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篇“香港提出將租借大灣區30平方公里建60萬港人新城”引發媒體和大灣區市民的關注。

其核心的信息是：為解決香港的土地問題，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鄭耀棠近日建議由香港特區政府向中央要求，在大灣區一小時生活圈內租借30公里土地給香港興建新區，預計可容納60萬港人居住，新區內實施香港法律，由香港管轄。此舉是緩解住房需求的最理想方法，同時可帶動當地經濟。他表示已就該建議與中央官員和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交流，並將在全國人大會議上將建議形成港區人大議案，正式提交。

鄭耀棠表示，香港迴歸21年來，地價騰貴，土地儲備大都納入私人地產商囊中，基層住房缺口愈來愈巨大，現在輪候公屋人數已逾27萬人，超出公屋申請門坎又買不起私樓的港人更數以十萬計，而基層困居劏房怨氣累積，隨時有些導火線就會形成燎原大火，威脅社會穩定。

鄭耀棠透露，自己早前與同事往惠州、珠海、中山等地考察過，他心目中的選址是靠近香港、未充分開發的半島區域。

他說這樣的地方不少，而且大都較為落後，人口密度低。當地官員亦反應正面，因為相信計劃能帶動當地經濟。

一石擊起千層浪，此言論引發大灣區的各方人士熱議。贊成者有之，否定者也不少。如何來看待這個事件？

我認為仍然要跳出香港看香港。

首先，看看北京。雄安新區設立的背景，其定位首先是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集中承載地，解決“大城市病”問題…… 而雄安新區正是京津冀協同發展戰略的關鍵點。

據北京市發改委剖析了北京“大城市病”問題的四大根源，指出，北京“城市病”的根源在於功能過多，有序疏解非首都功能才是治理“城市病”的良方。北京“城市病”根源之一：北京人口增長過快。北京“城市病”根源之二：交通擁堵。北京“城市病”根源之三：從資源能源看，水資源短缺能源匱乏的狀況決定無法承載過多功能和產業。北京“城市病”根源之四：從環境看，大氣汙染形勢依然嚴峻，空氣質量遠未達到國家新標準，PM2.5汙染治理成為大氣汙染防治工作的重中之重。

所謂“對症下藥”，北京在京津冀協同發展戰略中優化了城市定位，並把其它功能轉移到了雄安！

2015年就出臺的《京津冀協同發展規劃綱要》可以看出：京津冀整體定位是“以首都為核心的世界級城市群、區域整體協同發展改革引領區、全國創新驅動經濟增長新引擎、生態修復環境改善示範區”。三省市定位分別為，北京市“全國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國際交往中心、科技創新中心”；天津市“全國先進製造研發基地、北方國際航運核心區、金融創新運營示範區、改革開放先行區”；河北省“全國現代商貿物流重要基地、產業轉型升級試驗區、新型城鎮化與城鄉統籌示範區、京津冀生態環境支撐區”。

雄安新區作為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集中承載地，與北京城市副中心形成北京新的兩翼，有利於有效緩解北京“大城市病”，探索人口經濟密集地區優化開發新模式。

那麼，回到深圳來看。深圳已經把總面積468.3平方公里，有6個福田大的深汕合作區劃入第11區，大有深圳版雄安的味道。但深汕合作區主要是解決深圳城市土地難以為繼的發展之困，而解決深圳大城市病卻仍需其它方案。

深圳為破解“大城市病”，比如特別制定了《深圳市可持續發展規劃（2017—2030年）》，主要靠創新來破解，甚少提到要建立新區、合作區之類。事實上，深圳因為地少人多的因素，很多人選擇了公租房、安居房或人才房，而房價太高，讓很多人選擇了臨深的東莞、惠州、中山，儘管如此，政府認為還不夠，希望未來在在深莞惠經濟圈（3+2）合作機制上，參照深汕特別合作區有關做法，推動在東莞、惠州鄰近深圳地區劃出一定區域，規劃建設跨行政邊界的功能協調、產業互補、成果共享的區域協同發展試驗區。

這些或許對香港有很大啟發。

那麼先來看看香港的“大城市病”吧。

據媒體報道：9月3日，香港土地供應專責小組主席黃遠輝在一場土地諮詢會中表示，香港在土地供應方面確實已經滯後，與此同時，香港的每一個人無不在為土地供應的不足付出沉重代價。包括短中期、中長期以及概念性共18項土地供應選項，成為香港新一屆政府試圖解決土地難題的試點方法。

而在諸如填海項目所需成本、樓房容積率高低以及新界土地如何開發等關鍵問題上，港府與社會各界的分歧一直存在，且短期內難以達成共識。這預示著，要真正為香港找到一條解決短、中、長期土地供應問題的萬全之策，仍困難重重。

根據2016年公佈的《香港2030+》規劃研究，香港在未來30年需要的發展土地為4800公頃，如果扣除已經落實發展的3600公頃，長遠欠缺1200公頃的土地（12平方公里），即相當於60個維多利亞公園的土地面積，當中包括300公頃經濟用地、200公頃房屋用地、700公頃休憩及社區用地。

與此同時，人口卻在不斷增長。香港特區政府發展局局長陳茂波曾指出，香港人口將會由2014年的724萬，增長至2043年的峰值822萬，香港需要尋求更多的土地供應以應付長遠的社會及經濟需要。

一個殘酷的現實是，與逐年增加的人口數量相比，香港每年落成的房屋數量卻不升反降。據悉，2007年至2016年間，香港平均每年落成的房屋數量僅有2.57萬夥，相對於1997年至2006年的10年，下跌了超過五成。

以香港目前的公屋為例，相關數據顯示，目前的公屋平均輪候時間已經達到5.3年。而這只是第一次輪候，若加上第二、三次的輪候，時間可達七到八年，甚至更長。

而以林鄭月娥在香港立法會作了她就任特首後的第一份施政報告時說：“在眾多民生議題中，房屋問題是最嚴峻、最棘手、最複雜的，但同時卻是市民最期望現屆政府能以創新思維，大刀闊斧可解決的問題。今日房屋供不應求、樓價飆升、既有外圍的因素，也有種種內部成因。本屆政府有決心並會盡最大努力去扭轉這局面。”

施政報告提出：無論是要解決市民置業難，還是居住環境差的問題，都一定需要增加土地供應。多年來，政府已提出不少增加土地的策略，包括在維港以外填海、改變土地用途、增加土地發展密度、開拓巖洞空間、加快市區更新和發展大嶼山等；2017年9月成立的「土地供應專責小組」（「專責小組」）將推動社會以全面、宏觀的態度，去檢視不同土地供應選項的優劣，並凝聚社會最大的共識。

根據報告獲悉，1985年至2000年，香港平均每年填海面積200公頃，而在2001年至2015年的時間裡，平均每年填海面積僅為40公頃，明顯落後於2000年以前的填海速度。同時，自1970年代起，香港先後新增荃灣、大埔、粉嶺、天水圍、東湧等9個新市鎮，而自2000年以來，再沒有新市鎮的落成，這些新市鎮中，大部分也由填海得來。

2016年的《香港2030+》規劃提到，東大嶼都會作為跨越2030年兩個策略增長去之一，主要涉及香港島和大嶼山東部之間填出1000公頃面積的人工島。

2018年8月，香港團結基金會進一步提出加強版的東大嶼都會計劃，在原本計劃1000公頃基礎上建議將人工島擴大到2200公頃，計劃預計可提供25萬至40萬個住宅單位，容納70萬至110萬人，“充分解決香港土地短缺問題”。

在土地諮詢會上，黃遠輝卻指出，這種大規模的填海項目所需要時間一般達到10-15年，面對香港目前迫切的土地需求，只能作為“中長期計劃”進行。

9月5日，香港的一場“土地問題”研討會中，有人士指出，若要進行東大嶼都會填海項目，其成本或將高達一萬億港元，這麼大規模的資金需求，如果想要通過立法會申請撥款，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

林鄭月娥很瞭解香港的長處，比如最近在泛珠論壇上說：第一，是打造大灣區成為國際科技創新中心。香港擁有多所世界級的大學、雄厚的科研實力、健全的法治和知識產權保護制度。

第二，是便利香港的優勢產業落戶大灣區，特別是在醫療和教育產業兩方面。內地在這些產業有市場需求，雙方可互補不足。

第三，是透過政策創新和突破，加強香港與大灣區，以至泛珠省區的互聯互通。中央自去年八月起已出臺多項便利港人在內地發展的具體措施。今年八月，《港澳臺居民居住證申領發放辦法》正式出臺，讓符合資格的香港居民申請領取居住證，依法享有就業、教育、醫療、旅遊、金融等多項服務和便利。這不僅回應了香港市民多年的訴求，更可以促進大灣區建設，輻射帶動泛珠三角區域發展。

林鄭月娥也知香港痛在何處，只是一直在做。比如第三點，《港澳臺居民居住證申領發放辦法》正式出臺，是回應了香港市民多年的訴求！

香港的“大城市病”，本質就是高成本的房地產的問題，但要想“治”，必須依靠大灣區。如何重新定位11個城市功能，這也正是大灣區規劃所要考慮的方向吧。正如廣東省省長馬興瑞所期待的：“努力解決人流、物流、資金流、信息流和技術流的高效便捷有序流動和資源的合理優化配置問題，更好地發揮“一國兩制”、三個關稅區、三種法律制度、三種貨幣的優勢”。或許這也正是粵港澳大灣區應該要承擔的。

未來的大灣區新城，或許會騰空出世，但絕不能出現的是香港的“大城市病”投機、炒作的傳染，如果要打造”香港版雄安“，那要先想好，什麼產業？未來的大灣區香港新城，應該是”產城共融“的新城，而非簡單的“睡城”吧。

筆者曾發表文章認為，深圳人正在等待一個大消息！這也是香港人的同感吧。歷史上來看，香港從來沒有這麼積極融入大灣區、內地。

延伸閱讀

香港研“新填海計劃” 再造半個九龍島

香港連續24年被評為全球最自由經濟體，但近年來卻被土地房屋問題的陰霾深深籠罩。

過去十年，香港私人住宅價格直線飆升，而工資則僅有小幅增長，高昂的樓價讓很多香港市民“望樓興嘆”。樓價中位數與收入中位數的比率已由2011年的11.4激增70%至去年的19.4。這意味著大部分香港打工族需不吃不喝19年才能買得起樓。

“香港長期缺乏土地導致樓價高昂，嚴重影響民生，很多市民被逼住劏房（面積狹小而被分割的房屋），政府要設法解決貧富懸殊問題。未來幾年的土地需求需謹慎處理， 填海工程或需10年的時間，因此政府也應考慮其他方式,多管齊下提供更多土地供應，例如公私營合作、釋放私人土地、一地多用、收回棕地等方案。”香港前特首董建華在8月7日的團結香港基金會議上指出。

相當於半個九龍島

事實上，香港特首林鄭月娥近日也多次公開表示，填海才是解決香港土地供應短缺的根本方法。7月12日，她在立法會出席答問會時坦言：“解決土地問題，社會要有廣泛共識。長遠來說，在維港（維多利亞港）以外填海是無可避免。”

2017年9月，特區政府成立了土地供應專責小組，並於今年4月底提出18個土地供應選項，並展開為期5個月的公眾諮詢。其中短期選項包括棕地發展、私人的新界農地儲備等，中長期選項則包括髮展東大嶼都會。

東大嶼都會的概念最早是特區政府《香港2030+》研究提出跨越2030年的兩個策略增長區之一，涉及在香港島及大嶼山之間的中部水域拓展土地面積超過1000公頃的人工島，並提供策略性運輸基建設施，作為除中環、九龍東以外第三個核心商業區及智慧型新市鎮。

“香港正面臨人口加速老化的挑戰，65歲以上老年人口已經超過120萬，預計到2036年還會激增一倍至240萬，對醫院、安老院和社區中心的需求大大增加。同時，到2046年，香港樓齡超過70年以上的私人住宅單位將超過30萬個，舊區重建的問題將日益迫切。”團結香港基金總幹事鄭李錦芬在8月7日的記者會上表示。

同時，該基金會8月7日公佈了”強化東大嶼都會”計劃，倡議特區政府借鑑以往新市鎮的發展模式，在香港島與大嶼山之間的中部水域，建造面積相當於半個九龍的2200公頃人工島，興建25萬至40萬個住宅單位，預計建成後將可容納70萬－110萬人口。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列出的18個選項中，從成本效益、規劃配套以及業權糾紛風險等不同角度考慮，只有大規模填海造地，才可以扭轉局勢，”鄭李錦芬坦言。

填海，不僅僅是香港

根據《香港2030+》研究，香港未來30年土地短缺將至少達到1200公頃，其中包括約230公頃的房屋土地需求。過去五年，香港實際住宅供應與政府“長遠房屋策略”目標相差9.43萬個單位。

“香港土地不足，歸根結底，是因為過去十年政府停止積極尋求新土地供應，自（上世紀）90年代中期建造東湧新市鎮後，香港再無任何新市鎮落成。香港缺乏長遠的全面、策略性土地供應規劃，長遠來看會造成龐大的土地容量短缺。”團結香港基金政策研究院主管黃元山坦言。

由於香港地勢多山以及可發展土地有限，政府一直靠填海造地來增加可發展用地供應。特區政府統計數據顯示，截至2016年，香港約有70平方公里土地是通過填海取得，佔香港土地總面積約6%。

自上世紀60年代以來，特區政府在荃灣、沙田、屯門、大埔、將軍澳等地陸續填海造地。然而，以2000年為分界線，香港填海造地的步伐幾乎停滯，1985年至2000年填海造地共有3000公頃，每年約200公頃；而2001至2015年僅填海造地約690公頃，每年僅40多公頃，降幅達到大約80%。

相比之下，亞洲其他各大城市則積極填海，增加土地供應。韓國填海打造了“新萬金經濟區”，面積超過2.8萬公頃，相當於半個首爾的面積；“獅城”新加坡過去50年填海造地面積達到其國土面積的五分之一；深圳過去30年填海造地近1萬公頃，並計劃再擴大5500公頃。

需時11年分兩階段進行

而現在，為了緩解香港日益加劇的土地短缺和房價飆升問題，填海造地已迫在眉睫。

自2003年起，香港房價已創造了連續15年上漲的“神話”，這是香港歷來最長的房價上漲週期。香港的私人住宅售價指數由61.6點飆升至去年的333.9點，過去14年漲幅超過4.4倍。相形之下，2016年香港家庭每月收入中位數僅為2.5萬港元，比10年前僅上升了45%。

“根據初步可行性評估，按照2018年1月的價格估算，強化東大嶼都會計劃的填海成本約為每平方英呎1360港元，相比之下，收回新界私人農地的成本最高可達每平方英呎1500港元，而連接該人工島與香港其他地區的三條鐵路、三條公路的建築成本大約為每平方英呎650港元。”奧雅納工程顧問董事劉偉棠表示。

根據估算，填海工程至少需時11年，可分兩階段進行。同時，該計劃最大的優勢在於可以創造一片面積龐大的可開發土地，而收回農地能得到的則是分散、零碎的地塊。

事實上，據特區政府的測算，在回收農地等非“熟地”上發展地產，大多會涉及複雜及不確定因素，比如前期規劃研究、多個階段的公眾諮詢等，整個過程平均耗時11-14年。“熟地”則一般已有合適規劃，不需要進行收地、清拆、重置現有設施、地盤平整或提供額外的基建設施。

香港城市規劃回顧與展望

摘選自《國際城市規劃》2017年第3期p6-10。

作者：凌嘉勤，香港規劃署前署長（2012—2016），香港大學名譽教授。

回顧香港開埠至今170多年，不算長卻也不能說短的城市發展歷程，期間挑戰重重，難關處處。西方城市規劃的理論及實踐被引進香港，逐漸構建了與香港本土情況相互適應的規劃理念、策略及體制。

城市規劃範式

相對於西方土地資源較豐富的情況而言，香港總要面對人口多而可開發土地少的挑戰。自20世紀60年代至20世紀末，平均每10年增加100萬人口；進入21世紀則降低至每10年增加50萬人口。2014—2044年，預計香港的人口仍會增加13.5%（約98萬人），家庭住戶數會因為同時受平均每戶人數下降而增加得更快，達20.4%（約50萬戶）。

今天香港經歷了不同年代的規劃及實踐，高密度緊湊型的城市發展模式能夠充分考慮環境、保育等因素，配以合理的空間佈局及恰當的公共設施和休憩用地，加以高效的市政服務和城市管理，成功為市民構建了便捷而又充滿活力的城市環境，成為現代城市發展模式的一個典範。

以公交為導向的高密度緊湊型城市發展模式，現已普遍成為全球規劃界認同的可持續的城市發展模式。香港在這方面是先行者，更是堅定的實踐者，為世界城市化進程提供了重要的範式和參考。

新世紀之初的演進

自1997年迴歸到踏入21世紀，香港城市規劃的演進也許可以歸納為三方面的蛻變：（1）制度更公開及透明；（2）工作範式更多元與包容；（3）多中心、多軸線空間發展模式的形成及強化。

香港人口與職位地點的空間分佈（2014）

《2004年城市規劃（修訂）條例》的實施，使城市規劃制度在規劃信息的提供、公眾發表意見的渠道、城市規劃委員會對規劃申請的審議、法定圖則的制定和公眾申述的考慮等方面都有更公開和透明的安排。

“發展主導”這個曾協助戰後香港有效應對眾多挑戰的規劃範式，雖然仍是規劃工作的主流，但其在操作上必須更為多元與包容，才能應對現今複雜多變的挑戰與訴求。

新發展週期的主要規劃倡議

目前香港的新市鎮發展已進入新週期，我們現在以智能、環保及具抗禦力的概念規劃及發展新一波的新市鎮，為市民創造更宜居的城市環境。這些新發展區包括古洞北、粉嶺北、東湧東及西、洪水橋及元朗南，它們正處於不同的規劃級發展階段，將成為新一批宜居的智能新市鎮。在規劃新一波的新市鎮時我們提出四大倡議。

（1）平衡就業及居住的需要。

以往新市鎮側重發展房屋以應付人口增長，令新市鎮的居民需要長途跋涉往返市區工作。

（2）儘可能實現“城、鄉、自然共融”。

（3）營造綠色宜居環境。我們會在新發展區內致力於創造綠色低碳的生活環境。新發展區採用TOD模式，以鐵路為交通骨幹，未來人口的80%將佈置在距離鐵路車站及公交交匯處的500m範圍內，居民日常生活因而可以多步行、多騎行。

（4）通過地方營造概念，在新發展區的中心點提供優質公共空間，以締造歸屬感及加強城市活力。

這些新市鎮概念將提供更均衡和設備更齊全的社區，使市民的生活質量大大提升。長遠而言，每個新市鎮均能發展自己的特色，力爭成為新市鎮發展的範例。

跨越2030年的規劃遠景與策略

剛在2016年10月公佈的《香港2030+：跨越2030年的規劃遠景與策略》（以下稱《香港2030+》）是我們在全港層面上的最新規劃構想——致力於智能、環保及具抗禦力的城市策略，推動香港成為一個宜居、有競爭力和可持續發展的“亞洲國際都會”。

我們檢視了相應的主要規劃方向和策略，並建議了三個元素——規劃宜居的高密度城市、迎接新的經濟挑戰與機遇、創造容量以致可持續發展，並建立了一個概念性空間框架。

（1）《香港2030+》首個元素是“規劃宜居的高密度城市”。

集約而高密度的城市形態令香港便捷、高效和活力充沛，但同時亦衍生出不少問題，例如狹小的居住和工作空間、交通堵塞和熱島效應等。

為使高密度集約式城市更加宜居，我們建議採用雙管齊下的策略：一方面改造密集發展的市區，另一方面優化新發展區。

通過優良的城市設計、合適的發展密度和混合利用，改善行人環境質量，提升都市的流動性和可達性，重塑公共空間並改善公共設施等，我們希望為市民提供更好的居住及生活環境，提升市民整體的生活質量。

與此同時，我們亦建議更新日漸老化的城市結構，使舊區成為富活力、安全又舒適的地方。

此外，我們亦認為需要提供更多土地和空間為政府、機構及社區所用，以容納政府及社區設施及服務，並增加休憩用地的供應。

（2）《香港2030+》第二個元素是“迎接新的經濟挑戰與機遇”。

踏入21世紀，中國內地經濟發展迅速，加上大力推行的自由貿易區及“一帶一路”等政策措施，將對全球經濟格局帶來重大改變，再加上內地與香港經濟日益緊密，香港將面臨巨大的經濟機遇。為應對這一趨勢，我們必須繼續力爭上游，迎合新的經濟發展模式。

為確保香港經濟可持續發展，我們必須：提供足夠土地和空間，以應付當前的短缺乃至未來各類經濟用途的需求；促進經濟領域多元化，並創造技能層面廣泛的優質職位；促進創新科技與合作；提供足夠和合適的人力資源；適時提供足夠的基建配套設施。

《香港2030+》已就巿場主導的經濟用途（包括甲級寫字樓、一般商貿和工業）對未來土地和空間的需求做出推算。政府亦已就各項政策主導的經濟用途（包括科學園及工業邨等）的長遠土地和空間需求做出估算，力求能提供足夠合適的土地，支持香港經濟的長遠發展。

（3）《香港2030+》第三個元素是“創造容量以達致可持續發展”。

為了實現香港的可持續發展，我們需要一種優化的策略性規劃模式，利用智能、環保及具抗禦力的城市策略，全面地創造發展容量並提升環境容量。

在創造發展容量方面，這一經優化的策略性規劃模式不單旨在應付按人口增長和經濟發展趨勢推算出來的土地需求，亦從長遠的角度預先積極創造足夠土地及空間，包括潛在需求和現時未能預見的情況，以應付不時之需。

這有別於以往以需求主導的規劃模式，旨在避免香港在過去10年土地供應一直落後於需求的情況再度出現。

在提升環境容量方面，這一經優化的策略性規劃模式旨在創造、提升及再生環境容量，並把環境保育及生物多樣性納入考慮過程，以做規劃及決定。其中除了避免在環境和生態敏感地區進行大力開發外，亦通過主動的保育方案、適當的管理、恰當的規劃和設計，以及減少消耗資源和汙染措施，創造環境容量並推動其再生。

（4）《香港2030+》亦提出了一個明確的策略性概念空間框架，把上述三大元素轉化到空間規劃，為土地及基建發展提供指引，讓香港得以可持續發展。

建議的空間框架主要包含三個部分：

一個都會商業核心圈，包括傳統商業核心區、九龍東的第二商業核心區，以及東大嶼都會的第三個商業核心區；

兩個策略增長區，即主要通過填海開拓的東大嶼都會，以及主要通過綜合規劃及善用棕地和荒置農田拓展的新界北；

三條發展軸心，即西部經濟走廊、東部知識及科技走廊，以及北部經濟帶。

為配合上述的空間框架，兩個策略增長區將有鐵路和公路支持，但有關建議仍有待進一步研究。

總結

香港經歷了不同年代的規劃及實踐，高密度緊湊型的城市發展模式充分考慮自然環境、經濟繁榮、文化保育等因素，配以合理的空間佈局及恰當的公共設施和休憩用地，以及高效的市政服務和城市管理，為市民營造了便捷而又充滿活力的城市環境，成為現代城市發展模式的一個典範。

在高密度緊湊型城市模式下，如何不斷改善城市的宜居度、正視氣候變化、重視科技發展，將繼續是香港城市規劃師最大的挑戰，更是一項沒有句號的責任。

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發展規劃

深化粵港澳合作，是中央堅定不移地推動“一國兩制”偉大事業繼續前進，支持香港和澳門長期繁榮穩定的重要舉措。

2017年3月，《政府工作報告》提出，要“研究制定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發展規劃”。

年初寫入政府工作報告後，國家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發展規劃編制工作已經啟動。珠江入海口，一個世界級灣區的雛形正在顯現。

一個國家、兩種制度、三個自貿片區和香港、澳門、廣州、深圳四座核心城市，與紐約、舊金山、東京等國際一流灣區比肩，打造全球創新高地，攜手構建“一帶一路”開放新格局……

在迎接香港迴歸祖國20週年之際，粵港澳大灣區探路中國開放型經濟新格局的使命與願景，將變得更加清晰可觸。

6月29日，廣東省發改委副主任吳維保透露，目前，廣東省發改委已會同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等國家高端智庫，初步明確了粵港澳大灣區的目標定位、發展方向、重點任務，配合國家發改委形成了《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發展規劃》上報稿。

大橋即將貫通 完成灣區交通閉環

據最新消息，世界最長跨海大橋———港珠澳大橋主體工程近期將全線貫通，預計年底前通車。一橋飛架港珠澳三地，屆時從珠海到香港只需半小時車程。

從經濟體量來看，2016年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的GDP總量達到1.36萬億美元，超過美國舊金山灣區，未來有望成為超過東京灣區的亞洲經濟總量最大的灣區城市群，處於全球經濟第一方陣。

從區位優勢來看，粵港澳大灣區由珠三角9個城市、香港和澳門組成，地處“廣佛肇”、“深莞惠”和“珠中江”三大經濟圈以及香港、澳門兩大對外窗口城市的深度融合區域。並且與海上絲綢之路沿海國家、沿線國家海上往來密切，地理和生態環境優勢明顯。

灣區經濟還是該區域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後的必然選擇。廣東省社科院宏觀經濟研究所副所長陳再齊向記者表示，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尤其是沿海發達省份依靠政策紅利和低成本要素驅動，迅速成為全球製造業中心，廣東即是其中的典型。而依託粵港澳大灣區所提倡的科技創新等要素，實施創新驅動戰略，也將助力廣東省乃至全國的經濟發展邁向更高階段。

融通三地要素 參與國際中高端競爭

從歷史發展脈絡看，粵港澳一體化已經進入第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從1978年一直持續至2003年，其特點是以“前店後廠”為形式的製造業垂直分工；2003年至2016年是第二階段，進入以服務貿易自由化為核心的產業橫向整合期；現在即將進入的，是以灣區經濟為載體共同參與國際中高端競爭的階段。

從經濟層面來看，就是要打造大灣區“經濟共同體”，建立開放、共同的商品和要素市場，減少各種有形和無形的經貿壁壘，促進區域內資源的優化配置和產業分工，成為各種生產要素自由流動最暢通、最活躍的地區。

對於粵港澳大灣區在我國乃至全球發展中的定位，廣東省社科院專家認為，粵港澳大灣區未來將建立一個世界級的先進製造業和服務業基地，打造雙能驅動的產業模式，同時利用龐大的消費潛力和創新活力，建造全球最具活力的經濟區。

總體來看，粵港澳大灣區戰略的實施能夠結合各個城市的所需、所長，帶動港澳及內地經濟協同發展，提高各城市在國家和區域發展中的功能和定位，不僅可以幫助港澳更好地融入國家發展中，同時國家的發展也可以推動港澳發展和港澳的長期穩定繁榮。

超越制度壁壘 創新合作方式大有可為

香港和澳門都分別實行“一國兩制”，法制和經貿方面也分別是三個獨立的法律體系和關稅區。如何在此種背景下，實現人流、物流和信息流等經濟基礎要素的自由流通，是專家學者以及各類市場參與主體共同關心的話題。

對於“一國兩制”和三個獨立關稅區，粵港澳大灣區研究院認為，多元制度格局反而可能成為制度優勢，為對接國際、推動“一帶一路”建設提供更加靈活的制度安排。

自由港、特別行政區、經濟特區、自由貿易試驗區等在大灣區的制度疊加效應，擴大了貿易和產業合作的選擇面。

以香港為例，由於是“一國”的一部分，讓香港搭上了國家快速發展的列車；另一方面，香港保留了原有制度，實行自由經濟政策，港元和美元掛鉤，金融市場開放，出入境相對開放和簡易，與國際商業市場完全接軌，也有“兩制”之便。

對接“一帶一路” 打造對外開放巨型樞紐

“探索粵港澳三地的長效治理機制，一方面是功能的提升，粵港澳大灣區作為一個經濟體，可以降低區內各經營主體的成本，增加其活力和動力；另一方面，是作為‘一帶一路’倡議的一項試驗。”廣東省社科院海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楊明認為。

粵港澳大灣區研究院最新報告則指出，大灣區的建設目標，不僅是成長為世界經濟增長的重要引擎，還包括國際科技產業創新中心、世界著名優質生活圈，以及全球最具活力經濟區。該報告認為，粵港澳大灣區是我國城市群最靠近沿海市場的地理節點，基礎設施便利，供應鏈網絡發達，而且在電子、建築、能源、金融、電訊等行業處於國內領先地位，特別是有港澳兩個自由港和自由貿易試驗區（廣東）前海、南沙、橫琴片區，國際規則和制度接軌程度在國內也是最高的。

該研究院建議，大灣區總部輻射半徑要延展至東南亞、中東和非洲等海上絲路沿線區域。大灣區要攜手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布點，一方面聯合搞投資項目，搞大型基建、專屬園區，推動能源、產能走出去。另一方面攜手跟住“項目和資金”，盯住大型央企已經推出的大項目，為這些企業的沿線投資做側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