搞開發，淘金挖寶。仇和執政的四年，也是江浙企業大規模進駐昆明的時期。人們不會忘記，彼時昆明街頭不少在建的房地產項目都掛著“江蘇建工”的橫幅，一時間，“滿城盡是江浙商”。

2009年6月，江蘇南通的順豐集團看中了昆明呈貢新區黃金地段的一塊地，準備投資搞建設。按照昆明市土地規劃局制定的基準地價標準，一環以內土地底價至少500萬元一畝，推算該地塊的土地競拍價大約為700萬元一畝。這個項目的土地在正式競拍前，順豐集團多次找到昆明市政府，希望地價控制在每畝200萬元左右，被昆明市政府的領導拒絕。順豐集團的總經理姜濤感嘆與市政府的領導“不熟”，開始在上層尋找“關係”。2010年9月的一天，姜濤給仇和打電話說：“仇書記，你在哪裡？我有事想找你。”仇和回答：“我在辦公室，有事就來吧。”

姜濤開著車來到市委辦公樓，提著100萬元現金進了仇和的辦公室，把裝錢的袋子放到牆角說：“仇書記，給你帶了點土特產，表達我一點心意。”

仇和知道姜濤無事不登三寶殿，把姜濤讓在沙發上坐下：“姜總，你有什麼事，就說吧。”姜濤回答：“我們集團開發了呈貢新區的一個項目，但是成本太高了，希望仇書記協調一下土地局，幫我們公司節省點費用。”仇和說：“你說的這個項目我瞭解，你放心，回頭我找他們溝通一下。”

談完事，姜濤就走了。仇和打開袋子一看，裡面裝的不是土特產，全是人民幣，數了數，100萬元。仇和關上辦公室的門，把錢放進休息室的保密櫃裡。

很快，仇和與土地局進行了聯繫，以扶持企業發展為名，指令昆明市政府必須把土地低價出讓給順豐集團。昆明市政府只好專門開會，並下發了紅頭文件，要求該項目競拍地價必須控制在每畝300萬元以內。最終在土地競拍中，順豐集團如願以低價拍得土地。

這樣的案例還有很多。昆明市政府部門一名人士表示，仇和在昆明期間，許多房地產項目都存在嚴重違規問題，大批江浙企業“走上層路線”，很多項目都是“上面壓著下面來違規辦理”，有業務負責人私下感嘆：“仇書記有令，我們不得不辦啊。”

除房產項目外，仇和在昆明執行的綠化政策也爭議頗多。仇和在沭陽擔任縣委書記期間，曾大力發展過花卉種植業，沭陽縣的新河和顏集鎮，都是遠近聞名的“花木之鄉”。仇和到昆明後，提出昆明要建設“國家園林城市”，開始大規模地植樹造林。隨著仇和一聲令下，昆明市一年要種300萬棵樹，每條人行道都要有3行樹，昆明市的園林部門、城建部門的公務員，集體上街種樹。4年間，昆明市共種下了876萬株樹，2010年，昆明主城區綠化覆蓋率達40.53%，當年就圓了“國家園林城市”之夢。雲南省是我國著名的“植物王國”，植被豐富，令人驚訝的是，昆明市的綠化樹種很多都是從千里之外的沭陽引進的。為何要捨近求遠？原來，江蘇北方花卉有限公司的董事長李華是仇和多年的好朋友，早就把關係打通了。昆明重金購樹的背後，隱藏著權錢交易的內幕，北方花卉公司賺得缽滿盆滿，仇和也從中斂取了大量的不義之財。

培植親信，搞小圈子，也是仇和的慣用手法。仇和走上領導崗位後，他與下屬的關係不是正常的上下級工作關係，而是哥們兒關係，彼此之間稱兄道弟，形成了一個“團結緊密”的哥們兒利益集團。仇和到任昆明三個月後，時任宿遷市宿城區委副書記、區長的謝新松就追隨至昆明，任昆明市委副秘書長、辦公室主任。謝新松以前當過沭陽縣檢察院的書記員，他從沭陽縣縣委研究室副主任起步，緊緊跟隨仇和13年，並擔任過仇和的秘書，是仇和的心腹、愛徒和得力干將。據謝新松講：“我非常感謝仇和，是他把我一步步提拔起來的。”

有人說，仇和去昆明，也帶去了左膀右臂，謝新松是“左膀”，劉衛高是“右臂”，一個是得力秘書，一個負責商業開發。在仇和的影響下，謝新松與仇和沆瀣一氣，謝新松先後3次收受原中豪商業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劉衛高賄賂近600萬元，其中主要包括螺螄灣商貿城的7套商鋪，這些商鋪，都被謝新松轉移到自己私生子的名下。仇和落馬後不久，謝新松同樣涉嫌嚴重違紀違法，接受組織調查。

2011年12月，仇和卸任昆明市委書記之職，轉任省委副書記。仇和在發表離任昆明市委書記感言時，自我表白：“朝受命、夕飲冰，晝無為、夜難寐……”

譭譽參半的宿遷從政經歷，給仇和帶來仕途的驚喜。但仍然譭譽參半的昆明從政經歷，卻未能像他所期待的那樣繼續驚喜，而成為其仕途的終點站。在被媒體稱為“反腐鬥士”、92歲的雲南政協原副主席楊維駿的持續舉報下，仇和的腐敗問題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重視。

仇和在接受調查後，只是避重就輕地交代了曾接受吃請、收受菸酒和土特產等違紀事實，對自己的主要經濟問題閉口不談。為了打破仇和的幻想，打掉他的僥倖心理，辦案人員對仇和進行了耐心細緻的法律、政策教育，曉之以理，動之以情，審訊有條不紊，步步深入，使其抗拒心理慢慢崩潰瓦解。最終，在事實和證據面前，仇和抵受不住壓力，供認了自己收受賄賂的全部犯罪事實，案件由此取得重大突破。

身陷囹圄、身敗名裂

2015年7月31日，經中共中央批准，中共中央紀委對仇和嚴重違紀問題進行了立案審查。同日，最高人民檢察院經審查決定，依法對仇和以涉嫌受賄罪立案偵查並採取強制措施。

2016年8月25日，貴陽市中級人民法院一審公開開庭審理了仇和受賄一案。庭審中，公訴機關出示了相關證據，仇和及其辯護人進行了質證，控辯雙方在法庭的主持下充分發表了意見，仇和還進行了最後陳述，並當庭表示認罪、悔罪。

仇和說：“在審判長依法公正的主持下，今天的庭審過程莊重、嚴謹、理性、文明，體現了依法庭審和人文關懷。我完全接受檢察機關對我的指控，絕對服從審判機關的最終判決。做到真心知罪，真情認罪，真誠悔罪，真切贖罪，負罪服法。”

全國及貴州省兩級人大代表、政協委員，人民法院特約監督員、特邀諮詢員，新聞記者和各界群眾60人旁聽了庭審。

2016年12月15日，貴陽市中級人民法院公開宣判仇和受賄案。法院認定：2008年至2015年，被告人仇和利用擔任中共雲南省委常委、昆明市委書記，雲南省委副書記等職務上的便利及職權和地位形成的便利條件，為他人在項目推進、銀行貸款、工作調整等事項上提供幫助，非法收受、索取劉衛高等13人財物，共計摺合人民幣2433.98萬餘元。仇和的行為構成受賄罪，且具有索賄情節，應依法懲處。鑑於仇和到案後，如實供述自己罪行，主動交代辦案機關尚未掌握的部分受賄犯罪事實。認罪悔罪，積極退贓，贓款贓物已全部追繳，具有法定、酌定從輕處罰情節，依法可以從輕處罰。最終，法院以受賄罪對仇和判處有期徒刑十四年六個月，並處沒收個人財產人民幣200萬元。對仇和受賄所得財物及其孳息予以追繳，上繳國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