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學橫空出世
如果老天爺在1508年高坐雲端俯瞰人間，他會看到這一年發生在地球上的那些大事。在中國，大明帝國的實際領導人劉瑾創建了內廠，這是繼明帝國三大特務組織（錦衣衛、東廠、西廠）之後的又一更加殘暴、更加摧殘人性的機構；在日本，幕府掀起的內訌颶風歸於平靜；在歐洲，神聖羅馬帝國皇帝的軍隊進攻威尼斯共和國失敗；在中美洲，西班牙人把非洲的尼格羅人運到西印度群島作為奴隸，美洲有“黑奴”自此開始。
老天爺如果擦亮雙眼仔細觀看，還會看到未來的宗教精神導師馬丁・路德正在威頓堡大學慷慨激昂地鼓吹他自己的宗教思想。如果他專心於中國，則會看到廣西柳州的農民起義被血腥鎮壓，看到山東曹州的農民正在掀起抗暴的烽火，還能看到已上任三年的皇帝朱厚照（明武宗）正在紫禁城裡不眠不休地縱慾。
只有一件事，他可能沒有看到，或者說，他不屑於看到。這件事發生在大明帝國貴州龍場（今修文縣）驛站中，當事人是驛站站長王陽明，叫“龍場悟道”。多年以後，中國思想史把它定義為：心學的誕生。
老天爺看不到，是因為貴州龍場在原始森林中，連目光最敏銳的鳥兒都看不到；老天爺不屑於看到，因為那時的心學還未散發它最耀眼的光芒。
自心學誕生的那一刻起，就註定了它的不同凡響。七年後，王陽明被明帝國的中央政府派到江西剿匪時，他的忠實門徒已達千人。在他1529年離開人間時，他的門徒已以萬計。在他去世的五百多年中，真心實意地把他當作精神導師的偉大人物不勝枚舉，曾國藩、康有為、孫中山、毛澤東都是他忠實的擁躉。1513年，日本人了庵桂梧把心學帶回日本，300多年後，日本人在王陽明心學影響下發動了舉世皆驚的“明治維新”，搖身一變而成為世界強國。
所有的一切都無可置疑地表明，心學是一門能讓一個人乃至一個國家迅速強大起來的神奇學說。不過在1508年它來到人間時，恐怕只有王陽明一人認為它具有如此神奇的功效。
和很多偉大思想的誕生一樣，表面上看，心學誕生在電光石火間。
1508年一個春天的夜晚，王陽明在睡夢中突然驚醒，像著了魔一樣喊叫起來。他的兩個僕從被驚醒時，他已開始自言自語：“是了！是了！聖人之道，從我們自己的心中求取，完全滿足。從前枝枝節節地去推求事物的原理，真是大誤。實際上，‘格’就是‘正’的意思，正其不正，便歸於正。心以外沒有‘物’。淺近而言，人能‘為善去惡’就是‘格物功夫’。‘物格’而後‘知致’，‘知’是心的本體，心自然會‘知’。見父知孝；見兄知弟；見孺子入井，自然知惻隱；這便是‘良知’，不假外求。倘若‘良知’勃發，就沒有了私意障礙，就可以充足他的惻隱之心，惻隱之心充足到極點，就是‘仁’了。在常人，不能夠沒有私意障礙，所以要用‘致知格物’一段功夫去勝私復理，到心的‘良知’沒有障礙，能夠充塞流行便是‘致知’。‘致知’就‘意誠’了，把心這樣推上去，可以直到‘治國’‘平天下’。”
想到這裡，王陽明感覺到胸中爽快異常，向著靜寂的夜空一聲長嘯。這就是心學史的開篇“龍場悟道”，歸納為八個字則是：“吾性自足，不假外求”。用王陽明的解釋就是，人人心中都有良知，良知無所不能，能解決一切問題，不需要任何外來幫助。
多年以後，當心學璀璨奪目時，我們不禁要問，為什麼是王陽明創建了心學，而不是別人？王陽明為什麼突然“頓悟”出了心學，而不是別的什麼“學”？如果以“既成事實”的角度來看，這個問題必然使人發笑。因為就是王陽明創建了心學，而不是別人。即使王陽明本人也對自己何以能創建心學沒有一目瞭然的答案。龍場悟道後沒過幾年，他到江西剿匪。有弟子問他：“堯舜那樣偉大的聖人為什麼不製作禮樂，非要等到周公呢？”他回答：“聖人的心是面明鏡，物來則照，物不來也不去強求。堯舜沒有製作禮樂，只是因為他們那個時代還不需要，沒有這件事來找他們。周公製作禮樂，只是因為禮樂這件事刻不容緩，來找周公了。”
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時勢造英雄。
那麼，到底是什麼樣的時勢造就了王陽明和他的心學呢？
心學誕生的前夜
現在，讓我們看看心學誕生的前夜都發生了什麼。
這個夜很漫長，有很多人行走在夜色中。我們最先看到的是一個道士模樣的人，他正倒騎著驢，行走在公元960年的一條大路上。當有人告訴他趙匡胤做了皇帝建立了大宋時，他驚喜得從驢上摔了下來，說：“從此天下定矣。”他叫陳摶，是五代末期華山裡神乎其神的一個道士。在他身後，我們看到了他的弟子穆修，而穆修的背後則是他的弟子周敦頤，此人精通儒釋道三家學問，是當時的大學問家，世人評價他的品行時說他“胸懷灑落如風光霽月”。周敦頤最為我們所熟知的就是那篇美輪美奐的《愛蓮說》。另外，他受到祖師爺陳摶道士的影響，以道家的語境寫了一本書叫《太極圖說》。書中提到了“無極”這一概念，它是萬物的造物主，也是萬物運行的標準。在周敦頤的身後，我們會看到兩個相貌相似，神情卻迥然不同的人。一個臉上盪漾著和氣的顏色，而另一位則神情嚴肅，活像殭屍。這兩人是親兄弟，和氣的那位是哥哥叫程顥，嚴肅的那位是弟弟叫程頤。
多年以後，兄弟倆從老師周敦頤的《太極圖說》的“無極”理論中抽出“理”和“道”的概念，自成一家，這就是理學的雛形。理學認為，在超現實、超社會之上存在一種標準，它是人們一切行為的規範。周敦頤說它叫“無極”，二程說它叫“天理”。而“天理”的敵人則是“人慾”（不合理、不正當的行為和慾望）。每個人的一生最應該做的事就是去發現（格物窮理）和遵循這個“天理”，祛除“人慾”。歸根結底，就是要“存天理，滅人慾”。我們可以舉個例子來說明“天理”和“人慾”。餓了吃飯是“天理”，但非要吃魚翅鮑魚，這就是“人慾”；困了睡覺是“天理”，但非要有美女陪睡，這就是“人慾”；一個人如果餓了非不吃飯，困了非不睡覺，這也是“人慾”，雖然它不是不合理的慾望，但卻是不合理的行為，因為你違反了人的生理規律。由此可知，天理其實就是滿足我們生存下來最基本的需求，除此之外的都是人慾。
如何“存天理滅人慾”，程顥和程頤的方法不同。程顥認為，人性本是善的，天理就在我心中，所以只需要在自身上下功夫就可以了。而程頤雖然也認為人性是善的，但是卻認為不能僅僅在心上用功，必須要去外界尋找天理，也就是說，必須要依靠外界的力量“格物致知”來讓自己的人性達到至善的境界。
二人的主張不同，是因為心性不同。有這樣一則軼事，很能說明問題。兄弟二人去參加宴會。宴會上，哥哥程顥對主人送到懷裡的歌女溫存備至，而弟弟程頤對懷裡的美女連看都不看一眼，反而氣得七竅生煙。回家後，他指責哥哥有失體統。程顥大吃一驚，說：“我當時在飯局上，懷裡有美女，心中就有美女，我現在回家了，懷裡沒有美女，心中也沒有了，而你直到現在，心中還有美女？”
這個故事恰好戲劇性地驗證了兩人的思想。程顥認為，一切都是心的問題。而程頤則認為，必須要時刻約束自己，讓外界的規則來規範自己的心。
南宋時，朱熹繼承了程頤的思想，而陸九淵則繼承了程顥的思想。朱熹和陸九淵憑藉天資將這兩種思想發揚光大，這就是後來的程朱理學和陸九淵心學。
無論是程朱理學還是陸九淵心學，目的都是為了存天理去人慾。為什麼要存天理去人慾呢？另一位理學大師張載給出了答案：為天地立心（為社會重建精神價值），為生民立命（為民眾確立生命意義），為往聖繼絕學（為前聖繼承已絕之學統），為萬世開太平（為萬世開拓太平之基業）。
如此精彩雄壯的格言，在中國乃至世界史上只此一次。這四句話，就是理學家的名片。
實際上，理學的思路雖然來自道家，但創造它的人都承認，理學是儒家思想，是新儒學。不過，理學談的卻是儒家鼻祖孔子最不願意談的問題“性和天道”（子罕言性與天道），表面上看，這背離了孔子的方向，但其實不是這樣。
孔子之後，儒家分為六派（李斯為代表的小康派，孟子為代表的大同派，董仲舒為代表的天人感應派，孟子、荀子和告子為代表的心性派，荀子為代表的考證派，司馬遷為代表的記篡派），其中有兩派在日後發揚光大，一派是天人感應派，在兩漢時期威風八面；另一派則是心性派，多年以後，它改頭換面而成為理學。
孟子說人性本善，荀子說人性本惡，告子則說，人性可善可惡。理學家則說，孟子說得對，荀子說得也有道理，而告子給我們提了個醒。所以，我們應該時刻注意自己的心，一定要“存天理滅人慾”。
為什麼會有理學的誕生，這是個深遠的話題。儒學在西漢取得正統地位後風光了幾百年。魏晉五胡亂華時，儒家四平八穩的主張在亂世失去作用，於是銷聲匿跡，直到南北朝結束後，隋唐大一統王朝到來，儒學才躡手躡腳地回到人們的視線中來。不過，四百多年不在人間，魏晉南北朝時期佛道二教的高度繁榮，使得儒家思想沒有了競爭力。唐代的韓愈曾向皇帝提出抑制佛、道二教，重新把儒家思想放到尊位上來的建議。韓愈的呼籲很快就化為泡影，唐帝國滅亡後，中國又迎來了一個血肉橫飛的小分裂時代（五代十國），到處都是武夫當權，儒學再次顯示了它脆弱的一面——只有在大一統時代才有力量——而退隱。
北宋統一中國後，第一任皇帝趙匡胤“抑武揚文”，儒學在告別人世接近七百年後終於迎來了復興時刻。這一復興是震動天地的。幾乎是一夜之間，北宋帝國成了儒家知識分子的樂園。人人都以讀儒書、參加科考而高中為生平最幸福的事，連北宋的皇帝都指著儒書讚歎說：“書中自有顏如玉，書中自有黃金屋。”
我們都知道，儒家知識分子有個極堅韌的行為就是，千方百計把他們侍奉的對象（皇帝）納入到自己設計的圈套中來。他們要求皇帝必須具備基本的仁義道德：必須要這樣，必須不能那樣。他們的政治理想就是：聖君賢相。問題就出在這裡，儒家知識分子從來沒有想過設計一種制度來限制皇權，而只是通過各種說教來讓君聖相賢。一旦君不聖，相不賢，他們只有一個辦法：乾瞪眼。
董仲舒曾用“天人感應”的方式來限制皇權，但漢武帝窮兵黷武的歷史照樣發生了。“天人感應”思想認為，國君做了壞事，老天就發怒；國君做了好事，老天就高興。北宋的儒家知識分子拿不出別的辦法，但如果還拿“天人感應”來忽悠，他們自己都會為自己枯竭的想象力而羞愧。所以，北宋的儒家知識分子們開始對“天人感應”進行升級。
意想不到的是，這段時期發生的一件事給理學的誕生提供了溫床。1058年，王安石在皇帝趙頊（宋神宗）的全力支持下進行變法。儒家的保守派群起而攻之，王安石將他們統統從中央驅趕到洛陽。正是在洛陽，以程頤為代表的洛陽知識分子群沒有政事的煩擾，所以專心致志地搞起思想來。也正是在這時，這些儒家知識分子放棄了儒家知識分子本應該堅守的處理現實問題的實際性，而凌空蹈虛地談起了天道和人性。
據說，程頤年輕時聽了周敦頤對《太極圖說》的解釋後，大呼過癮說：“周老師是天下第一等人。”朱熹很小的時候就曾問過老師：“頭頂是天，那麼天之上是什麼？”陸九淵三四歲的時候就問老爹：“天地的邊際在哪裡？”
正是這種區別於注重現實的古典儒者的探索精神，讓理學誕生到人間。理學雖然誕生於南宋，可在南宋時命運多舛。朱熹晚年，發生了“慶元黨禁”，一大批理學家和信奉理學的朝野著名人士被列入偽黨名錄。理學受到重創，直到南宋滅亡，都未恢復元氣。不過元朝初期，蒙古人對思想的寬鬆政策使理學重獲青春。理學就在它倒下的地方（中國南方，當年的南宋地區）站起來，開始發光發熱。1314年，元朝皇帝把朱熹特別推崇的“四書”作為科舉考試的內容，並且指定朱熹的《四書集註》作為它的參考書。直到此時，理學在全中國被普及，漸漸有了壓倒其他思想的權威。
然而，自理學誕生的那一刻到它擁有唯我獨尊的地位時，它自身不可避免的缺陷始終像個惡靈一樣跟隨著它。
首先，理學在“存天理去人慾”的執行上過於嚴苛。這一點，程頤登峰造極。程頤認為，人生應該嚴肅，並且要絕對嚴肅。他曾給小皇帝趙煦（宋哲宗）上課，當時是春天，樹枝發出清新的芽，讓人憐愛。趙煦趁程頤不注意，折了一根樹枝。程頤發現，臉色大變，說：“春天正是萬物復甦之時，您怎麼忍心折殺它們，這真是沒有天理。”這種忽視甚至是扼殺情感的理學，實在讓人無法喜歡上它。
其次，理學萌芽於北宋王安石變法時，倡導理學的那些人因為沒有政務在身，所以不對政治負責，於是提出了高調的個人道德主義。他們希望每個政治家都應該具備他們所說的個人道德素質，程頤認為，一個出色的政治家必須是完美的道德家，必須要有古典儒家所要求的一切美德：仁義禮智信，甚至包括個人衛生。司馬光就曾攻擊王安石，認為王安石一年才洗一次澡，連鬍子裡都是蝨子，這樣一個連“修身”都做不到的人，怎麼能齊家、治國、平天下？！
問題是，個人的道德和能力扯不上半點關係，可理學家非要認定，個人道德是能力的基石，沒有個人道德，能力就大打折扣。王安石對那群高彈高調個人道德主義的理學家反擊說，你們說的那些都是“壁上行”，根本沒有實現的可能。
的確沒有實現的可能。程頤還算是合格的，他的一生極端嚴肅，幾乎沒有笑過。但別的理學家就沒有這種能力了。久而久之，理學家們大談特談的“存天理去人慾”漸漸變成說給別人聽的口號。正是因為說給別人聽，所以調越高越好，這讓人在那些嚴苛的道德規定下無所適從的同時，也註定了理學師傅們不能知行合一。早在朱熹時代的南宋時期，就已經有人指責理學家是道貌岸然的偽君子。說一套卻做一套，理學宗師們規定的那些道德要求，都是讓別人用的，理學信奉者只是講師，不是實踐者。
最後，也是最致命的，理學邁進明朝時，在明朝各位皇帝的努力下，被打造成了國家意識形態。這個變異過程漫長但卻相當順利。明王朝開國皇帝朱元璋建國不久，就在那位充滿神話色彩的劉伯溫的建議下，全盤接受了元王朝的科舉制。朱元璋在思想控制上比蒙古人狠一百倍，他把理學之外的所有學說統統列入異端，甚至是孟子的“弔民伐罪”思想都被他砍了。如此一來，理學一方面作為科舉考試的內容，使得凡是想通過讀書改變人生的人必須接受，由此普及全國；另一方面，理學由此成了明帝國的唯一思想，成為國家意識形態。
如你所知，一種思想被確定為國家意識形態後，就成了不言而喻的真理。由此會給生活在其中的人帶來下面的刻板印象：一切都臻於完美，你只要在它那一套架構中調節自己的生活，補充自己的知識，完善自己的心靈，就一切圓滿。本身，理學就有一個嚴密完整的體系，在這一嚴密完整的體系中，一切問題都有答案，你不必再去尋找答案。實際上，在一個嚴密的體系裡，你也找不到不同的答案。最有天賦的思想家就是最大膽的懷疑者。但你一旦懷疑，你就成了異端、叛逆。明朝第三任皇帝朱棣時期，一個靈性十足的思想者朱季友對朱棣說，朱熹理學有很多缺陷，即使不抵制，也不能把它普及。朱棣咆哮道：“你真是儒家的逆賊！”這位異端受到了嚴厲的廷杖懲罰，屁股被打爛，割下腐肉幾斤，由於走路的姿勢很怪，好多年他外出都要人揹著行走。顯然，理學在明代，已經嚴重製約了人們的想象力和探索精神。才華出眾的思想家們只有一件事可以做，那就是：實踐理學。
明代最著名的理學實踐家主要有以下兩人。一個是山西理學泰斗薛瑄，他對自己曾說過下面這段話而沾沾自喜：自有朱熹後，人間大道已明，不需任何多餘的著述，躬行就可以了；另一位則是江西人吳與弼，他是聖人的奴隸，不僅僅恭維朱熹，而且恭維一切聖人。他經常夢到自己匍匐在周文王、孔子、朱熹的腳下聆聽教誨。比如在他六十七歲那年的五月二十六日，他在日記中這樣記載：“昨天晚上，我夢見孔子的孫子子思來訪我。他說他是按孔子的命令來的，我感動得要死，也就在夢中醒來了。”吳與弼特別注重行，所以在他門下學習的人肯定是個出色的勞動力。但他的弟子中也有叛逆者，此人就是陳白沙。陳白沙慕名而來，幾天過後就發現吳與弼沒什麼突破性思想，於是賴在床上，不去勞動。吳與弼就用棍子擊打他，憤怒地說：“如此懶惰，怎麼能做程頤、朱熹的門徒！”
陳白沙細皮嫩肉，當然經受不起棍棒的考驗，於是號叫著離開了吳與弼。當他肉體的疼痛還未消失時，他的精神更劇烈地疼痛起來。這種疼痛就是：朱熹的理學好像是錯誤的，他叫人到外面去“格物”而獲得“天理”，縱然把外面的理格了，又怎麼能和我的心意一樣？朱熹註解的“四書”是天理，我去格它，結果我的心發現，他的註解有問題，可大家都說，他的話都是天理啊。這可如何是好？
陳白沙無論如何都解不開這個心結，他從朱熹理學的殿堂裡竄了出來，去探索陸九淵心學。
要了解陸九淵心學，就必須和朱熹理學相參照。朱熹理學的修養方法是以讀經書和持敬為主。所謂持敬，就是統一自己的精神，抑制人慾，經常自覺天理。它的實踐方法就是靜坐。如果說，“讀經書”是知性修養法，那麼，“持敬”就是實踐修養法。朱熹認為，這兩者必須要互相幫助、互相依存，才能達到幡然領悟天下事物之理的境界。陸九淵心學在修養上特別重視靜坐，主張直觀性的感悟真理。朱熹則重視讀經書，朱熹理學和陸九淵心學的區別，就是在修養上，至於他們的終極目標都是一樣的：得到天理，鍛鍊內心。
陳白沙轉投陸九淵心學，奠定了他明代第一位心學家的不容置疑的地位。不過，他是從朱熹理學逃到陸九淵心學這裡的，所以他仍然沒有解決朱熹理學的“格物”問題。事實就是這樣：理學當時已經是一個完美、嚴密的體系，在它內部，很難產生獨創型的學者。
而當時是清一色的理學天下，想要在思想上被人矚目，必須要從朱熹理學開始。王陽明當然也不會例外。
那麼，他是如何突破朱熹理學，一舉創建王陽明心學的呢？
讓我們從頭開始說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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