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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國外媒體報道，《紐約時報》近日對蘋果公司聯合創始人史蒂夫·喬布斯（Steve Jobs）遺孀勞倫·鮑威爾·喬布斯（Laurene Powell Jobs）進行了專訪。
勞倫在採訪中表示，喬布斯對她的影響非常大，他們幾乎每天都聊上幾個小時，聊天內容非常廣泛。勞倫說：“我已經融入了他太多的東西。”
勞倫還稱，她從喬布斯那裡學到的一個深刻教訓是：我們不必接受我們出生的世界是固定的、不可滲透的東西，通過意志力、意向和專注的能量和力量，我們實際上可以改變它。
關於喬布斯的一句名言，“我們生來是為了在宇宙中留下印記”，勞倫稱世人對這句話的理解是錯誤的。她說，喬布斯的本意是說：“我們每個人都有能力改變環境。”
最後，談及個人財富，這位全球第35大富豪、身家約275億美元的勞倫表示，財富過於集中是不合理、不公平的。在她有生之年，要將這筆財富用於慈善事業，幫助那些需要的人們。
她說：“個人積累的鉅額財富相當於數百萬其他人的總和，這是不合適的，也不公平。這種財富的積累對一個社會來說是危險的。”
勞倫說：“我從丈夫那裡繼承了我的財富，他不關心財富的積累。我這樣做是為了紀念他的工作，我畢生致力於盡我所能、有效地分配（Distribute）這些資產，以可持續的方式提升個人和社區的地位。”
她還補充說：“我對遺產財富打造不感興趣，我的孩子們也知道這一點。史蒂夫對此不感興趣。如果我活得夠久，這一切都將隨我而告終。”
以下為文章內容摘要：
在我（本文作者大衛·蓋爾斯，David Gelles）還沒來得及採訪勞倫·鮑威爾·喬布斯（Laurene Powell Jobs）之前，她就想採訪我。
這是一個不同尋常的要求，但勞倫提出的這個要求並不特別令人驚訝。在她的丈夫、蘋果公司聯合創始人史蒂夫·喬布斯（Steve Jobs）去世近十年後，她仍然是一個非常隱秘的人。
喬布斯在世時，勞倫遠離公眾視線。她經營著一家天然食品公司，致力於教育和移民改革，並照顧他們的家人。雖然勞倫近年來在她的商業和慈善事業上變得越來越雄心勃勃，但她仍保持低調，接受的採訪相對較少，也避免成為聚光燈下的焦點。如果她要同意坐下來聊聊，她想知道誰會問這些問題。
於是，在去年年底一個寒冷的早晨，我們坐在紐約格林威治酒店燈光昏暗的客廳裡的長毛絨沙發上，靠著熊熊燃燒的壁爐取暖。當她喝著青汁時，我們談論了氣候變化，對佛教的共同興趣等等。那次談話我沒有記錄下來，但兩個月後，我們坐在同一個沙發上，坐在同一個爐火旁，這一次我打開了錄音機。
勞倫在公開場合小心翼翼的原因，很快就變得明朗起來。在一個推文氾濫的時代（指內容簡短），她以冗長的段落髮表講話，將個人敘事、政治和她對社會變革的觀點編織在一起。她毫不諷刺地引用了但丁（Dante）、拉爾夫·瓦爾多·愛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和羅斯·佩羅（Ross Perot）。她的想法千差萬別，而且她並不假裝對複雜問題有簡單的解決方案。
勞倫還認為，至少在某些方面，她的丈夫被誤解了。她認為，對他最受歡迎的名言之一——“我們生來是為了在宇宙中留下印記”——的流行解讀是完全錯誤的。
他們相識於1989年，當時喬布斯在斯坦福商學院發表演講，勞倫在高盛工作一段時間後正在那裡學習。兩年後，他們在約塞米蒂國家公園（Yosemite National Park）結婚。儀式結束後，他們在雪地裡徒步旅行。喬布斯幾年前就從蘋果公司辭職了，現在運營著NeXT公司。但在後來的20年裡，他重返蘋果，推出了iMac、iPod、iPhone和iPad。
就在喬布斯忙於顛覆個人科技行業的時候，勞倫創立了College Track和Emerson Collective，前者幫助貧困青年進入大學，後者是她的慈善和商業利益的保護傘組織。
2011年喬布斯死於癌症後，她在公眾視線中消失了幾年。但最近，這位全球第35大富豪、身家約275億美元的勞倫開始發揮她的影響力。
她收購了《Pop-Up Magazine》雜誌，並在《大西洋》（Atlantic）雜誌和Monumental Sports持有大量股份。此外，她還在與前教育部長阿恩·鄧肯（Arne Duncan）合作減少芝加哥的槍支暴力。在今年的聖丹斯電影節（Sundance Film Festival）上，勞倫支持的一家新的紀錄片工作室引起了轟動。
這雖是一些不同的擔憂，但反映出了她的信念，即貧困、教育、個人健康和環境正義等問題都是相互關聯的。
她說：“當你拉一根線，你就會得到整幅掛毯。當你在社會領域工作時，如果你只專注於一件事，你實際上不可能取得任何持久的進步。”
如今，56歲的勞倫的行動充滿了緊迫感。她認為，特朗普總統的聲明和政策釋放了黑暗力量，這些力量正在撕裂社會結構。
她說：“美國人相互交談和傾聽的能力已經明顯下降。在過去的三年裡，情況變得更糟了。”
去年，她說特朗普對媒體的攻擊“完全出自獨裁者的劇本”，並發表了一場為獨立新聞進行辯護的演講。
作為一個熟悉社會結構性不平等的人，勞倫領悟到了她的巨大特權。她是一位硅谷億萬富豪，對白宮的富有居住者進行了反擊。這樣的財富存在，而其他人卻在掙扎度日，這一事實本身就讓她感到不公平。
她說：“個人積累的鉅額財富相當於數百萬其他人的總和，這是不對的，並不公平。”
雖然如此，勞倫個人並不對此感到歉意。他說：“我從丈夫那裡繼承了我的財富，他不關心財富的積累。我這樣做是為了紀念他的工作，我畢生致力於盡我所能、有效地分配這些資產，以可持續的方式提升個人和社區的地位。”
她還補充說：“我對遺產財富打造不感興趣，我的孩子們也知道這一點。史蒂夫對此不感興趣。如果我活得夠久，這一切都將以我而告終。”
以下為採訪內容摘要
問：你的童年是什麼樣的？
勞倫：我在新澤西州西北部的一個小湖上長大。我的房子後面有一段五英里長的地產，到處都是樹木，還有一些大石頭。冬天，湖面結冰了，我們可以滑冰；夏天可以游泳，還可以乘船航行。我們有一條獨木舟，我學會了帆船的基礎知識。
自然環境對我的影響很大。我母親強烈地感覺到孩子們需要到戶外呼吸新鮮空氣。如果我想偷偷溜進去看書，她會抓住我，把我的書鎖起來，強迫我出去。僅僅是在戶外，被大自然包圍，就佔據了童年的很大一部分光陰。
問：你不在外面的時候是怎麼打發時間的？
勞倫：我是個早期讀者。在一年級的時候，我的老師帶我去了圖書館，這是我學習文字的關鍵。我通過書本學到的東西，在新澤西州的小鎮以外的任何地方冒險，這讓我對世界和正在發生的事情有了一個完整的感覺，也讓我對未來有了想法。
學校對我來說是一個快樂的地方。我最終考上了一所很好的大學，儘管我在高中並不是特別出色。但是有一個圖書館，在我一生中去過的每一個地方，圖書館都是我感到最快樂的地方。
問：我知道你父親是一名軍事飛行員，死於飛機相撞。這麼早失去他對這個家庭有什麼影響？
勞倫：我父親在31歲生日的前一天去世了，當時我3歲。我母親再婚了，所以我們在一個“混合家庭”長大。我的繼父是一名高中輔導員，我的母親當了很長一段時間的代課老師。
在一起事故中失去父母，這是一件影響巨大的事情。我們所有人，我和我的兄弟姐妹，從小就知道這種存在的無常。雖然這對一個孩子來說很難理解，但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幸事，我深深地理解了我們存在的暫時性，以及我們所目睹的一切的脆弱性。擁有當前這一刻是一件非常真實而深刻的事情。
問：你的第一份工作是什麼？
勞倫：如果我們想要錢做任何事，我們就得自己掙錢。我的兄弟們都有送報經歷，我在很小的時候就繼承了其中的一個。然後，我嘗試了孩子能做的一切，併為此獲得了報酬。在下雪天，我們會鏟人們的車道。我還是個保姆，救生員，游泳教練。當我16歲的時候，我先是一名餐廳女招待，然後是一名女服務員。然後為了上大學，我不得不利用我能找到的所有收入來源，包括貸款、獎學金、勤工儉學和更多的服務員工作。
問：你最初是如何參與社會福利問題的？
勞倫：當我從紐約搬到加利福尼亞州時，我住在帕洛阿爾託（Palo Alto），就在東帕洛阿爾託（East Palo Alto）的隔壁。存在一種情況是，其中一邊社區的收入非常本低，與另一邊完全不同。我們知道這種“二分法”存在於美國的城市中，帕洛阿爾託和東帕洛阿爾託就是如此。東帕洛阿爾託的空氣質量比周圍任何地方都差，這片土地被汙染了。多年來，許多硅谷製造商都把它作為他們的垃圾場，地下水裡有砷。
我完全被這樣的觀念迷住了，那就是離我家兩英里遠的社區，由於糟糕的設計和糟糕的信息流入，根本沒有機會。這是結構性赤字，結構性赤字實際上需要重組。羅斯·佩羅（Ross Perot）有一句話是這樣說的：“永遠不要忘記，今天加爾各答（Calcutta）街上有一個孩子，他快要死了，他比你聰明得多。”
問：這是你的故事，但史蒂夫對你在這些問題上的想法有什麼影響呢？
勞倫：我可以談論他好幾個小時。我認識史蒂夫是在我25歲的時候。從我們相遇的那天算起，我們在一起22年。所以他影響了一切。我和他一起成長。就像你與之共同生活的任何人一樣，這期間存在一種交換。我們有一個非常美好和豐富的聯繫。我們聊了很多，每天都聊上幾個小時。我已經融入了他太多的東西。
我從他那裡學到的一個深刻教訓是，我們不必接受我們出生的世界是固定的、不可滲透的東西。當你放大的時候，它只是和我們一樣的原子。它們一直在移動。通過意志力、意向和專注的能量和力量，我們實際上可以改變它。
人們喜歡引用他的話說，例如，“我們生來是為了在宇宙中留下印記”，但人們的理解這太輕率了，太漫不經心了。他所說的這句話，意思是“我們每個人都有能力改變環境。”而我的理解是，觀察管理著我們這個社會的結構和系統的設計，並改變這些結構。因為這些結構，當它們被合理地設計時，對人們來說應該是順暢的，不需要做出太多的修正。我花了一段時間才明白，這真的是可能的。這是我們Emerson Collective所做一切的核心。我們都相信這確實是可能的。
問：如今，持不同政見的美國人似乎都不相互交談。你認為這個問題應該怎麼解決？
勞倫：找機會進行對話。它通常從我們自己的家庭開始。在我自己的家庭裡，有特朗普的支持者。我知道，我將在聖誕節期間和他們在一起，我實際上想參與進來，想要理解，我希望能夠在不討人厭的情況下表達不同意見。我希望能夠找到我們可以達成一致的領域。
問：結果怎樣？
勞倫：我們找到了很多達成一致的領域。我們可以就自由和尊嚴、自由和正義這一美國核心價值觀達成一致。我們可以討論，當我們妖魔化那些移民過來的人，就像所有與我們有關係的人一樣，這意味著什麼。我們想把他們拒之門外是什麼意思？我們能審視一下我們自己那種想要關門的慾望嗎？妖魔化他人已經不是第一次被用作政治策略了。一旦人們記住了這一點，你就可以開始以不同的方式看待特朗普的言論。
我發現真正讓我深感不安的是，中小學裡正在發生的仇恨言論和仇恨犯罪的程度。三年前就開始了，這太令人痛苦了。孩子們在聽大人們說的話，這給了他們重複的許可。這是我們的本性。我們知道這一點。這不是什麼神秘的事。因此，給我們天性的陰暗面提供傳播的機會是一個非常痛苦的時刻。
問：對大型慈善機構和億萬富翁日益增長的抵制在多大程度上影響了你的工作？
勞倫：我想了很多。個人積累的鉅額財富相當於數百萬其他人的總和，這是不合理的。這沒有什麼公平可言的。在19世紀和20世紀之交的洛克菲勒家族、卡內基家族、梅隆家族和福特家族身上，我們都看到了這一點。這種財富的積累對一個社會來說是危險的。事情不應該是這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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