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民的人生足夠輝煌，但也有汙點

“秦皇漢武、唐宗宋祖”這耳熟能詳的八個字已經用極簡的筆法勾勒出了唐太宗李世民的歷史地位了，唐太宗就像一個絕世武林高手，以一生的文治武功、雄才偉略將自己的歷史形象打造得刀槍不入。但任何高深的武功都有其罩門，再強烈的光芒也有其陰影，對於李世民近乎無懈可擊的歷史形象來說，“玄武門之變”就是其一生的“隱痛”，是永遠無法漂白的汙點。

玄武門之變在唐朝歷史上可謂影響深遠，它開創了唐朝皇位繼承人以武裝政變奪權的先例。玄武門之變的根源在於秦王黨與太子黨，秦王黨與皇帝李淵之間的權力衝突，而這種矛盾是隨著時間推移逐漸發展起來最後臻於激化的，換言之，這是一個動態的發展過程。並且這種矛盾激化的過程中一直伴隨著政治和倫理的雙重製約與演變。因此，我們必須拉長時間的維度和拓寬背景的寬度，才有可能真正地瞭解或者理解這一政治事件的始末和邏輯。

正史中的“玄武門之變”有哪些邏輯衝突？

任何邏輯掩蓋不了其殺戮的本質

正史中（主要是《兩唐書》）關於“玄武門之變”的故事是耳熟能詳的了，所以在此也就不作贅述了。其主要情節設計就是：隋末天下大亂，李世民“逼迫”父親造反，並東征西討、為建立大唐立下蓋世功勞。但李淵無能、太子無道，李淵本想讓李世民當太子，李世民辭而不受。太子李建成因擔心李世民篡奪自己的太子之位，所以拉攏野心勃勃而又性格殘暴的李元吉，想盡一切辦法對付李世民。老年昏聵、沉溺女色的李淵在李建成和李元吉通過身邊妃子的挑撥下，逐漸疏遠了李世民，而李世民剛正不阿，不願意遷就這些宵小之輩，所以處境越來越危險。後來李世民在東宮眼線王晊的告密下得知李建成和李元吉意欲先謀殺自己，然後篡奪皇位。終於在一幫心腹的反覆勸說之下“行周公之事以安社稷”。

這樣“一邊倒”的敘述，有著明顯偏袒李世民的嫌疑，所以，有些可信，有些則不可信

李世民的“玄武門之變”經過人工加工的

1、李世民為了加強自己繼位的合法性，把李唐起兵反隋的首功記在自己的頭上，這是不符合客觀事實的

根據溫大雅所撰的《大唐創業起居注》記載，李唐開國，肇始於晉陽起兵，而晉陽起兵正是出自李淵的大手筆，李世民在其中扮演的角色與他的兄長李建成是一樣的，只是從旁協助而已。

2、李淵、李建成、李元吉並沒有前文所說的那麼不堪和無能

李淵作為一個開國君主，若真那麼無能的話，根本就不可能受到關隴貴族的擁立而建立大唐。而真實的李建成在李家從晉陽打到關中的過程中，一直是和李世民各領一軍，在大唐立國之前，軍功戰績和李世民幾乎是不差上下的。只是由於大唐立國後，需要以太子的身份留在朝中協助李淵處理國事，後面沒有什麼戰功而已。

隋朝的故事還歷歷在目，李淵從來沒想過改立太子

3、李淵從來沒有改立李世民為太子的想法

李淵無疑是一個好父親，武德一朝，不單建成位居東宮，總理朝政，世民、元吉二人也以皇子身份出將入相，權勢顯赫，非其他朝代皇子可比。他們三人的命令竟然可以與皇帝李淵的詔敕並行，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不僅如此，除了太子李建成住在東宮外，秦王李世民和齊王李元吉這兩位成年皇子也居住在太極宮，而且是晝夜通行，無復禁限，這些在歷史上可謂是空前絕後的特例。

由此可以，李淵對於三個嫡子十分看重，這是千真萬確的。但要說李淵厚此薄彼偏愛李世民卻純屬子虛烏有。相反，隨著秦王府的實力越來越大，為了維持他們之間的平衡，李淵還刻意對李世民進行打壓，比如把李世民遷出皇宮、比如“劉文靜事件”、比如“李神通佔田事件”後對李世民的不滿——“此兒久典兵在外，為書生所教，非復昔日子也。”

4、李建成對李世民雖有打壓之心，卻無謀害之意

面對秦王府勢力的急劇擴張，李建成自然必須有所應對。建成謀士魏徵建議以武力清除世民及其秦王府集團，這種意見為個性仁厚的建成所拒絕。從理性的角度來分析，建成的決定無疑是明智的。父皇年事已高，自己地位穩定，是則時間越往後，自己越具有優勢，待李淵去世後，自己便可順利繼位，到時候自可從容處置世民及其黨羽。

對於建成而言，對付李世民的措施，實有四種。一是儘量爭取統軍出征，建立軍功的機會，並趁機延攬人才，與世民的勢力維持均勢局面；二是分化策反世民心腹，和平削弱乃至瓦解其集團力量；三是儘量將世民留在京師長安，防止他以任何藉口脫離監視，尤其嚴防他前往洛陽，依靠山東豪傑形成強大的反對力量；最後，避免直接加害世民，免得他作困獸之鬥。

而“玄武門之變”後，李世民在審問魏徵的時候，魏徵直言不諱地說：“太子李建成就是因為沒有聽取他的建議，才會有這樣的下場。”

《資治通鑑》：初，洗馬魏徵常勸太子建成早除秦王，及建成敗，世民召徵謂曰：“汝何為離間我兄弟！”眾為之危懼，徵舉止自若，對曰：“先太子早從徵言，必無今日之禍。”

玄武門之變就是兄弟間互相捅刀子

王晊當時在東宮的職務是東宮率更丞，這是一個負責計時的小官。這樣一個小人物，即便他被李世民收買了，時刻注意李建成的動向，他也沒有機會能聽到這麼機密的消息。李建成不至於把“謀殺親兄弟兼最有權力的親王”這麼重要的事情當作廣播來宣讀。而且根據《資治通鑑》裡的記載：

王晊向世民密報建成、元吉的密謀，雲：太子語齊王：今汝得秦王驍將精兵，擁數萬之眾，吾與秦王餞汝於昆明池，使壯士拉殺之於幕下，奏雲暴卒，主上宜無不信。

這就更像一個笑話了，對太子和秦王之爭早有察覺的李淵會相信“李世民暴卒於給李元吉餞行時”這種鬼話？

李世民不想當皇帝是假的

6、李世民本無心皇位的說法站不住腳

我們先用假設法來反證這種說法的虛偽，假設李世民真的無心皇位的話，那麼根本就不會出現和李建成這種兄弟反目、不死不休的局面，李建成忌憚的是他的功勞，歸根到底還是害怕手中的權力。如果李世民真的無心皇位，主動或者配合把權力交出去，一切就萬事大吉了。當然，有朋友會說秦王手下的人不答應，這種情緒是會有，但是這種情緒的破壞力不是不可控制的。

另外我們再用舉例法來順推李世民的心思，當杜如晦被貶出親王府時，房玄齡對他說：“杜如晦有王佐之才，如果大王只想當個王爺，則可以讓杜如晦走，如果還有別的想法，就必須留下杜如晦。”然後，李世民愉快地留下了杜如晦。

由此可見，李世民不是沒有野心，只能說一直在壓制自己的野心罷了。

通過這些一目瞭然的邏輯衝突，儘管我們還不能因此得出“玄武門之變就是李世民處心積慮的陰謀”這樣的結論，但至少可以發現“玄武門之變”也不是《兩唐書》中所描述的那麼冠冕堂皇。

政治邏輯下的“玄武門之變”不可避免

天命和劍，誰更厲害?

“父慈子孝、兄友弟恭”自然是我們大多數人所希望看到畫面，但是這種畫面在政治鬥爭中、尤其是皇權爭鬥中是可遇不可求的。政治原本就是這麼殘酷，那些對權力有慾望的人，總是對權力風險採取零容忍的態度，歸根到底拼的都是誰的實力更強、誰的手段更高明。

所以，李世民和李建成之間的矛盾原本就是一個死結，“玄武門之變”只不過是最後終結矛盾的一種方式而已。

1、李淵的打壓

李淵也不想孩子們你死我活

隨著李世民集團勢力的急劇擴張，李淵也越來越感覺到事態的嚴重性，這是一個政治人物與生俱來的安全感和敏感性。

但李淵也明白，只是殺掉一個劉文靜並不能壓制住李世民的政治野心。因此，武德後期，李淵進一步地採取措施打壓李世民集團的勢力。除了將李世民由太極宮的承乾殿遷到城外的大安宮外，而且刻意地減少李世民帶兵出征的機會，改派李建成、李元吉出征，從而此消彼長來維持太子黨和秦王黨的實力平衡。

武德五年七月，劉黑闥得突厥之助，捲土重來，席捲河北大部。按照常理，李世民作為唐朝的常勝將軍，久經戰陣，叛亂髮生地又在其所控制的陝東道大行臺轄區範圍內，派他出兵平亂是理所當然之事。但李淵出於上述的考慮，先是派齊王李元吉統兵出征，元吉畏敵，又改以太子李建成為帥，令陝東道大行臺及山東道行軍元帥、河南、河北諸州並受建成處分，得以便宜從事。這就是說一直以來在世民控制下的陝東道大行臺必須聽從李建成的指揮，這對於將山東視為自己的根據地的世民而言，無疑是一次沉重的打擊。

而武德六年七月輔公祏於江南起兵反唐後，原本出兵平叛的唐軍主帥是秦王李世民（九月壬辰，詔以秦王世民為江州道行軍元帥。），但或許是太子黨一方從中作梗，最後主帥落到了趙郡王李孝恭身上，當然實際負責的是副帥李靖。

2、東宮的進逼

李建成其實還是不夠狠

東宮李建成對李世民的步步進逼是自然而然的，畢竟李建成再仁慈也不甘心自己將來的皇位受到威脅，其擠壓李世民的措施主要是前面所說的四個方面。

第一、建功。李建成最後徹底地平定了劉黑闥之亂，積累了軍功，並在結交山東豪傑上取得了突破性進展，得到了地方實力派—幽州羅藝之支持。

第二、策反。這個措施推行得不那麼順利，主要是因為建成、元吉拉攏策反的對象，已到了世民的核心親信圈，尉遲敬德、段志玄等人追隨世民既久，自然忠心耿耿，難以策反。但建成、元吉一計不成又生一計，既然策反拉攏不成，就乾脆假皇帝李淵之手，將世民一干親信都調出秦王府，逐步剪除其羽翼，使其孤立起來。在李淵的壓力下，李世民只有招架之功，毫無還手之力，房玄齡、杜如晦、程知節等親信皆被調出秦府，貶謫到地方。

第三、孤立。鑑於李世民集團以山東人為主，若讓其得到機會出居洛陽，那無異於讓其龍入大海，將來要翦除自然是難上加難了。所以，得知世民親信張亮之洛陽結交山東豪傑後，建成、元吉二人大為緊張，李世民出居洛陽的圖謀未能成功。

第四、求穩。時間對於李建成來說是最有利的，只要一切這麼穩定發展下去，功勞、威望、名聲、根基，他這個太子都會水到渠成地壓倒李世民，他只要安安心心地等著李淵去世，順利接收皇位，一切都會迎刃而解。

3、秦王的反擊

痛下決心的李世民更可怕

面對父皇的日漸疏遠和李建成、李元吉的步步進逼，李世民自然不甘坐以待斃，他勢必要有所反擊。

首先是吸取之前得罪高祖寵妃的經驗教訓，讓秦王妃長孫氏孝事高祖，恭順妃嬪，以爭取後宮支持，同時鼓動親信宇文士及之妹，高祖寵妃宇文昭儀從中斡旋。

其次，尋找藉口離開長安，返回自己的根據地洛陽，然後交通山東豪傑，以武力對抗東宮、齊王府集團。當然，太子黨對這一招早有警覺，故秦王黨離開長安，以洛陽為根據地對抗東宮的計劃未能付諸實施。

然後，李世民的重要謀士杜淹針對東宮策劃了大殺招，這就是發生在武德七年六月著名的“楊文幹事件”，其實質是誣告建成兵變，使高祖對之產生猜忌心理，以收隋文帝廢太子楊勇之效。只是這件事同樣被李淵“選擇性地忽視”了。但這次事件也讓李世民明白了一點，那就是他若想取得皇位，就不能通過合法的途徑——讓父皇改立自己為太子，只能以非法的手段將太子李建成、齊王李元吉以及父皇李淵一網打盡。因為是現實如此讓人絕望，太子地位穩固，父皇一貫支持太子，根本沒有易儲的可能。所以，

4、心腹的逼迫

傳說中的頭號打手——尉遲敬德

李世民雖然不甘坐以待斃，但要他做出“冒天下之大不韙”的事，總還需要最好一把火。

司馬光在《資治通鑑》也明確指出了：李世民發動政變出自“群小”之逼迫。

《資治通鑑》：秦府僚屬皆憂懼不知所出。房玄齡謂長孫無忌曰：“今嫌隙已成，（中略）莫若勸王行周公之事以安家國。（中略）無忌曰：“吾懷此久矣，（中略）謹當白之。”乃入言世民。世民召玄齡謀之，玄齡曰：“大王功蓋天地，當承大業；今日憂危，乃天贊也，願大王勿疑！”乃與府屬杜如晦共勸世民誅建成、元吉。

可知長孫無忌、房玄齡、杜如晦很早就力勸李世民先發制人了，但世民猶豫不決。後來李元吉意圖借出徵突厥之際，徹底剪除世民羽翼，形勢更加嚴峻。李世民雖然知道不能坐以待斃，但迫於巨大的風險和道德壓力，仍然猶豫未決。在這種情況下，長孫無忌、尉遲敬德、房玄齡、杜如晦、張公瑾等人採取了各種手段“逼迫”李世民先發制人。

尉遲敬德、長孫無忌聲稱如果李世民不採納他們的建議（先發制人），他們將離開秦王府；而尉遲敬德為了進一步

在上述四個方面的複合作用下，“玄武門之變”終於無可避免地發生了。

倫理道德破碎之後的細思極恐

玄武門之變已經沒有倫理道德可言

長久以來，橫亙在李世民心裡那道一直過不去的坎不是實力，不是風險，而是倫理道德。這種障礙一直煎熬著他，當李世民在各種“逼迫”之下，克服了這種心理障礙後，也就是不把李淵再當作父親、不把李建成和李元吉當作兄弟，於是，接踵而至的是各種細思極恐的陰謀。

1、心腹秘密聚集到秦王府

這一點無需贅述，那些原本被李淵、李建成貶到外地的秦王心腹有很多都出現在“玄武門之變”中。

2、無巧不成書的天象

就在李世民下定決心政變的時候，太史令傅奕密奏李淵：“太白見秦分，秦王當有天下”。高祖李淵得報後自然龍顏大怒，召秦王李世民入宮解釋。沒想到李世民進宮後對於太白見秦分的天象沒有任何解讀，反而密告李建成、李元吉二人淫亂後宮。李淵聽後非常吃驚，再也顧不上什麼天象，令世民第二天進宮與建成，元吉對質。

按計劃開始算計

3、細思極恐的“淫亂後宮”罪名

這種罪名和楊廣汙衊楊勇的套路一模一樣，但是仔細一想，卻是十分的毒辣。首先，這是家醜，家醜不可外揚

其次，這種事情是一個帝王和父親的逆鱗，一碰就會犯怒，犯怒則容易失去理智。盛怒之下的李淵根本就沒去思考兩個兒子同時淫亂後宮且被同一個“敵人”舉報的合理性和概率性有多大。

第三，這對李建成、李元吉是直擊要害，這種事情不及時解釋清楚，和謀反沒有什麼區別。

4、深思熟慮的佈局

在李建成、李元吉的必經之地，佈下必殺之局。收買守門將領，放下城門，甕中捉鱉，李建成和李元吉自然難逃一死。

時刻記著的只有皇位

5、殘忍的當機立斷

在誅殺李建成和李元吉時，李建成的薛萬徹帶兵過來營救，早有準備的李世民緊閉城門，薛萬徹攻打不下，準備以暴制暴，揚言要率兵攻打秦王府，李世民當機立斷地以李建成和李元吉的人頭震懾住了薛萬徹等人。

6、斬草除根的果決

殺掉李建成和李元吉並不是李世民的根本目的，他只是想要得到皇位。於是那個正在僻靜處等待李建成和李元吉過來對質的李淵就在不明所以地控制起來了，被迫交出了皇權。然後是無盡的屠殺，李建成和李元吉的家人一個又一個地倒在了屠刀之下，還有他們曾經的嫡系部下……比如說羅藝

倫理道德有時候就像一個鎖住魔鬼的潘多拉盒子，一當被打破，便是黑暗降臨的時刻來了。

尾聲：不幸中的萬幸

值得慶幸的是李世民在努力扭轉

政治很多時候是不講道德倫理、不講感情情懷的，但這並不代表政治不需要道德倫理。倫理道德不能當飯來吃，也不能當命來活，但是它是一個社會的價值框架，失去了它，整個社會的價值體系會變得混亂，人們的價值認知會變得很迷茫。

“玄武門之變”在政治上是無所謂對錯的，但是在道德倫理上是李世民一生的汙點。儘管李世民後來想方設法加以掩蓋和稀釋，但是這種負面影響卻永遠無法消除。而這件事對整個唐朝的影響也是巨大的。

但幸運的是，通過“玄武門之變”登上皇位的李世民沒有迷失和陶醉在權力之中，他用自己的文治武功、用“貞觀之治”的盛世把自己塑造成了一個光輝而又證明的歷史形象。這是歷史的幸運，也是那個時代的幸運。

“玄武門之變”是李世民的人生轉折點，也歷史的名場面，在政治和倫理兩個維度悄然地影響著隨後的社會發展和文明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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