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实践存在论认为“人类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如此历史的形成实际是一实践过程，否则终归于漆黑一团。在实践活动中寻找“理想”的内容，是实践活动的最高目标，否则历史只是一大串平铺的事实。因此，

一、仓颉造字与古代书法文化审美理想的生成

马克思认为一个民族文化观念及文化意识的形成离不开这个民族的实践。更为重要的是，一个民族文化的历史之所以波澜壮阔、荡气回肠、激动人心，正是基于一些重要实践集团在生存实践之外，有了对其“理想”的追逐与拥抱。就民族而言，在实践中，一个民族的生命就是一个普遍的精神生命，此中包含着一个普遍的精神实体。此普遍的精神实体，在民族生命集团实践中，抒发出有观念内容的理想，以指导它的实践，引生它的实践。因此，华夏民族文化观念理想的寻找，必须得回到华夏民族的文化之根中去。这个“根”即是整个华夏民族生命实践集团中普遍抒发观念内容“理想”的那个集团。

中国人文历史中观念的开始有两条路径可以寻找，第一就是《尧典》，第二就是《史记》中的黄帝。结合我国历史哲学，《尧典》中形成的观念内容的“理想”是“修德爱民”的道德政治。而《史记》中记载黄帝之世，则与史官的职责与实践分不开。

因此，以前史官的“道德政治”和“窥测自然”两面，则落实为此后士阶层的“仁智”两面。“仁智”之全则成为士阶层“普遍的精神实体”，但“仁智之全”必以“仁”为首出，“智”则隶属于“仁”而为其用。但必须明白“史官随客观实践而透露‘仁智之全’之道德实践，只是不自觉的涌现。故普遍的精神实体亦是与‘自然’混一，而未厘清”。

由此看，整个华夏民族生命实践集团中，普遍抒发观念内容理想的那个集团，其典型的代表则是从“史官集团”开始的。无独有偶，书法的实践集团恰好也是从黄帝的史官集团——仓颉造字的实践开始的。事实上，仓颉是被公认的我国书法实践集团中呈现其“审美理想”的最早代表人物。让人惊喜的是，整个华夏民族实践集团中最早普遍抒发“理想”的那个集团——“史官集团”，不但是整个华夏民族文化观念理想的追逐者和践行者，同时也是我国书法文化观念内容的理想的追逐者和践行者。可以说书法文化观念的生成与华夏文明观念的形成在最高的“理想”上保持了高度的一致性。

回到书法史，关于仓颉造字书史称为古文。古文不但是文字的开始，也是最早成熟的书体。可以这样理解，当古代书法文化观念形成之后，古文以书法文化“理想者”的身份，率先进入书法艺术的实践领域，此后这一理想便指导着书法的实践活动，引生书法的创作。至此，我们必须得明白古文书体，在实践中追求的理想的实质到底是什么？

许慎《说文解字》在我国书法史写作过程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地位。《说文解字》中指出“字”有六义。根据许慎的解释，“文者”源于自然而产生，“字者”关乎人事而出现。因此“文与字”本身则是“自然”与“人事”混一，而未厘清。无独有偶，内藤湖南在《中国上古的社会形态》一文中指出中国文字最古老的形态来自于上古人灼烧龟甲的行事占卜活动。龟甲上的文字是问题，而对问题的回答则是用火烧出来的裂痕，而掌握占卜的人正是后来所谓的史官。这与许慎对“文”与“字”的解释完全吻合。

然而书体是书法实践理想形成的重要标志。依据牟宗三的历史哲学观，书法实践中对其创作理想的追求，受人类那颗道德向上的心的影响是一以贯之的。那么，人类这颗道德向上的心在整个宇宙中，到底应该积极追求什么呢？以宇宙观论，整个宇宙由自然、人、社会三大要素构成，而人的大脑又是由知、情、意所主管。因此，自然、人、社会与知、情、意激烈碰撞之后，毫无疑问，“真、善、美”成为了整个古典文化中人类那颗道德向上的心所追求的理想所在。

由于史官集团在书法文化观念与华夏文明观念的诞生过程中身份重叠，所以仓颉及其史官集团在造字时，对书法审美理想的落实则理应“自然”取其“美”，“人事”取其“善”。因此，“自然之美和人事之善”的统一，即成为了书法文化观念在实践道路上追逐的终极目标。由于黄帝史官阶层又是整个华夏文明观念实践的代表集团，“自然之美和人事之善”二者合一，是我国整个古代文化实践的理想追求。方闻先生指出在中国古代“文字和图像被认为是传播天命的媒介”，完全和我们的文化观念融为一体。

我们先祖在漫长的文化实践中，虽然找到了这一奋斗的理想目标，但是就书法文化而言，在具体实践中是如何落实的呢？由于仓颉造字，皆依类自然物象，字是因人间俗事繁多而孳生。文与字的根，都在自然物象里面。那么，自然物象的根本又是什么？我们认为中国书法对整体物象生命般运动特征的把握与落实是书法艺术具体践行“自然之美和人事之善”这一理想目标的最佳途径，这在商周青铜铭文里表现得淋漓尽致。

由于仓颉造字的实践与黄帝史官“掌官书以赞治”及“正岁年以叙事”的华夏民族文化观念的理想的实践主体重叠。史官集团所体现出普遍的精神实体与自然混一，逐渐被士阶层在实践中不自觉地落实为“仁智之全”的道德实在。此一观念下贯到书法等具体的文化实践中，则表现为对“自然尽美”与“人事尽善”合一的审美理想的追求与向往。在书法等视觉艺术中则进一步落实为对“一个表现生命单位”的对象的把握，这几乎就可以完整地、深层次地解释古代书法理论的写作、鉴赏与评价中总是充满着“人事”与“自然”混一的缘由。笔者暂且将这一文化观念概括地称为我国“古代书法文化审美的理想范式”。

由于史官集团的职责至孔子之后被“士阶层”所替代，随之基于史官集团的普遍精神实体与自然混一而未分的特点，则逐渐表现为士的“仁智之全”，且以“仁”为首出，“智”隶属于“仁”而为其用。由于“仁”与“智”的相互博弈，该理想范式在历史中曲折发展，有时向上、有时向下、有时是正、有时甚至是反是邪。

二、古代书法文化审美理想范式的初变

通过上文分析可知华夏民族文化实践中的“史官集团－士阶层”是最终找到统合“自然尽美和人事尽善”这个文化理想的群体。就书法而言，则具体落实为书法创作者对文字“表现一个生命单位”的把握与捕捉。古文作为史观集团创作的成熟最早的书体，自然涵盖着书法文化观念的理想实质

东汉赵壹的《非草书》，作为书法史上最早的一篇书论是对草书的批评。草书为隶人所作，以急速、简易为特点，已明显违背了圣人造字依物象形、博采众美、以达赞治与叙事的初衷的理想原型，这一点作为大学者的赵壹非常清楚。基于赵壹对草书为隶人所作及急速、简易特点的批判，我们必须明白另一个事实，即赵壹的《非草书》开始将书法的本体与客体进行区别，这暗示着上古所生成的审美理想已开始瓦解。

因为圣人造书基于自然与道德的混一，体现仁智之全、追求尽善尽美与整体物象生命般运动的特质。很显然书法在上古所生成的审美理想中其主体与客体是融为一体，合二为一的。由于当时造书的主体是圣人，所以书法的客体体现“自然尽美与人事尽善”是不自觉的涌现。但草书由于非圣人所作，且在当时还受到士阶层的追捧，这才引起了赵壹的强烈不满。

赵壹《非草书》

赵壹《非草书》中出现对书法主体与客体分离的论述，也并非偶然。书体的完备应该说在汉朝就全面完成了。当书体完备之后，书写便进入自身艺术化的阶段。于是，书法主体的道德性与客体的艺术性逐渐分离便成必然趋势，譬如东汉鸿都门学的出现就是最好证明。事实上，分离也并不可怕，关键是分离之后书法本体与客体的标准到底该是什么？

我们知道古文的主体是史官集团，该集团自孔子时代开始已经被尊为圣人。但古文的客体是什么样子呢？由于秦朝统一文字之后，古文在东汉已经很难见到，欣喜的是我们可以通过赵壹对当时草书的批判，获得对古文的本体标准的了解。赵壹说当时的草书“但贵删难省烦，损复为单”，并接着说“皆废仓颉、史籀”。根据赵壹的意思推测，“难、烦、复”的字形应是指古文、籀书的书写特点。赵壹在《非草书》中明确讲到草书是“临事从宜”而产生，若真是“临事从宜”，应可以理解，但若不是临时从宜，而士阶层却追慕、好尚，则应自当警惕，这正是赵壹作《非草书》的出发点。

《非草书》中对当时擅长草书的杜度、崔瑗这些有名的士阶层，表达了强烈不满。这可以看出东汉士人对书法本体的基本态度，即是对从宜、急速、简易书写本体的愤怒，对“难、烦、复”书写本体的坚守。因为，“难、烦、复”是史官集团作书时对待本体的基本态度，体现的是他们对待自然与道德的混一性，并且士阶层本是承续史官集团这一品性而来，按道理士阶层在书写过程中，理应自觉追求“难、烦、复”的本体属性，反对“从宜、急速、简易”的非“圣性”之作才对，但由于东汉社会动荡，士人阶层道德素质严重下滑，故才出现了赵壹对书坛这一现象的强烈批判。

赵壹《非草书》的最大贡献，正是他看到了古代书法实践中所体现出的“难、烦、复”本体中的“圣性”所在，与当时书法在本体上追求“从宜、急速、简易”非圣人所作的明显差异。赵壹《非草书》对草书的批判，实则是呼吁承续史官集团的士阶层，在书法实践中要守住“古法”的本体特质。由于时代的局限，赵壹的呐喊更多是充满着无可奈何。但是换个角度而论，赵壹通过对草书实践的反思与批判，让我们首次看到了书法主体的道德性与客体艺术性的分离的客观现实，这便开启了日后书法文化观念中“古今之变”大讨论的阀门。

三、古代书法审美理想范式的坚守

古代书法审美理想是追求书写主体道德美与本体自然美的统摄，具体落实为视觉上的“一个表现生命的单位”。作为一个“生命的单位”这其中包含着诸多要素，于是当书论对书写的具体要素进行剖析时，则标志着书法文化审美理想开始走向瓦解。

东汉蔡邕作为书法史上的关键性人物，实际上古典代书法史中关于书法具体之法的论述，正是从他开始的，他的《笔论》与《九势》就是最早讨论书写文字具体之法的专论。在《笔论》与《九势》中关于书法主体与客体的分别讨论已经非常明显，这就意味着书法实践中“古法”逐渐远去，而“今法”开始来临。

就书法而言，“具体之法”之于蔡邕当然没有师授，然这种不觉得的涌现又是基于“史官集团”自身所具备的“圣性”而产生的，上古的书写者其实都具备这种内在的“圣性”人格，所以书写文字达到“自然之美和人事之善”完全是“不自觉的涌现

反观蔡邕的《笔论》与《九势》是书法“具体之法”出现的标志性书论。《笔论》开篇就讲到“欲书先散怀抱”，这显然是在讲书法的主体。但请注意这一主体更加呈现出后世艺术家的特性，而与上古书者的圣人特性相去甚远。《九势》中基本都是讨论书写的本体。虽然《笔论》与《九势》开始出现了“具体之法”的论述，但是我们必须得清楚，若仔细研读《笔论》与《九势》，蔡邕更多是对古代书写者在书写时整个状态的一种想象式的回忆与还原，并未曾真想使古法分散，而是想极力接近“古法”。

蔡邕

再看西晋卫恒《四体书势》，该文虽然对古文、篆书、隶书和草书都表达了赞美，但又无不是围绕着对书法本体具有“表现一个生命的单位”的赞美。卫恒以祖先、子孙、曾玄，对书法本体形象进行了超时空的想象，子孙、曾玄对于祖先而言在形式或内容上有所简化，但仍未影响其作为一个完整的生命体的艺术形象的存在，这一点在卫恒书论中也表现得非常明显。可以看出西晋卫恒对“古代书法文化审美理想范式”也是保持着强烈的坚守态度。

由于古代书法文化审美理想范式在本体上强调“表现一个生命的单位”特征的体现，简单点说就是“生命力”的体现。再往下一步落实，生命本体之美应该首先表现在力量上，然而力量体现的关键则在于“势”的呈现，而“势”《说文解字》解释为“盛力权也”，即是“力量与权力”的体现。这也就表明当书论普遍关注“势”的时代，仍然是将书法视为一个生命整体在看待。无独有偶，从东汉到西晋的书论名篇均是围绕着“势”而展开的，这就再一次有力地证明了

结语

从历史哲学观而言，一个民族文化观念的形成，实际是一实践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一些特殊集团表现出对文化观念内容理想的追求，成为实践活动的最高目标，该理想一旦形成则具有文化轴心的意义。反观书法文化史，

由于“史官集团”普遍的精神实体与自然混一，故古文蕴涵着“自然之美与人事之善”合一的书法文化的理想审美范式。然而史官之职责至孔子时代则由士来把握与运用，其普遍的精神实体则落实为“仁智两面”。与此同时，自东汉后士阶层普遍的精神实体，开始由“仁智双全”演变为“仁智分离”，至此古典书法文化所生成的道德与自然混一的理想范式也就随之分离。尽管士阶层也曾经为古代书法文化的理想范式的逝去而感到不安与愤怒，进行了有力的坚守，但最终还是挡不住书法艺术自身拥抱现实的巨大热情，而奔向了更为多元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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