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839年，杜牧终于结束了自己长达十年的幕府生涯，离开宣州前往京城长安任左补阙、史馆修撰。他的心情自然十分高兴，恨不得立刻飞到长安。不管心情如何激动，路还是要一点一点走。
某一天，杜牧路过乌江亭，一向忙于赶路的他，居然停了下来。望着西楚霸王项羽自刎之处，心中升起一股悲壮之情，随即写下了千古名篇《题乌江亭》：
胜败兵家事不期，
包羞忍耻是男儿。
江东子弟多才俊，
卷土重来未可知。
很多诗人的怀古诗，单纯抒发情感的占比例很少，一般都是借助古人的事迹展示自己的命运多舛。杜牧认为自己在外漂泊了整整十年，这十年也是忍辱负重的十年，这次回来，终于该让自己一展抱负了。
诗歌写完之后，他踌躇满志地继续踏上行程，前途对他来说依旧未卜，但起码在意志上，他已经不再那么消沉了。
杜牧出生于名门望族京兆杜氏，自西汉御史大夫杜延年迁居杜陵起，京兆杜氏家族历近一千年而不倒，名人辈出。最著名的就要数西晋时期配享文武双庙的不世出名将杜预。
唐代一朝，光是京兆杜氏拜相的官员就有二十位之多。《通典》的作者，也曾位居宰相的杜佑就是杜牧的祖父。
杜牧也很自豪于自己的家世，可是自豪归自豪，逢人便炫耀“我祖上曾经阔过”，无异于是自己无能的表现，杜牧平时很少提及，并不像李贺每写一首诗落款都是李唐诸王孙。
况且，除了精神上的光环之外，杜牧得到家族的恩惠很少。杜牧十岁那年，他的父亲就去世了，父亲去世之后，家道立刻衰落。正因如此，杜牧曾经说自己家境贫寒，无依无靠。
家族唯一的恩惠，也是最大的恩惠，就是给了杜牧一个良好的读书环境，毕竟祖上留下来的书籍很多。强大的家族基因，让杜牧很小就已经文采出众，颇具政治眼光。
杜牧所处的时代已经是晚唐时期，用李商隐的诗歌来说就是“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杜牧当然不是预言家，不会预测到唐朝已经快要灭亡，但任何一个正常的人面对当时的境况，都可以看出王朝已经风雨飘摇。
武周代替李唐虽然只有短短的十五年，但武则天掌权的时间却长达三十几年，这段时间所引起的社会结构变化，远远超过李唐代替杨隋。
武则天大开科举，打击门阀士族，虽然巩固了自己的势力，却让文武分途，导致武将开始启用胡人。后来神龙政变皇位又回到了李家，社会的变化却已经不是权力所能扭转。
唐玄宗早年，李唐国力空前强大，还能压制住内轻外重的弊端，等到玄宗晚年，内轻外重的弊端已经膨胀到无法控制，安史之乱爆发。
安史之乱直到代宗年间才得以平定，所造成的的后遗症——藩镇割据却是无法根除。尤其是河北三镇，依仗着兵强马壮，既不向朝廷进贡税收，也不听朝廷的政令，自己任命属官，俨然独立的国家。
唐宪宗继位之后，不甘于藩镇的各自为政，出兵讨伐，全国所有藩镇至少名义上全部归服唐朝。不过，这种统一也不过是昙花一现。宪宗在位共十五年，十四年才讨平了最后一个藩镇李师道。
唐宪宗也自觉有再造李唐之功，在位的最后一年，声势浩荡地迎佛骨入宫供奉，时任刑部侍郎的大诗人韩愈因仗义执言迎佛骨劳民伤财，险些丢掉了性命，后来被贬潮州刺史，正是“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
唐宪宗死后，唐穆宗继位，藩镇之乱又起。安史之乱造成王朝内部的不安，也引起了外部的祸患。
当初唐肃宗为平定安史之乱，曾向回鹘借兵，回鹘和唐军一起夺回了长安。被安史之乱的叛军洗劫过的长安早已经破败不堪，但是回鹘仍然纵兵抢掠。
唐代宗继位之后，讨伐安史之乱余部，又向回鹘借兵，结果胜利之后再次抢掠长安。此后回鹘多次洗劫长安，直到文宗时期，回鹘才开始衰落。
西边的吐蕃趁着大唐空虚之际，也攻进长安，甚至立李唐皇族李承宏为傀儡皇帝，最终不能适应中原文化，抢掠之后离开。当时吐蕃与大唐接壤地区的土地，全部被吐蕃占据。
藩镇的作为和外族的入侵，有很大一部分场景都是杜牧亲身经历的，他后来用文字记录下来，痛心疾首地写道：
年十六时，见盗起圜二三千里，系戮将相，族诛刺史及其官属，尸塞城郭，山东崩坏，殷殷焉声振朝廷。
他深深感到，国家如果没有强大的军事力量作为后盾，只能成为被蹂躏的对象。
于是杜牧除了阅读儒家经典准备考试，还大量接触军事典籍，这给他后来的人生造成了极大的影响。后来，他结合自己多年实地走访的经验，将自己的军事思想以为《孙子兵法》做注解的形式总结了出来。
在序言里面，杜牧追溯了兵法流传的历史，写出自己为孙子兵法做注解的原由，并且痛斥了当时士大夫只知道享乐，而不以国家为重的奢靡之风，最终将军事总结为：大约用仁义，使机权也。
杜牧二十岁出头的时候，年仅十五岁的唐敬宗继位。唐敬宗继位之后朝廷大权全部在宦官手中，唐敬宗只沉迷击鞠，想法设法寻找新鲜刺激的活动满足自己的奢侈荒淫。
李商隐的诗《富平少侯》就是讽刺这位小皇帝：
七国三边未到忧，十三身袭富平侯。
不收金弹抛林外，却惜银床在井头。
彩树转灯珠错落，绣檀回枕玉雕锼。
当关不报侵晨客，新得佳人字莫愁。
杜牧也感到小皇帝荒唐到了极点，写下《阿房宫赋》，在给友人的信中杜牧直言，“宝历大起宫室，广声色，故作《阿房宫赋》”。
想要有所作为，就要参加科举考试，走上仕途才行。杜牧对自己的才学很有信心，加上名门的光环，很多人都向朝廷推荐他。杜牧也不负众望，在考试中脱颖而出。在皇帝亲自主持的制举考试中，杜牧的回答得到唐文宗的青睐，授弘文馆校书郎、试左武卫兵曹参军。
年纪轻轻就已经平步青云，杜牧的前途简直无可限量，而且杜牧绝非一般的世家子弟，他有真才实学。他的学问不仅表现在诗词歌赋这些点缀的才华上，还体现在治国理政的能力上。
然后就在这个时候，杜牧做了一个让所有人都费解的决定：去做外放官员沈传师的幕僚。放着京官不做，偏要外放，杜牧难道是读书把脑子读坏了吗？
今天已经无从得知杜牧外放的原因，或许是为了考察民情，或许是增长见识。但是他这一离开，再想回到京师，就是十年之后了。
这十年，杜牧基本上都是在酒席宴上度过的。他想着自己应该做点什么，可是作为幕僚，又发现自己无能为力。他的日常就是处理公文，这样一个有才华的人物，让他处理那些琐碎的公文，不仅仅是大材小用，更是对人才的极大浪费。
职务清闲，杜牧只好四处游历，期间创造了很多诗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就是《江南春》：
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这首诗似乎是在赞美江南的风光，但是结合杜牧所处的时代，有仿佛并非是赞美。
佛教自东汉白马驮经进入中国，对中国的信仰造成了极大地改变。为了适应中国的文化，获得广大百姓的认可，佛教开始了一些本土化，比如目连救母，就是用儒家孝道的外壳包裹起佛教转世轮回的思想，这样更加有利于大众的认可。
随着社会的发展，佛教的影响力已经不仅仅早寺庙上，而是渗透到了社会的各个层面。寺庙不从事生产，大肆占用土地，一旦犯了死罪出家之后便不再追究责任。本来铸造货币的贵金属就已经大量短缺，为佛像塑造金身，更是加重了货币危机。
历来尊崇佛教的朝代，都出现了危机。梁武帝为了表示自己的虔诚，大寺修建寺庙，杜牧眼前看到“四百八十寺”，就是梁武帝建造的。梁武帝什么结局？最终被侯景饿死。
唐代自武则天时代起，也开始推崇佛教，武则天甚至认为自己是“转轮圣王”转世。可以说，藩镇和外族之外，佛教的存在，也激化了李唐王朝的矛盾，误国害民。
当年《阿房宫赋》一文出世之后，杜牧就声名鹊起，以后每写一首诗，都会让人口口相传。也许他想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劝说笃信佛教的皇室成员以及士大夫们。
后来唐武宗果然发动会昌灭佛，是否和杜牧有关就不得而知了。
杜牧在十年之间，最常去的地方就是青楼。也许是青楼女子倾慕于他的才华，为了生计或实现自己的报复，杜牧不得不离开的时候，女子们总会不舍。一个漂泊之人，有人关心他，不论对方身份如何，总该体会到一丝温暖吧。
那首温柔动人的《赠别》，虽然不知道写给谁，读来却总是让人感动：
多情却似总无情，唯觉樽前笑不成。
蜡烛有心还惜别，替人垂泪到天明。
后来杜牧追忆自己十年的幕府生活，自嘲也略加苦涩地写道：
落魄江湖载酒行，楚腰纤细掌中轻。
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
一个满腹经纶，一个有安邦定国之策的人，只能蜷伏在书案后面，去阅读那些根本没有实际价值的文书。二十几岁到三十几岁，人生最黄金、最宝贵的十年，不过是屈居人下，蹉跎岁月而已。
战国信陵公子魏无忌曾经两次带领诸侯两军击败强秦，可是最后呢？面对魏王的猜忌不得不意志消沉，每天沉溺于女色之中，郁郁而终；杜牧和他相比，只是消沉的程度不同罢了。
回到长安之后一年左右，踌躇满志的杜牧又被外放黄州刺史。这一次似乎和牛李党争脱不开干系。杜牧曾经在扬州时期做牛僧孺的幕僚，被认为是牛党。而且杜牧为人倜傥，不拘小节，与李德裕秉承的理念不合，被外放也在情理之中。
牛李党争又是怎么回事呢？
简单来说，代表进士出身的官僚牛党和代表山东士族出身的官僚李党，在政见、礼法、门风等方面的看法都存在巨大地对立。为了让自己的势力遍布朝堂之上，两党之间有机会就会打击对方集团的人。
杜牧虽然出身世家，在家风上更加偏向于牛党。不过，杜牧并非记仇的人，当国家面对回鹘入侵的时候，他仍旧抛开个人恩怨，上书李德裕，陈说克敌制胜的战略构想，李德裕看完后，大加赞赏，参考了杜牧的建议，很快平定了回鹘。
杜牧的境况并没有因为上书而改变。任黄州刺史期间，杜牧颇有政绩，但是自觉自己的才华无处施展，只好醉心于笔墨之间，写写诗文。
做了两年黄州刺史后，杜牧又被任命为池州刺史；又过了两年，被任命为睦州刺史。
每一次任命，杜牧就离家越远，思乡心切加上怀才不遇，始终令他处于苦闷的状态。
公元846年，也许老天可怜杜牧，终于有机会让他回到长安。他被任命为司勋员外郎、史馆修撰，回到了朝思暮想的长安。
“进亦忧退亦忧”，回到长安后，杜牧才发现生活并没有自己想象的那么好，面对着日益腐败的朝纲，自己也是无能为力，眼不见心不烦，索性自己回到曾经外放的地方的算了。
公元852年，杜牧又回到长安。至于为什么回到长安，也许是因为他自感时日无多，害怕客死异乡。他回到家乡后的行动，也仿佛说明了这一切。
除了和朋友闲谈之外，居然为自己写了墓志铭，为自己写墓志铭的文人恐怕历史上很少，除了杜牧可能就是张岱了。
张岱的墓志铭更像是对自己前半生的反思，用文章埋葬那个不谙世事的纨绔少年：
少为纨绔子弟，极爱繁华，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兼以茶淫橘虐，书蠹诗魔，劳碌半生，皆成梦幻。
而杜牧真的是害怕自己来不及回顾自己的一生，或者害怕后人不理解自己的经历，他用毫无文采的笔墨大致勾勒了自己的一生。
最令杜牧满意的成就，并不是他的诗文，而是他注解的《孙子兵法》。他在临终前烧掉了自己的大部分诗文文稿，而在墓志铭里对自己的文章的评价也很随性，唯有谈到孙子十三篇，不无自负：
牧平生好读书，为文亦不由人。曹公曰：吾读兵书战策多矣，孙武深矣。因注其书十三篇，乃曰：上穷天时，下极人事，无以加也，后当有知之者。
最后一句才是重点：这本书穷尽了我的毕生功力，后来应该有明白我良苦用心的人。
写完墓志铭之后，杜牧就因重病去世，不到五十岁。
司马光写历史独树一帜，能在《资治通鉴》出现的人物和事件必须和历史的主轴有关，而且要非常符合现实。
当司马光书写唐代历史部分的时候，为了李白和杜甫那么有名的人物，在资治通鉴中找不到，但是杜牧却榜上有名呢？
说实话，李白和杜甫固然是天才人物，但是包括政治在内的其他方面建树等于零。而《罪言》、《战论》、《守论》、《原十六卫》等文章显示出杜牧不仅文采飞扬，而且颇具政治才能和军事才能，司马光常常拿来分析当时的政府政策，一般都能切中时弊。
后人对于杜牧的评价也非常的高。清人全祖望认为杜牧“感时愤世，殆与汉长沙太傅（贾谊）相上下”；清人李慈铭说杜牧注解的孙子兵法“证引古事，亦多切要，知樊川真用世之才”。
笔者当然知道“小杜”是对杜牧诗歌方面的评价，也没有错误，但是“小杜”的称呼叫习惯之后，就形成一个误区：几乎没有人去深究杜牧的其他成就了。
唐代大多数诗人，空怀满腔抱负，疏阔浮浪，将行动仅仅停留在纸上。杜牧不同，他也是诗人，但他不仅仅是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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