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個、2個、3個……“阿嚏”，打到第十幾個噴嚏時，何彥兵也數亂了。新一輪季節過敏性鼻炎從今年6月下旬一個涼爽的早晨就早早開始了，一股熱流不受控制地流出鼻腔，鼻子就像擰不緊的水龍頭。作為資深患者，48歲的何彥兵早在半個多月前就已經開始吃藥預防，但還是沒擋得住花粉的進攻。
第一次確診過敏是1996年夏天，是在榆林市痔瘻醫院。當時，榆林剛撤縣設市八年，市區只有這一家醫院聲稱能治過敏。醫生告訴何彥兵“得了枯草熱”，即因吸入花粉而引起的夏秋季過敏性疾病，伴有眼睛紅腫、流淚、打噴嚏、流鼻涕、咳嗽等症狀。打完一針，馬上見效。“現在想來，可能用了激素，當時還沒有規範用藥的概念。”何彥兵說話時還帶著明顯的鼻音。
榆林市位於陝西省最北部，地處北部毛烏素沙漠和南部黃土高原的交界地帶，古長城橫穿中心市區，成為當地一景。新中國成立前，風沙曾越過長城南侵50多公里，掩埋了6個城鎮412個村莊，榆林城被迫三次南遷。1996年底，榆林建成三條防護林帶，全區林木覆蓋率從1949年前的0.9％增加到42.7％。城市在防護林的護佑下興起，開礦、修路、建樓、綠化……家鄉從小縣城長成了大城市，何彥兵這個西北大漢也和嬌氣的“大城市病”過敏扯上了關係。
意料之外卻置身其中的，遠不止何彥兵一人。“每年7、8、9三個月，花粉引發的過敏性鼻炎已成為陝北幾十萬群眾的噩夢，如果調查範圍再擴大到內蒙古、寧夏、河北等地，這個數字可能是幾百萬。” 今年9月，一篇發表於去年的網文《沙蒿引起的過敏性鼻炎問題告國家衛健委法庭最後陳述》又被翻出來轉發，閱讀量超過10萬。
“是否與沙蒿有關，需要對比權威的流行病學調查數據，例如，這個地方五年前的沙蒿種植面積、花粉濃度和鼻炎患者情況如何，現在又如何，變化情況是否呈正相關，但現在沒有這方面數據。”北京同仁醫院耳鼻咽喉頭頸外科主任醫師王向東對《中國新聞週刊》說。
“地方病”
今年6月底，何彥兵做了個實驗：緊閉家中門窗，通過中央空調和新風系統循環、過濾空氣。幾經調試，當室內溫度控制在26攝氏度、空氣溼度在70％時，他終於不再連續打噴嚏、流鼻涕了。
何彥兵自認為是榆林地區最早一批察覺到花粉過敏的鼻炎患者。1996年夏，他從西安讀完大學回到榆林，時隔四年第二次犯病，噴嚏打得差點使自己休克。按過敏治療後，他突然發現，身邊同樣症狀的人還不少，一些病友開始去北京協和醫院治療，他也在和病友的交流中逐漸認識了這種名為“過敏性鼻炎”的慢性病，需要長期規範用藥控制，但無法根治。2006年，何彥兵測試了過敏原，顯示蒿類植物過敏。
北京協和醫院於1956年成立了中國最早的變態反應（過敏）科，當時距離“過敏（Allergy）”一詞首次被提出已過去110年。科室籌建人之一、協和醫院變態反應學教授葉世泰早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對國內幾十個城市進行首次中國氣傳花粉調查後就發現，“長江以北地區最主要的致敏花粉就是蒿類植物花粉”，這一結論寫入了1991年出版的《中國氣傳花粉調查》。
何彥兵感到困惑的是，他從小在荒漠長大，在沙蒿地裡放羊，老人們把沙蒿籽磨成粉放在豆麵裡做成食物，二十多年都沒事，怎麼突然就過敏了。沙蒿是榆林市固有的鄉土野生植物，包括黑沙蒿、白沙蒿、黃蒿、艾蒿等二十多種，也是榆林防風固沙的先鋒物種。據《榆林治沙》一書記載，1958年開始飛機播種造林時，主要草種就是沙蒿。
榆林毛烏素沙地裡的蒿類植物。圖/受訪者提供
由於經驗不足，種子易被颳走、掩埋，最初的飛播效果並不明顯。1973年重新開展科學飛播造林種草研究後，每年5月下旬開始播種踏浪、花棒、白沙蒿等生長能力強、經濟價值較高的物種，種子被裹上黏土包衣後便不易被風颳走。
“上學時打籃球，球場旁邊就是沙蒿，也沒事呀。”老家在榆林神木市的王明浩對自己的過敏也很困惑。2005年，20歲的王明浩第一次犯病。“你這是典型的過敏性鼻炎。”王明浩還記得被確診時，醫生一邊說一邊擤鼻涕，鼻炎比他還嚴重。
在王明浩的中學年代，榆林治沙造林已初見成效。外部生態環境改善的同時，煤炭工業的發展也為榆林經濟積累和城市化奠定了基礎。
“可能是人體自身發生變化，也可能是環境變了，當人遇到匹配的過敏原，就發生了過敏。” 榆林市第二醫院變態反應診療中心主任陳秀山說，“近十幾年，來看病的過敏性鼻炎、過敏性哮喘患者明顯增多了。”
這也引起了北京協和醫院變態反應科副主任王良錄的注意。他和團隊成員對神木醫院2003年～2006年確診的260例夏秋季花粉症患者進行了調查，結果顯示，神木及周邊地區夏秋季花粉症患者最主要的致敏原為蒿屬花粉，變應性鼻炎患者高達97.31％，哮喘患者超過四成。
2012年夏天一個晚上，睡夢中的王明浩突然喘不上氣，幸虧被家人及時發現，連夜送到急診，搶救過來後才知道鼻炎已經誘發過敏性哮喘。之後每年過敏季，他都需隨身攜帶“救命”噴劑沙丁胺醇，並在家裡、單位各備了一份。
北京協和變態反應科主任尹佳的研究早就驗證了這一變化。她對1096名夏秋季花粉變應性鼻炎患者進行過臨床研究，發現37％的患者在鼻炎發作後的5年內、47％的人在9年內會發展為季節性哮喘，屆時，超七成患者需要口服平喘藥物、夜間無法平臥，30.4％的哮喘患者需要急診輸入氨茶鹼或糖皮質激素類藥物治療。
對於有條件的過敏患者，“我們會建議他們往南走，大部分人到西安就沒事了，但有些人還不行，一般到長江以南就沒問題了。” 榆林市第二醫院變態反應診療中心一位住院醫生表示。
2015年8月，王明浩兩歲半的兒子也中了招。睡得迷糊的娃娃被鼻塞憋醒，突然坐起來喊“爸爸，我沒氣了！”王明浩連夜給領導發短信請假，買好第二天最早的機票，逃到西安，孩子鼻塞、流鼻涕的情況得到了緩解，但王明浩哮喘反而嚴重了，父子二人於是又跑到了海南。
但這不是長久之計。王明浩無法長期離開工作崗位，孩子確診為過敏鼻炎後，第二年開始由奶奶或外婆帶著到西安避花粉，8月離開，過完十一再回榆林，已經連續三年在開學一個月後才報到了。“現在上幼兒園還好，以後上小學怎麼辦？”王明浩發愁地說。
“要麼走得遠遠的，要麼把自己關在家裡，避開過敏原是唯一有效的辦法。”何彥兵也在鼻炎發作十一年後出現了哮喘。為躲避花粉，他從2004年開始過上了“候鳥式”生活：每年過敏季去長江以南的城市住上兩三個月。今年做了室內空氣試驗後，他決定不再做“候鳥”，而是穿著長褲長袖閉關在家。但何彥兵估算，榆林地區有經濟條件過候鳥生活的家庭“有1％就不錯了”。
多數人只能留下來硬扛。家在榆林市米脂縣讀小學六年級的劉璇也是鼻炎患者，患病四年裡查過兩次過敏原，對艾蒿、洋槐、牧草花粉和乳糖、果糖等甜味劑都過敏。一到過敏季，睡覺成了劉璇最困難的事。平躺無法呼吸，就倚在床頭半仰著，再不行就背靠床邊坐在地上睡，憋醒了，自己去洗鼻子、噴鼻噴，床頭紙盒箱裡塞了十幾瓶（盒）藥。擔心她半夜犯哮喘，劉璇媽媽時不時就要起來“找孩子”。
“來看病的患者越來越小。”榆林當地一家三甲醫院的科室主任介紹說，十幾年前的患兒多為十幾歲，最小的五六歲，到今年，他看過的最小的患兒只有一週歲。
自救
2014年前後，一些病友向何彥兵反映，家附近藥店的過敏藥都賣斷貨了。慢慢地，榆林的很多藥店會在過敏季到來之前就提前囤藥，包括常見的開瑞坦和處方藥孟魯司特鈉片。“不用處方，說藥名就能買”，一位病友說。
作為二十多年的過敏老病號，何彥兵直到去年7月，才等到榆林市第二醫院成立當地第一個“變態（過敏）反應治療中心”。“過去其實也按照過敏性鼻炎治療，只不過患者分散在呼吸內科或耳鼻喉科。”該院變態反應診療中心主任陳秀山解釋說。他原來在呼吸內科，印象中，過敏性鼻炎患者從2008年前後開始增多。
由於榆林的公立醫院長期沒有專門的過敏科，很多藥店瞄準商機，開展了檢測過敏原的服務。何彥兵最早去的榆林市痔瘻醫院，在其官方介紹中宣稱“於二〇〇五年七月在全市首家引進德國百康檢測儀，可檢測491種過敏源，對已檢測出的過敏源可進行脫敏治療，配服醫院自行研製的息敏膠囊療效更佳。”網上檢索顯示，德國百康檢測儀又名百康生物共振檢測治療系統，這正是尹佳等業界專家多年來一直呼籲曝光的一種非正規過敏治療儀器。
當初在吃了痔瘻醫院開的“偏方”藥後，何彥兵身體浮腫、變胖，通常吃兩個療程就需要增大藥量以控制病症。幾年後，何彥兵體質越來越弱，容易累。他諮詢了在正規醫院工作的醫生朋友，被告知藥裡放了大量激素，在朋友建議下，開始規範用藥。何彥兵說，把激素藥磨成粉加到中藥裡，謊稱純中藥，開給過敏患者，在榆林過敏患者圈裡很常見。
為尋求政府的重視，早在2010年9月，榆林本地論壇上出現了一篇題為《懇請相關部門徹查我市過敏性鼻炎患者逐年暴增的真相，徵集簽名中》的帖子， “懇請相關部門徹查該市過敏性鼻炎患者逐年增多的原因，採取治理辦法，遏止這一地方性疾病的繼續蔓延。”
2014年9月5日，榆林患者在人民網領導留言板上公開發文《榆林過敏性鼻炎已成地方病，為何不能引起重視？》。一些患者在接受《榆林日報》採訪時說：“我們是鼻炎患者，我們不要戴著口罩生活，希望有關部門能關注。”
對此，榆林市衛生局回覆說，“沙蒿可能是誘發過敏性鼻炎發生的其中一個因素，但不是唯一因素。”衛生局還對當時流行的一些說法闢了謠：“飛播所用沙蒿籽種均為本土籽種，從來沒有向美國等境外國家和地區調用過沙蒿種子。”
“這麼多人過敏，是什麼原因引起的、如何證實，這需要官方主導調查，不是老百姓自己能解決的問題。”越來越多的人向何彥兵諮詢病情、用藥信息，後來，何彥兵成立了病友微信群，患者來源越來越廣，群名從“榆林過敏性鼻炎自救聯盟”改成了“三北過敏性鼻炎自救聯盟”。
為引起政府正視，2015年8月1日，何彥兵和幾個病友跑到沙蒿地做實驗，拍照發到微博上，“摘下眼鼻罩五分鐘，七竅奇癢，咽喉部不適，打噴嚏，流清涕。阻斷後十分鐘，症狀消失。”病友紛紛留言，但未收到相關部門反饋。
何彥兵（左一）和幾位病友曾跑到沙蒿地做實驗。他們戴著眼罩和被稱為“豬鼻子”的鼻用空氣淨化器走進沙地，起初沒有明顯反應，摘下口鼻罩五分鐘後，七竅奇癢，打噴嚏、流鼻涕，這一過程被拍照發到微博上，病友紛紛留言，希望引起當地政府重視。圖/受訪者提供
第二年，何彥兵被選為榆林市政協委員，在市“兩會”期間遞交了提案《關於重視榆林過敏性鼻炎患者日益增長情況的建議》，在收到的例行回覆中沒看到他期待的反饋，第二年，他再次遞交了同樣內容的提案。
與此同時，內蒙古、寧夏等地也有人呼籲“重視過敏性鼻炎患者暴增的情況”。2017年8月21日，一篇名為《內蒙古過敏性鼻炎已成地方病，罪魁禍首是誰？——來自市民的集體上訴》被科爾沁區電視臺新聞中心公眾號“科爾沁頻道”轉發，閱讀量很快突破10萬。
之後不久，尹佳與北京其他幾家醫院耳鼻喉科大夫、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的工作人員被緊急調集開會，商量應對措施。會上，尹佳提出，第二年帶隊到榆林考察情況。
榆林市政府對過敏性鼻炎的態度在2018年出現了轉變。這年8月，尹佳帶著協和變態反應科19位醫生如約到榆林市第二醫院義診，來看病的患者從門診部二樓變態反應科門口排到一樓大廳。據事後統計，當天共有1000多人來問診。協和醫生在診療環節只看完500多人，其餘患者是在尹佳講座的同時由王良錄現場諮詢完成的。
困局
除了治療，患者更關心的是“以後怎麼辦”。“相關部門有沒有得力措施從根本上改變這一切？”何彥兵說，連續提案四年，終於等到了正面回覆。2019年兩會後，榆林市政府將“過敏性鼻炎防治工作”列入“十大民生實事”，政府撥款，完成過敏性鼻炎流調、專科建設、課題研究、花粉濃度監測與播報、人才培養、適宜技術推廣等工作。
“最終結果如何，只能繼續交給時間。”過敏性鼻炎病齡20年的榆林患者林彭已經向官方呼籲關注十年，他的終極目標是“根除全部沙蒿”，但這並不理智，也不現實。
環境保護部南京環境科學研究所生態保護與氣候變化響應研究中心主任、生態保護與修復首席專家沈渭壽在《毛烏素沙地飛播植被演替的階段與速度》中指出，隨著沙地飛播、地表土壤固定，一些適生的天然植物以其淺層根系對水分的競爭力逐漸在群落中佔據優勢，如（黑）沙蒿和油蒿。“飛播植物佔優勢的階段不超過20年，飛播植物群落階段和飛播植物與油蒿共同佔優勢的時間不超過35年，也就是說，35年以後，天然植物在群落佔絕對優勢，而飛播植物僅作為伴生種存在。”
“到底飛播了多少沙蒿，實際沙蒿生長面積在飛播前後有什麼變化？”2018年7月，陝西西安一家公益組織“愛暖人間”的創始人陳麗娟向國家林業和草原局申請相關信息公開，為求證過敏與沙蒿的關係，她同時還向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提出申請，公開2003年~2017年三北地區過敏性鼻炎患者人數、就診人數、相關醫療救助措施和效果、是否有應對方案等4類信息。
不到一個月，國家衛健委回覆說：未對榆林、神木、內蒙古、寧夏等地區進行過敏性鼻炎、蒿類過敏性鼻炎、哮喘患者等三類人群的人數及就診人數進行數據統計，所申請政府信息不存在；所提其他申請屬於諮詢，不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信息公開條例》的調整範圍。
陳麗娟不滿這個回覆，將國家衛健委告上了法庭。“他們這是不作為，不能對這麼多人的痛苦視而不見。”但並非所有人都支持陳麗娟，病友群有人質疑她是“譁眾取寵”“擅自為廣大患者代言”，一位退群成員坦言，“最根本的是，她這麼做，對患者本身狀況沒有實質幫助。”最終，這場官司也以法院不支持其訴訟請求而告終。
既然沙蒿無法根除，又沒有藥能根治過敏，陳麗娟也在想其他辦法。她把“養生專家”請到榆林教病友“拍打操”，今年7月開始，又致力於推行一種“精準脫敏餅乾”。這些做法引起了更大的反對聲。
今年8月，尹佳再次帶隊到內蒙古烏蘭察布義診，發現一些當地醫護人員迄今還不清楚夏秋花粉可能引起嚴重哮喘，誤診為感染性哮喘。王明浩也曾加入一些病友微信群。每到過敏季，大家紛紛在群裡吐槽自己的遭遇，負面宣洩很容易傳染失控，甚至演變成罵街。
“全國過敏性鼻炎患者數以億計，與之對應的是，變態反應專科醫生僅有200人左右，而全國擁有變態反應專科的醫院不足20家。”在第十三屆協和過敏性疾病國際高峰論壇上，王良錄公開對媒體表示，過敏的規範治療仍有很長的路要走。榆林市第二醫院變態反應科目前仍有一位住院醫師在北京協和醫院接受培訓，據尹佳介紹，未來榆林十幾家醫院的三十多個醫生和護士會陸續到協和學習。
多位醫生表示，過敏是遺傳與環境綜合作用的結果，如果按照“衛生假說”，隨著城市發展，衛生條件改善，人們生活在過於乾淨的環境中，感染性疾病減少，就容易導致過敏性疾病增加。
榆林從2013年開始創建園林城市，林木覆蓋率已達到33％，目前榆林市每年揚塵天氣已減少到10天以下，沙塵暴已不再發生。最初孤立在榆林西沙沙丘上的陝西省治沙研究所，四周環繞的荒漠如今也已被城市街道、公園和樓房所替代。到2014年飛播停止，白沙蒿保存面積十多萬畝，黑沙蒿保存面積達到約400萬畝。
1959年，時任中國科學院副院長、中國氣象學會理事長竺可楨帶隊到榆林宣佈成立治沙綜合試驗站，二十多人的專家團隊彙集了全國頂尖的氣象、土壤、環境專家。“當時團隊裡確實沒有醫療衛生方面的專家，治沙主要是為了發展農業經濟，肯定沒想到花粉過敏這些。這是時代的侷限。”陝西省治沙研究所副所長、高級工程師石長春說。
紅石峽地區荒漠治理前後。榆林市城北的紅石峽距離市區僅5公里，地處毛烏素沙地東南緣，曾經流沙遍地，植被覆蓋不到3％，只有沙柳等本地物種零星分佈。1957年成立治沙實驗站，後引入馴化植物，逐漸形成森林公園，目前森林覆蓋率已達到90％以上。圖/陝西省治沙研究所
尹佳在《過敏醫生赴榆林考察治沙植物紀實》中寫道：沙漠城市變成森林城市的同時，也進行著農耕文明生活方式向工業文明生活方式的跨越，或許這才是過敏性疾病患病率上升的深層次原因。“我們正經歷西方發達國家曾經經歷的過程，各種過敏性疾病的發病都在增高。”尹佳說。包括榆林患者在內，被稱為“21世紀流行病”的過敏正困擾著全世界30％~40％的人。
十一過後，過敏季即將結束，林彭和好友一起吃麻辣火鍋慶祝“劫後餘生”。餐桌上男女老少共八人，過敏性鼻炎患者七人，唯一一位非過敏患者是一名五十多歲的男士。席間談起鼻炎發作時的窘狀，這位男士覺得其他7人不免自我誇大和過度渲染，也不認同這與本地植物沙蒿相關。“你看，這就是榆林的沙蒿與過敏這樁事的一個縮影。”林彭開玩笑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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