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wn-遠
公元前202年，劉邦稱帝建立了中國第二個統一封建王朝，開啟了西漢時代，史稱其為漢高祖，隨後繼承父位的劉恆，也就是人們所說的漢文帝。說起漢文帝，似乎是個存在感不高的帝王，他是劉邦與薄姬所生，在王儲之爭時並不顯眼，呂氏之亂後，劉氏子弟死了大半，陳平、周勃等人決定，讓當時被封為代王的劉恆即位，劉恆怎麼也沒想到，自己一個普通皇子，居然能坐上皇帝寶座。漢文帝以仁治天下，和兒子漢景帝造就了文景之治，然而在漢景帝時代，西漢發生了七國之亂，這是否和漢文帝有關呢？
首先我們來看七國之亂的原因，七國之亂顧名思義，便是七個諸侯國發生了叛亂，那時西漢仍採用分封制，把土地封給皇室子弟，結果這一分，就分出了事情，儘管七國之亂僅持續了三個月，可給國家與人民帶來的是不可磨滅的傷痛。值得注意的是，七國之亂髮生在漢景帝時期，也就是漢文帝兒子即位那會兒，之所以會發生與一個人有關，此人就是晁錯，漢景帝身邊的寵臣，晁錯上書要削藩，引起藩王們的不滿，加上漢景帝劉啟還是太子時，與吳王劉濞有矛盾，漢文帝卻沒有絲毫懲罰，乃至吳王劉濞和漢景帝之間，產生不可調和的矛盾，這是一大原因。
隨著多年的隱忍，在削藩政策問世後，一起迸發出來，吳王劉濞找到機會，喊著清君側，誅晁錯的口號起兵叛亂，其餘六個諸侯王也跟著一併起兵，於是就爆發了這場大動亂。削藩政策、劉濞宿怨兩大原因，導致了七國之亂的發生，這是史書上給出的說法，然而這只是一個方面的原因，還有一個原因，就是和漢文帝劉恆有關，根據史書上記載，漢文帝掌權時，也發生過兩次劉姓諸侯王叛亂的事情，第一次是在前177年，劉興居趁著皇帝北上，帶領部隊妄想佔據長安，漢文帝知道以後，派大將軍柴武平叛，劉興居兵敗自殺。第二次在前174年，劉長覬覦皇帝寶座，聯合匈奴人圖謀叛亂，結果事情被洩露，被貶去四川，在半道上絕食而亡。雖然這兩起事件都及時平息，但也給漢文帝敲醒了警鐘，再放任不管這些藩王，就要演變為昔日周天子了。
不過漢文帝並未做出任何行動，而是他兒子漢景帝，深知父親的仁政需要叫停，為了加強中央集權，削弱諸侯王的實力，於是就有了晁錯削藩的事，事實上大家都明白，不是晁錯要削藩，而是漢景帝要削藩，晁錯只是一個代表漢景帝說話的人。只可惜他過於急切，不知道施行多年仁政，積攢的弊端不是一兩個政策就可以解決的，這才發生七國之亂。七國之亂原由有很多，有直接的、間接的，個人認為漢景帝的仁政便是間接原因，下面我們來看一下。首先漢文帝為什麼要以仁知天下，其實這和當時社會環境有關，西漢建國之初，經歷了秦末戰爭、楚漢爭霸等戰爭，整個國家傷痕累累，前秦重徭役，楚漢時為增強兵力，大幅度地徵兵，導致十室九空，青中年男性都去當兵了，土地就沒有人來耕種。
那時西漢經濟連近代都比不上，劉邦甚至同意百姓販賣自己的孩子，以此來解決饑荒問題，可見西漢初期，國家已經變成了什麼樣子，於是在呂雉掌權時，她開始推行減佃租、減少徭役等政策，又緩解商人的限制，經濟才緩慢上升。在這個時期，以仁治天下只必須的手段，同時漢文帝早年的經歷，也使得他變成一個仁君，漢文帝小小年紀就在封地代國生活，由於沒參與過什麼宮廷爭鬥，導致性格也相較溫和，漢文帝的仁政很成功，短時間內恢復了國內經濟，在國家推行各種惠民利民的好政策，但有句話說的話，事情都是兩面性的，既然有好的一面，那麼相對也有弊端，漢文帝的仁政措施，確實影響了後面七國之亂，首先是漢文帝自身問題，當年還是太子的漢景帝劉啟，與吳王劉濞發生矛盾，漢文帝維護兒子，不照顧劉濞情緒，導致這層矛盾越發加深，其次是政策原因，仁政使得百姓、士兵戰鬥力變低，仁政固然是好的，可時間久了以後，你的寬容就會變成縱容。
漢文帝以仁治理天下，是許多皇帝的典範，但產生的壞影響就是，養出了一群刁蠻強橫的百姓，有句話說得好，一步步退讓只會讓人覺得你好欺負，不但不感激各種措施，還要反過頭指責皇帝的不是，並且過多的寬容，導致士兵戰鬥力不強，在封建社會中當一個帝王，僅有寬容和大度還不行，須得恩威並施，讓天下人尊敬的同時還敬畏，這才是一個合格的君主。漢文帝的仁政，在也在某種程度上，助長了諸侯王們的野心，對於這些宗室子弟，漢文帝經常做出讓步，使得諸侯王實力得以增加，又有天高皇帝遠這個有力條件，時機成熟自然會有人帶頭反。
西漢的藩王權力相當大，在自己的封地內，可以說是個土皇帝，不僅可以任免治下官員，還掌握生殺大權，有自己的私人武裝力量，允許私鑄貨幣，礦產資源的開採，這些看似寬容的政策，無一不是戳中了中央皇帝的命脈，古代謀反只要達成兩個條件：有錢、有人，就可以迅速拉起一支部隊，從而威脅到中央，所以七國之亂看起來是晁錯的削藩政策引起的，其實是地方對中央力量進行反抗，只是被漢景帝用三個月就擺平了，漢文帝多少是有些責任的，只不過在那種社會環境下，不施以仁政，恐怕情況會更糟糕。
木劍溫不勝
漢景帝時期，曾經爆發過一場七國之亂，參與謀逆的七個國家分別是吳國、楚國、趙國、濟南國、淄川國、膠西國、膠東國。
從根源上講，七國之亂的爆發只不過是遲早的事情，即使不是七國之亂，也會是五國之亂，九國之亂，之所以會有一場七國之亂，主要還是因為分封制。
漢高祖劉邦登基之初，為了穩住民心，在吸收了前朝制度的缺點後，建立起了一個郡縣制與分封制並存的制度，其實在制定郡縣制與分封制並存的制度時，劉邦就已經有心慢慢處理封國，只不過，封國的實力絕非可以小覷，只有徐而圖之，才能以最小的代價將封國一一滅亡，鞏固國家的統治。
景帝三年，七國之王以清君側的名義爆發了一場叛亂，彼時的漢景帝，最開始也有心與七國議和，斬了七國名義上要誅殺的逆賊，晁錯，怎料，在失去了清君側這一名義以後，七國直接連藉口都不要了，繼續進攻，無奈之下，漢景帝選擇了平叛。
七國之亂看起來風風火火的，但實際上帶到漢景帝將七國之亂平息，也不過只過去了三個月而已。
從表面上看，七國之亂的爆發是因為晁錯削藩，削藩又如何？歷史上削藩的例子數不勝數，削藩的確是一個艱難的過程，但削藩並非諸侯王起兵謀逆的主要原因。
從根本上來看，晁錯的削藩政策讓諸侯感受到了壓力，但削藩不過是將諸侯的壓力擴大了而已，即使沒有削藩這一說，諸侯也是遲早要產生謀逆之心的，七國之亂最根本的原因，還在於日益強大的諸侯王與中央集權之間的矛盾，但在其中，漢文帝的仁政卻是對七國之亂的爆發起到過促進作用。
以德服人，中國自古以來的傳統，然而，以德服人有時候的確沒有拳頭來的直接，以德服人更多時候會被人視作軟柿子，漢文帝正是如此，漢文帝當政期間施行仁政，雖說仁政讓國庫迅速充盈，但漢文帝的仁政更多的是情大於法，情大於法的後果，便是諸侯國在於漢文帝談判時得到越來越多的權力，諸侯國的勢力進一步擴張。
本來在中央的打壓之下，諸侯國應該舉步維艱，但中央不僅沒有抑制諸侯國的增長，反而是以德服人，讓諸侯國認為中央就像是軟柿子，可以隨意揉捏。
漢文帝的仁政卻是對七國之亂的爆發產生過促進作用，但也不過是促進作用，若要說晁錯的削藩運動是導火線，那麼漢文帝的仁政就像是催化劑，其中最關鍵的部分還是中央集權與諸侯王日益增長勢力之間的矛盾。
魏青衣
顯而易見的確是這樣的。想要了解“黃老之治”與“七國之亂”背後的必然聯繫，首先我們應該將眼光投放到秦末漢初整個的歷史格局當中。
漢初統治政策及積壓的問題![]()
秦暴虐苛政及亡國後的連年戰爭，引得四海憂怨，民不聊生。漢王朝建立後吸取“姍笑三代”秦的教訓，在對地方管理上採用郡國並行制，髙祖時歃白馬為盟，分封劉氏子弟為各諸侯王，以藩屏國。經濟上採用休養生息的自由放任政策，輕徭薄賦、獎勵耕織。
自高祖“約法省禁，輕田租，十五而稅一”，到文景時三十而稅一，並重農興商，農商並舉。法制制度建設上輕刑慎罰，多次減刑。經過幾代帝王和百姓的共同努力迎來了漢代第一個盛世一一文景之治。文景之時，政治安定無事，百姓安於本業，人人自給家足，天下殷富，府庫充盈，一派政治清明、經濟繁榮、社會和諧的盛世局面。就是此番盛世吸引了以往歷史研究者的目光，讓他們更多的看到漢初統治政策光鮮奪目的一面，而忽視了積壓問題。
君主垂拱而治，四海晏然，安定太平，官不擾民，無吏無法，社會經濟自然發展，百姓安居樂業，人人相親，上下同心，天下一家。漢初統治者採取無為而治的治國理念，希望這種寬鬆的政治環境能讓百姓各務本業、戮力農耕，為王朝積累財富，也確實收到了積極的成效。但無為而治也存在著很多難以避免的問題：匈奴不斷入侵，諸侯王勢力膨脹，豪強橫行地方，缺乏統一的思想觀念等，這些問題都不利於中央集權的加強。
分庭抗禮的“國中之國”
漢朝興起初年，海內剛剛平定，同姓寡少，高祖“懲戒亡秦孤立之敗，於是剖裂疆土”氣劉邦將統治天下的政治權利分給各同姓諸侯王，希望利用同姓子弟的血緣凝聚力以藩屏漢，“進而，由於同姓王國的分封，這種外在的相對有限性，轉變為在劉氏皇族內分散統治的權利形式。”皇權的下放使得諸侯王勢力膨脹，成為威脅中央集權的地方割據勢力，主要體現在他們尊貴的政治地位和富援天子的經濟實力。
政治
“金璽盩綬，掌治其國”擁有治民權和內史以下官吏的任命權。高祖分封同姓諸侯王，委之以生殺大權，斷獄治政之權，在封國內自行徵收賦稅，擁有除內史以下官吏的任免權，“宮室百官同制京師”氣淮南厲王劉長“廢先帝法，不聽天子詔，居處無度”，並“以其郎中春為丞相，聚收漢諸侯人及有罪亡者，匿與居，為治家室，賜其財物爵祿田宅，爵或至關內侯，奉以二千石”，這些人所不當得，淮南王欲以有所為，即讓他們聯合其他諸侯王、閩越、匈奴意圖謀反。
有些諸侯王還被賦予了特殊的官吏任命權，如齊“悼惠王得自置二千石”梁孝王劉武“得自請置相、二千石，出入遊戲，僭於天子”氣諸侯王政治地位的尊貴還體現在稱謂上，賈誼的《新書等齊》中詳細列舉了諸侯王享受的一些與天子無異的特權，如等級、勢力、衣服、號令等。如天子卑號稱陛下，諸侯亦稱陛“天子親號太后，諸侯親亦號太后；天子相號丞相，黃金印，諸侯亦同等。諸侯王在地方做大，政治勢力膨脹，“自以為於天子為昆弟，而不論君臣之義”，有了自為天子的意願，出現了“僧於天子”的行為。
淮南王劉長廢棄了先帝立下的法令，不用漢法，不聽從天子詔令，出入時清道戒嚴，稱做警脾，“稱制，自為法令，擬於天子”梁孝王劉武打著天子賜予的旌旗，隨從千乘萬騎，出入使行人迴避，“擬於天子”，這就成為加強中央集權的最大障礙。
經濟
同姓諸侯王受封疆域遼闊，在封國內自行徵收賦稅、徵調徭役，並且壟斷了鹽鐵業，王國勢力日益膨脹。自雁門往東，到遼水北岸，是燕國和代國；常山往南，太行山往東，過河水與濟水，一直入海，是齊國和趙國；激水、泗水一帶包括龜山和蒙山，是梁、楚二國；東含江、湖，靠近會稽，是吳國。北臨淮河，包括廬山與衡山，是淮南國；漢水往南，到九嶷山，是長沙國。諸侯王國周阻三垂，大的諸侯王國誇州兼郡，接連數十城，“宮室百官同制京師，可謂矯枉過其正矣。”
孟子曰：“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珠寶玉者，映必及身”，各諸侯王憑藉著遼闊的封域，殷實的人口，豐富的資源，和漢王朝賦予的經濟特權，大力發展本國經濟，顯示出“富將天子”的雄厚實力。齊國首都臨溜“十萬戶，市租千金，人眾殷富，巨於長安”；吳國“有海鹽章山之銅，三江五湖之利，”故以煮鹽、採礦為業，國用豐盈；梁孝王劉武“府庫金錢且百鉅萬，珠玉寶器多於京師。”
同時，漢初大力實施休養生息及無為而治的政策，客觀上為諸侯王發展自己的勢力提供了有力的環境。時過境遷，隨著同姓諸侯王在血親上與中央逐漸疏遠，割據一方的諸侯王經濟實力日漸雄厚，不甘心在屋簷下受命於人，自為天子的意識也越來越強。到景帝時，中央與諸侯王國矛盾尖銳，爆發了以吳、楚為首的七國之亂。雖然叛亂迅速被平定，中央與地方的矛盾也有所緩和，但分裂因素依然存在。
無為而治下的兼容放任
漢初對黃老無為而治思想倍加推崇，黃老無為思想具有寬容放任、兼收幷蓄的特質，為諸子再起、百家爭鳴營造了文化氛圍。這種多元的思想格局顯然不利於中央集權的力的雖，還大量滋生了社會矛盾，威脅著封建等級制，尤其是君臣上下尊卑關係的穩定。
各諸侯王在黃老無為的寬鬆環境下，招賢納士、網羅黨羽、偺禮越制。高祖的同父少弟楚元王劉交，喜歡讀書，多才多藝，自小就和穆生、白生、申公一起跟浮丘伯學習儒家經典一一《詩》。元王到了楚國，封穆生、白生、申公為中大夫。淮南王劉安好讀書，求賢若渴，招聚天下賓客、遊士數千人，組織編寫《鴻烈》，即日後被稱為《淮南鴻烈》或《淮南子》，大多談論神仙、煉丹技術。
河間獻王劉徳修學好古，推崇儒術，在封國內設立了《毛氏詩》、《左氏春秋》博士，一切以儒術為準，山東諸儒多隨從而遊。梁孝王劉武招攬天下四方豪傑，山東遊士幾乎都投在他的門下，如楊勝、公孫詭、鄒陽等人。吳王劉濞收羅四方遊士，以文辯名揚的齊人部陽、淮陰枚乘、吳嚴忌皆投靠吳王。諸侯王招攬四方人才作為自己的智囊團，他們用理論體系合理化諸侯王的政治行為。這些賓客大多效忠於諸侯王，形成了以各諸侯王為核心的政治勢力，嚴重影響到封建等級秩序和中央集權的加強。
漢初黃老思想強調，皇帝應構建和諧的君臣關係，以仁義為出發點，行無為之政，為臣民留有自由發展的空間，垂拱而治。這種文化環境使得諸子百家，各執一端，實際上削弱了中央集權，這種文化上的分裂或者說不統一又反作用於政治、經濟，為諸侯王林立、犬牙交錯提供了理論依據。
由此我們基本上可以判定：漢文帝“仁政”導致的社會危機，是七王之亂爆發的關鍵因素。我是歷史創作者“完顏翠花”，點贊+關注（我很寵粉的哦）將有機會獲得神秘禮包。
完顏翠花
公元前154年，漢景帝時期，以吳王劉溴為首的七國舉兵反叛，史稱“七國之亂”。雖然叛亂不到三個月就結束了，但這一叛亂對西漢的經濟以及政治體制造成了深遠的影響。很多文人史書都在尋找這一叛亂的原因，有些人說是漢文帝時期施行的仁政，即“欲天下之治安，莫若眾建諸侯而少其力”的後遺症，有些人說七國並不想反叛，而是漢景帝和晁錯操之過急而造成，更有說法是說不管削不削藩，七國都會反。
漢景帝時期，分封各地的諸侯王擁有著強大的實力，漢朝全國共五十九郡，截止到景帝決定削藩之前，各地諸侯王仍然佔地三十八郡，與中央對比起來，各地諸侯在經濟、人口上都佔有巨大的優勢，在漢景帝看來，削藩不僅可以加強中央對地方王朝的掌控力，還能補充中央的各方面實力，而削藩是一種一勞永逸的方法。
漢開國以來，全國的老百姓遭受了大量的戰亂之苦，急需休養生息，文帝時期，仁政天下，在國家政策方面，頒佈了很多恢復民力的措施，對於大臣和各諸侯國也是非常寬厚，但此仁政是建立在國家和百姓需要恢復生產力的基礎上，同時，文帝在位初期也需要政治上的盟友，所以實施了“莫若眾建諸侯而少其力”等方式，對於削藩等事，並未急不可耐，況且，也不具備這樣的條件。
到了景帝時期，中央和地方的矛盾進一步加強，同時為了能夠削藩，景帝重要晁錯。
公元前154年，景帝借淫亂、匿盜、制等各種罪名先後削奪了楚王戊的東海郡、趙王遂的常山郡和膠西王印的六個縣，中央與地方的矛盾頓時激化。當“削藩”規模繼續擴大，涉及吳之會稽、豫章郡時，正式拉開了戰爭序幕。吳王劉濞聯合楚、趙、膠西、膠東、淄川、濟南六國，以“誅晁錯”清君側為名向漢中央宣戰。在沒有做好戰爭準備的情況下，景帝不得已只能殺掉晁錯。晁錯最先成為戰亂的犧牲品。
其實，在我看來，七國之亂的真正原因就是漢景帝與晁錯操之過急為主要原因，在當時的環境下，實力最為強大的吳王劉濞其實已經年近六十了，而其他幾國都不過是胸無大志之輩，很明顯，吳王沒幾年活頭了，只要景帝自己不懶政，加強與地方的聯繫，即便景帝有生之年不能削藩成功，到他的兒子和孫子輩是一定能成的，只要不出昏君。
據《史記》記載，其實楚、齊等國的反叛並未事先通氣，他們直到削藩涉及到吳國之時，才開始商量是否起病反抗，最後不過抵擋三月而已，而當時在臨戰前一刻大家也意見不統一。所以，不削藩也會反的事情，我覺得是應該不成立的。
只可惜，景帝做事，過於強調時不我待，最終釀下苦果，這其實跟文帝仁政沒有必然聯繫。
春秋亂舞
在漢朝的歷史上，最出名的莫過於漢武帝的抗擊匈奴，而也正是因為這場戰爭，才讓霍去病，衛青等人為世人所傳頌。然而誰又能料到，在漢武帝之前曾經發生過一場讓大漢王朝陷入了動亂的戰爭，那就是“七國之亂”。
七國之亂，顧名思義就是七個諸侯國聯合發動叛亂，儘管這場叛亂只被用了三個月就被平定了，但這場戰爭的影響卻是非常深遠的。
一、“七國之亂”產生原因
七國之亂爆發的口頭原因是晁錯的削藩政策讓那些藩王不滿意，再加上漢景帝曾經在當太子的時候曾拿棋盤砸死了當今吳王劉濞的世子，而漢文帝卻沒有對漢景帝沒有任何懲罰，所以這成為了吳王劉濞和漢景帝后來的一些矛盾點。
這些矛盾，隨著晁錯的削藩政策的實施，愈演愈烈，於是吳王劉濞抓住機會，趁勢發動叛亂，而其他六王也相繼跟隨反叛，於是就爆發了這場影響大漢朝國運的戰爭。
然而，無論是吳王劉濞的為兒子報仇，還是抗拒晁錯的削藩政策，其實都不是“七國之亂”爆發的真正原因。
首先，吳王劉濞再怎麼說也是一個諸侯王，權衡利弊還是知道的，為了自己的一個兒子，拿自己的全部身家性命去和漢朝中央硬碰硬，贏了還行，輸了就是滿族皆滅，他會不清楚其中的利弊嗎？所以這個叛亂理由只是個藉口。
而削藩雖然確實可以說是一理由，但也不會是其源頭，我們要考慮的問題有兩個，一是為何會削藩？二是為何敢反叛？其實都無外乎諸侯王權力太大，反只不過是時間問題，削藩只不過是加快了這個時間點而已。
七國叛亂是有多種原因所共同造就的。但在個人認為導致這場戰爭爆發的原因最為主要的其實還是在漢文帝時期“仁政”所埋下了弊端。
二、漢文帝“仁政”產生緣由
那仁政到底是一個什麼政策呢？在我們很多時候看來或許就是輕徭薄賦，與民同樂的政策。
但其實並不是這樣，漢文帝時期的仁政是一種多恩而少罰的政策，即以德服人，用德去教化人，說到底這其實也是相信性善論的一種體現。
而漢文帝之所以會形成這種理念並不是與漢初施行黃老之說有關，這主要與他的成長經歷有關。
為何和黃老之說無關呢？在我們的觀念裡，黃老之說的無為而治就是仁政，其實不然。黃老之說的無為而治並不是我們想的那種無為而治，它是守法而無為，依舊要遵循法律，即法情並重。
而漢文帝的仁政顯然是到了情大於法的地步。
為何說與他的成長經歷有關呢？首先，漢文帝有一個好的母親教導，母親薄姬的謙遜讓他也養成了內斂、善良的性格。
接著，又由於他小小年紀的時候就在自己的藩國“代國”內見識到了農民們的生活悲慘，見識到了他們 因為各種繁雜的服役項目而沒有時間進行勞作，這樣導致百姓的生活越來越貧苦。
而百姓的種種悲慘生活也對年少的漢文帝產生了不小的影響，因此他立志為農民改善生存條件。
這才有了他後來要施行仁政的想法。
仁政很好，對短時間內恢復經濟是極具優勢，比如“除田租稅之半”與“丁男三年而一事”，這些都能調動勞動者積極性，帶動了經濟的復甦。
但任何政策都是有弊端的，政策是需要靈活變通，與時俱進，若是一直這樣仁政下去，弊端自然顯露無疑。
三、仁政中存在弊端為“七國”之亂埋下隱患
其一：仁政養刁民，平民沒有了戰鬥力。
雖然漢文帝的初衷是好的，自己也是依照著這樣做的。然而一個領導者永遠都是寬宏大量的形象，處處為屬下著想，並不一定能夠得到屬下的尊重。因為“店大欺客，權大欺主”。
對一些人過分的寬容，反而會讓他們覺得好欺負。漢文帝對於百姓的寬容仁慈是漢朝歷代皇帝的典範，然而這樣長久以往下去造成的後果就是養出一些刁民，這些人對於漢文帝的仁政措施，不知足反而抱怨寬容措施程度太小。
不僅如此，過分寬容的後果就是造成了軍隊的戰鬥力不強。因為漢朝軍制是全民徵兵制，所以一定程度上平民就是士兵。
而漢文帝不願意在平時給平民們太多的體力負擔，所以平民們得到訓練的機會就比較少，而這就造成了當國家徵兵的時候徵集到的士卒都是一群沒有戰鬥力百姓。
而想要提高這群士兵的戰鬥力，又需要進行長時間的訓練，但他們在平時已經是“死於安樂”了，這就造成了中央朝廷的軍隊實力衰弱，而與之相對應的則是諸侯王實力的提高。
其實，為君者，雷霆雨露均為天恩。在漢文帝的執政期間，仁義之名四海皆知，然而光仁義只能讓人尊敬，卻不能讓人敬畏，一名合格的領袖軟硬兼施，恩威並濟是必不可少的。
其二：仁政養縱容，諸侯王權利過大，使其滋生了不該有的野心。
相比起漢文帝對於百姓的寬容，諸侯王的權力過大也是之後七國之亂爆發的原因之一。而諸侯王之所以權力如此之大，與漢文帝時期的仁政也密不可分。
漢文帝施行仁政的緣故，對於諸侯王一味的包容，甚至到了縱容的地步。
而對於各路諸侯的一些要求，漢文帝也做出了很多的妥協，而正是這份妥協，造成了這些諸侯王實力增長迅速，最後的結局就是尾大甩不掉。
俗話說“天高皇帝遠”， 諸侯王遠在自己的藩地，這些諸侯王遠在千里之外，在自己的地盤上，權力巨大。
他們不僅有生殺大權，還有著一部分官員的任免權，除了不是正統的皇帝之外，在自己的藩國裡面，這些諸侯王其實和皇帝沒什麼區別，有著和皇帝一樣的一切特權。
面對這樣的局面，漢文帝不採取賈誼削弱地方實力的《治安策》，反而實施了兩個更加增強地方諸侯實力的政策。
一個是“廢除盜鑄錢令”，另一個是“弛山澤之禁”。這兩個政策通俗點來說，准許私人鑄幣與開採資源礦產。
在封建等級制度下，以血緣為紐帶的諸侯王們擁有他人不可侵犯的地位與權力，這裡的私人雖然並沒有侷限於諸侯王，但諸侯王靠著自己名氣與實力完全可以將其壟斷。
而將其壟斷之後，他們可以迅速將其轉化為財富。當時七國之亂的禍首吳國就是一個血淋淋的例子，他靠的就是這兩項政策的優勢，最後“煮海水為鹽，鑄錢以牟天下利”發展壯大的。
所以說，七國之亂看似是晁錯的削藩政策的實行觸動了諸侯王的利益，但是根本原因還是因為以吳王劉濞為主的諸侯敢於反抗，也有能力對中央政府進行挑戰。
四、總結
漢文帝過於善良仁慈，這樣的心腸其實當皇帝是不合格的，因為讓人感覺不到威嚴。
漢文帝是上一任皇帝漢惠帝的同父異母的弟弟，相比起父子之間的傳承，漢文帝則是從諸侯向皇帝完成了身份的轉變。
正是因為皇位的得來並不穩固，所以漢文帝需要靠著這些宗族親屬這些諸侯王來對自己的支持來穩固自己的權利。
而正是因為這個原因，使得漢文帝在對待諸侯王的態度上講究的是以德服人，諸侯王沒有大的錯誤或者犯的都是一些小錯的話，對待諸侯王比較寬容。
相比起歷史上其他皇帝的心狠手辣，漢文帝則是靠著自己的仁慈來取得支持，但是這樣顯然有弊端的。
因為仁慈並不是什麼時候都管用，如果性善論相當可靠的話，為何會有性惡論出現呢？歷史上以怨報德的案例也不在少數。
當然了，我們也不可否認確實有些百姓或者諸侯感受到中央的真心，自此忠於朝廷。
但他們的後代呢？
百姓的後代由於經常性的恩惠，已經把恩惠當做為習慣，並不會再心存感恩。
而諸侯會隨著子嗣的繁衍，與中央朝廷的關係會越來越淡薄，以前的恩德，他們的後代又如何記得？他們只知道：”中央都不是我的對手，人生在世僅此一次，不當當皇帝真怪可惜的”。
仁政的弊端一直都有，但是到了漢景帝時期徹底無法收住了，那些諸侯王的日漸驕縱，已經對中央的統治開始有了抵抗。那些所謂拱衛中央的諸侯國，隨著時間的推移，已經如同當初周天子分封諸侯的一樣了。
漢景帝知道此時仁政需要中斷，必須採取強硬手段來加強中央集權，打擊諸侯，而不是一味地姑息。
於是就有了後來的晁錯削藩，但可惜的是他過於急切，不知道仁政施行多年，養成的弊端並不是一個直接削藩就能解決的，這就引起了“七國之亂”。
夏目歷史君
漢景帝時期，發生了著名的七國之亂，險些顛覆了西漢的江山。其實漢文帝早就料到了兒子會有此劫，他生前做了三件事，件件都是針對諸侯王造反的。
諸侯王造反，早就有苗頭。劉邦打下江山，小家子思想氾濫，廣封劉姓諸侯王，想盤根錯節的在天下佈置防線。可他沒有想到的是，隨著某些諸侯王勢力的增強，人家想把自己的“劉”字擺的更正一些。
據《史記孝文本紀》記載，漢文帝坐天下時，發生過兩次劉姓王造反事件。第一次是濟北王劉興居，趁著皇帝北上代地，朝中無主，發兵要攻取滎陽，而後進攻長安。第二次是淮南王劉長，勾結匈奴人和閩越人，野心直指哥哥的寶座。這兩次謀反都被及時平息了，漢文帝這心裡頭的警鐘可就敲響了。
要知道挑頭鬧事的這兩頭蒜，只是心大罷了，屬於分分鐘被搞定的類型。那東南吳國和楚國，東邊的齊國，可都是有能力跟朝廷扳手腕。自己現在活著，小心謹慎的估計問題不大，要是輪到兒子挑大樑，壓力會很大，可人家現在又沒有明著要造反，所以我能做的只是防範。
漢文帝做的第一件事，是削弱諸侯王的力量。
根據《史記齊悼王世家》記載，漢朝的第一代齊王劉肥，是劉邦的私生子，也是長子。劉邦把齊國七十座城封給了劉肥，是諸侯王中地盤最大的一個。劉肥生了好多兒子，長子劉襄接班就是齊哀王。
齊哀王去世以後，漢文帝就開始動手了，他把齊國劉肥的其他幾個兒子都封了王，封地採用就近原則，哥幾個把父親的土地給分了。表面上看，肉爛在鍋裡，沒有動劉肥的利益，可分開就是分開了，大家都有各自的打算，兄弟幾個很難再抱團對抗朝廷了。
漢文帝做的第二件事，是給當時的太子，後來的漢景帝建立防護網。
據《史記梁孝王世家》記載，漢文帝有四個兒子，太子劉啟是老大，老二叫劉武。劉武最早被封為代王，後改封為淮陽王，又被封為梁王。表面上看，在哪裡當王，好像都是看皇帝的心情，可實際上問題沒那麼簡單。
代地是漢朝和匈奴的邊界，漢文帝繼位之前，就在那裡經營多年，他深知做代王的重要性。史書沒有講劉武年輕時候本事如何，可從後來的七國之戰來看，劉武絕對是個軍事好手，漢文帝當年讓他去做代王，多少是有培養他軍事才能的意思。
劉武最後的封地是梁國，從七國之亂的地圖可以看到，這是一個咽喉要地。齊國被分割以後不足慮，東南的吳國和楚國是最大的隱患，梁地就橫亙在吳楚二國進攻長安的路上。打仗親兄弟上陣父子兵，漢文帝的苦心，可見一斑。
漢文帝做的第三件事，就是給兒子物色堪大用的帥才。
據《史記周亞夫傳》記載，公元前158年，匈奴大舉入侵北部邊境。漢文帝調遣三支人馬保衛京師長安，宗正劉禮將軍駐軍霸上，祝茲侯徐厲駐守在棘門，河內郡守周亞夫鎮守細柳營。這事關長安城的安微，漢文帝歷來的謹慎，就親自到三處巡查，一則慰問將士們，二則也檢查一下他們是否稱職。
皇帝一行來到了霸上，將士們興高采烈的出來迎接，等漢文帝慰問巡視結束，又前呼後擁的把慰問團送出了大營。到了棘門也同樣如此，歡迎的歡迎，歡送的歡送，大家不亦樂乎。
接下去就是細柳營了，剛到營門口就發現氣氛不對，沒有迎接團也沒有儀仗隊，那士兵們一個個身著鎧甲，手握兵器，還把弓拉的滾圓，隨時準備戰鬥的樣子。根本不讓慰問團往軍營走。皇帝的人嘛，總要面子的，就跟守衛商量，這車上坐著的可是皇帝，還不趕快放行。結果對方小臉一繃，這是軍營，軍營裡只聽將軍的號令，不聽天子的詔令。
這眼瞅著皇帝的車架就到門口了，可還是進不去，漢文帝只好派人拿自己的信物去通報，這軍營的大門才緩緩打開，可馬車還是不許疾馳。到了營帳前，周亞夫披盔戴甲手持兵器做了個揖，身著盔甲不變，請允許我軍禮相見。就在這緊張的氣氛之中，漢文帝手扶這車護欄，對著細柳營的將士深深的致以敬意。
細柳營出來以後，漢文帝無比的感嘆，周亞夫才是合格的將軍，跟他一比，前面那兩位就是小孩子過家家了，要是有敵人偷襲，都得當俘虜。你們再看看周亞夫的佈置，誰敢小看他啊！
匈奴的威脅解除以後，周亞夫被提升為中尉。漢文帝在去世前，特意囑咐太子，以後國家有了危難，你可以放心的讓周亞夫去帶兵。
削弱齊國的力量；讓劉武為哥哥守大門；為漢景帝物色到平叛的三軍統帥。如果沒有漢文帝的這三招，漢景帝不一定能防得住七國之亂，西漢的歷史恐怕就要改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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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認為造成七國之亂的直接原因是晁錯的削藩政策引起的，造成了各個藩王的不滿，從而導致的。但根本原因是漢高祖劉邦實現的分封制的政策，為日後七王之亂埋下伏筆。對待各個藩王的政策上漢武帝實行的推恩令不錯，手段比較溫和，目前來看是解決藩王問題的比較好的手段，後期明成祖和清朝都基本沿用了這種比較緩和的削藩政策。
擇壹城終老
要弄清楚七國之亂的直接原因，首先要明白七國之亂是怎麼回事。七國之亂是發生在中國漢景帝時期的一次諸侯國叛亂。公元前154年，漢景帝採用晁錯的《削藩策》，先後下詔削奪各個諸侯國的封地。吳王劉濞聯合楚王劉戊、趙王劉遂、濟南王劉闢光、淄川王劉賢、膠西王劉昂、膠東王劉雄渠等劉姓宗室諸侯王，以“清君側”為名發動叛亂。由於梁國的堅守和漢將周亞夫所率漢軍的進擊，叛亂在三個月內被平定。 七國之亂是地方割據勢力（即各路藩王）與中央皇權之間矛盾的一次大爆發。即便沒有《削藩策》這樣的矛盾也遲早會爆發！
那麼導致七國之亂的直接原因是因為文帝的仁政嗎？當然不是！前面已經說了，七國之亂其實就是各路藩王與中央皇權之間矛盾的激化。那麼更深層次的原因就是這些藩王是怎麼出現的？
楚漢相爭階段，劉邦迫於形勢，分封了異姓諸侯王。公元前202年，劉邦稱帝后，實行郡國並行制，諸侯國的政治地位遠遠高於郡。 諸侯國疆域廣大，人口眾多並位於經濟發達地區，且擁有強大的武裝，由諸侯王隨意調遣。諸侯王的地位僅次於皇帝，在封國內獨攬大權。這些異姓諸王擁兵自重，專制一方。此外，還自行徵收賦稅、鑄造錢幣，成為實際上的獨立王國，最終成為中央集權的最大障礙。
於是劉邦和呂后採取雷霆手段，消滅了異姓諸王。可是在消滅了異姓諸王后，劉邦卻無力直接掌控全國。同時，他在總結秦亡的歷史教訓時，認為秦亡的原因是沒有分封同姓子弟為王。因此，他在異姓諸王的舊土上又陸續分封了九個劉氏宗室子弟為諸侯王，史稱“同姓九王”，並與群臣共立”非劉姓不王“的誓約。由於同姓諸王與高祖血統親近，效忠漢朝，起著拱衛中央的作用，所以這時中央政權與地方諸侯國的矛盾並不突出。漢高祖死後這些親近的血統也逐漸稀釋，到了景帝時期那種血親還有幾分親近呢？
另外，當權後的呂后直接違背”非劉姓不王“的誓約，立諸呂為王。呂后對於受封為王的漢高祖諸子，控制很嚴。呂后專權以及分封諸呂為王，激起了劉姓諸王的強烈反對。呂后死後，諸呂聚兵，準備發動政變。後來諸呂被誅滅，群臣為防止類似外戚事件發生，立代王劉恆為帝，即漢文帝。
漢文帝以漢高祖庶子繼統，地位本來不很鞏固，而漢初所封諸侯王，已經歷了兩三代的更迭，與漢文帝的血統關係逐漸疏遠，政治上已不那麼可靠，因而一再發生叛亂。
漢文帝為了加強自己的地位，採取了一些重要措施。其一是使列侯前往封地，目的是控制首都局勢，避免掣肘。其二是封諸皇子為王，皇子劉武是漢景帝的同母弟，先封為代王，於梁王劉揖死後徒封梁王。梁國是擁有四十餘城的大國，地理上居於牽制東方諸國、屏蔽朝廷的關鍵位置。其三是採用“眾建諸侯而少其力”的策略，把一些大國析為幾個小國，例如析齊國為齊、城陽、濟北、濟南、淄川、膠西、膠東七國，以已故的齊王劉肥的諸子為王。這樣，齊國舊地雖仍在齊王劉肥諸子之手，但是每個王國的地域和力量都已縮小，而且難於一致行動。
由此可見，漢文帝已經看出藩王的權力過大而給中央皇權帶來了巨大的隱患。他迫於形勢也要封諸皇子為王，但是真正七王之亂的根源卻是由於劉邦的封王制度。如果文帝當時就採取強硬措施來削藩，以他當時的實力還做不到，搞的不好天下大亂！因此七王之亂的發生與漢文帝的仁政沒有關係。
領導浪漫
瞎說啥呀，這是劉邦乾的好事，照題主的意思就是要讓這些番國成為國中之國就好嗎。都說漢文帝尊道崇尚無為，然漢文帝重用晁錯削番，真的是什麼都不做嗎，道家的無為哪可是要在無為中做有為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