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是在光緒年間。湖南三味堂刻魏源《元史新編》，也在光緒年間。1948年寒假中某一天，我在南陽街舊書店中隨意亂翻，偶爾在書牌上發現了三味堂，從而知道了“三味”乃是一個典故，並非只在紹興才有用的。尋求這種發現的快樂，便是我從小喜進舊書店的一個理由，雖然那時讀不懂（現在也讀不懂）元史。
五十多年前，長沙的舊書店差不多佔滿了整個一條南陽街。那時習慣將刻本線裝書叫做舊書，以別於鉛印洋裝（平裝、精裝）的新書。學生當然以讀新書為主，但有時看看舊書的亦不罕見，教本和講義也常有線裝的。1948年冬我正耽讀巴金譯的克魯泡特金和羅稷南譯的狄更斯，但仍常去舊書店。葉德輝在長沙刻的《四唐人集》十分精美，其中的《李賀歌詩編》尤為我的最愛，卻無力購買。有次僥倖碰到了一部也是“長沙葉氏”刻的《雙梅影暗叢書》，因為卷首殘破，四本的售價只有銀圓一角（一碗寒菌面的價錢），便立刻將其買下了。
上世紀五十年代開頭幾年，是舊書最不值錢的時候。土改中農民分“勝利果實”，最沒有人要的便是地主家的書，只能集中起來用人力車或木船送到長沙城裡賣給紙廠做原料。街頭小販擔頭掛一本線裝書，一頁頁地撕下來給顧客包油條或蔥油粑粑，成了早晨出門習見的風景。這真是有心人搜求舊書的大好時機，可惜我那時正因為愛看舊書不積極學習猴子變人大受批評，年年鑑定都背上一個大包袱，正所謂有這個賊心沒這個賊膽，眼睜睜錯過了機會。
1957年後被趕出報社“自謀生活”，反而又有了逛舊書店的“自由”，當然這得在幹完勞動掙得日食之後。這時的古舊書店，經過“全行業改造”，已經成為新華書店下屬的門市部，全長沙市只剩下黃興南路一處，而且線裝刻本是一年比一年少了。但民國時期以至晚清的石印、鉛印本還相當多，我所讀的胡適和周作人的書，便差不多全是從這裡的架子上找得的，平均人民幣兩角到三角錢一本。我初到街道工廠拖板車時，月工資只有二十八元，拿出兩三角錢並不容易。後來學會了繪圖做模型，收入才逐漸增加，兩元四角錢十本的《四部叢刊》白紙本《高太史大全集》才能買得。
最值得一說的是買下“民國二十五年八月初版”饒述一譯的《查泰萊夫人的情人》的事。時為1961年秋天，正在“苦日子”裡。當我在古舊書店架上發現了這本久聞其名的書時，卻被旁邊另一位顧客先伸手拿著。一時急中生智，也顧不得許多，便一把從他手中將書奪了過來。他勃然變色，欲和我理論，我卻以和顏悅色對之，一面迅速走向櫃檯問店員道：“你們收購舊書，不看證件的麼？”
“怎麼不看，大人憑工作證，居民憑戶口本，學生憑學生證。”（其實我早就從張貼在店堂裡的告白上看到了，乃是明知故問。）
“學生怎麼能拿書來賣，還不是偷了自己家裡的書。這本書便是我兒子偷出來賣的，我要收回。”
“這不行。對店裡有意見可以提，書不能帶走，——你也應該教育自己的小孩子呀！”
“好罷，意見請你向店領導轉達。這本書就按你們的標價，一塊錢，由我買回去，算是我沒有教育兒子的報應好了。不過你們也確實不該收購小學生拿出來的書，是嗎？”
店員原以為我要強行拿走書，作好了應戰的準備；結果卻是我按標價買走這本書，店裡無絲毫損失，自然毫無異議表示贊成，立刻收款開發票，《查泰萊夫人的情人》便屬於我了。
先伸手拿書的那位顧客站在一旁，居然未插一言（也許他本來無意購買，只是隨便看看；也許他比我還窮，連一塊錢也拿不出來），到這時便廢然離去了。
這件事我一直在友人中誇口，以為是自己買舊書的一次奇遇和“戰績”。二十多年之後，我在嶽麓書社工作時，因為嶽麓是古籍出版社不便出新譯本，便將此書拿給湖南人民出版社去出（索要的“報酬”是給我一百本書送人），結果釀成滔天大禍，連累好人受處分。有位從旁聽過我誇口的老同事，便寫材料舉報我，標題是“如此總編輯，如此巧取豪奪的專家”，以為可以把我推到槍口上去，結果卻失算了。因為《查泰萊夫人的情人》畢竟是公認的世界文學名著，並非淫穢讀物，出版社錯只錯在“不聽招呼”，又擴大了發行範圍。而買書時的我也不過是街道工廠一搬運工，並非甚麼總編輯和專家，“巧取”則有之，“豪奪”則根本談不上也。
如今我仍然不是甚麼專家，總編輯更早就沒有當了，不過舊書有時還是要去看一看，翻一翻的。古舊書店早已名存實亡，古舊書便散到了清水塘、寶南街等處的地攤上。二十多年來陸續揀得的，有《梅歐閣詩錄》，是張謇在南通開更俗劇場，建梅歐閣，請梅蘭芳歐陽予倩前往演出的紀念詩集，線裝白棉紙本，卷首有照片十九幀，非賣品，以一元五角購得。有《杜氏家祠落成紀念冊》，是民國二十年杜月笙在浦東高橋修祠堂舉行盛大慶典時，由上海中國仿古印書局承印，贈給來賓作紀念的，線裝上下二冊，由楊度編輯（名義是“文書處主任”），章士釗為作後記（題作《杜祠觀禮記》），有蔣中正、于右任等多人題詞，價三元。還有一冊“光緒十一年乙酉八月刊刻”的《楊忠愍公集》，為其中張宜人“請代夫死”的奏疏所感動，以為這是從另一角度對專制政治殘酷黑暗的揭露，花二元四角錢買了下來。本亦只以普通舊線裝書視之，可是今年五月十三日報紙上登出了準備申報《世界記憶名錄》的“首批中國檔案文獻遺產名單”，上列第十項“明代諫臣楊繼盛遺書及後人題詞”，正是區區此本。雖然那該是真跡，此只是刻本，但一百一十八年前的刻本，在今天也彌足珍貴了。
我所揀得的舊書都很便宜，但也有貴的，而且是越來越貴了。一月前在清水塘地攤上，見有《新湖南報反右鬥爭專刊》合訂本一冊，第一期便是藍崗揭露唐蔭蓀、鍾叔河“同人報右派集團”的材料，薄薄十幾頁索價高達五十元，幾經討價還價，才以二十五元得之。假如沒有自己這三個字（還有朱純的兩個字）在上頭，我還真的捨不得當這一回二百五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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