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七八九十年代，入冬后，北风呼啸，天寒地冻，庄稼己除过草、己施过农家肥，谷米归仓，农田里无农事可做，正是农闲时节，进入猫冬季节。那个时候的冬天好像特别冷，河里、池塘里的冰层结得特别厚。
磨粉子
可是忙惯了的农村人是闲不下来的，这时候正是下细粉的好时节。人们把秋后储藏在红薯窖里的红薯一篮子一篮子地提上来，下红薯窖往篮子里捡红薯一般都是我们小孩子的事儿，篮子拾满了就喊大人们把红薯拉上去。
下红薯窖捞红薯是个看似简单却极具危险的活儿，因为红薯的呼吸作用造成窖里缺氧，会让下到窖里的人窒息。我们附近村里就有小孩下红薯窖因缺氧窒息死亡的。大人们用绳子系着孩子的腰把孩子放到窖里，有的用化肥袋子装红薯，有的用篮子捡红薯，大人们忙完来拉红薯时发现孩子早己窒息而亡。
那时候，母亲蒸馍的时候篦子上蒸馍，篦子下煳红薯，煳好的红薯一半人吃一半喂猪。每隔几天都会下红薯窖里捞一次红薯，有一次我下到窖里感觉呼吸困难，憋得喘不过气来，就赶紧喊我母亲把我拉了上去。后来，我家再下去捞红薯就先把窖盖子打开通通风再下去。
捞出来的红薯，要放在一个大瓷盆或大缸里洗干净，如果家里人手够的话，有人一边压着压井水有人一边洗红薯，刚抽出来的井温水温温的，还不太冻手。家里人手不够的话，只能先备一盆水或一缸水，然后开始洗红薯，洗着洗着水温变凉，碰上风霜雪雨天，就会冻得双手刺骨似的地痛。后来，学能了就找一根木棍搅拌着水洗红薯，等洗几遍后差不多快干净了，再下手洗。
洗好的红薯晾干后，用红薯推子推成红薯片子，然后人工推磨或用驴拉磨盘磨成碎粉渣，用大瓷盆或大陶缸接着。后来农村通电后有了电动磨就方便了很多。磨好的粉渣有的家里量大的就挖个池子进行过滤，有的量少的就放在简制的过滤装置上进行过滤，就是用木棍钉成十字型，用自家织成的老粗布剪成一块四四方方的布，布的四个角系在十字的四个头上，就成为一个简易的过滤装置。
把粉渣放在粗布上，一边用力摇晃着过滤器，一边往里面添加压井水，过滤出来的粉浆用盆子或什么容器接着，等沉淀好后把上面的水倒掉，把里面的粉浆再倒到粗布里面过滤，程序反复几次直到里面的水过滤得没有了，就把这坨粉子挂在木杆上慢慢慢变硬变干。变干的粉浆坨子敲碎在放在布单子或塑料布上进行晾晒，晒散成颗粒状，粉面子就成了。
弄好的粉面子一部分留着吃，用来拌肉做成小酥肉，用来拌梅豆角子做成油炸梅豆角，还用来拌其它食物食材。小酥肉加上梅豆角子加上粉条加上萝卜白菜，是上世纪七八九十年代那个时间感觉最好的美食了。大部分的粉面子被用来下细粉了。
下细粉
下细粉是个力气活儿，需要几家子人合伙来拾弄。在向阳背风的山墙前，用瓷盆和上一大盆粉面子，支上一口大锅，添上一大锅压井水，烧上劈柴，烟雾缭绕，热气腾腾。水烧滚后，下细粉就需要几个人来配合了。
有人往大锅里下细粉，有人从热锅里捞出煮熟的细粉，有人烧锅添材，有人压水添水，有人冰镇细粉（就是把捞出来的热细粉放在凉水里过滤一下，防止细粉粘连到一块，这个过程的农村俗语实在想不起怎么说了），有人再从凉水里把细粉捞出来放在粉杆子上，挂在准备好的木架子上放到夜晚好上冻。
下细粉由于好几家一起干，劳动场面非常热闹，好像过年一般，一般要弄到夜晚时间很晚才能结束，夜晚的时候还要点上煤油灯照着亮继续干。下细粉的时候，为了缓解疲劳，下细粉是力气儿活，一般由成年人来操作，还要隔一段时间换一个人来替换着干，记得大人们还唱着“嗨吆、嗨吆、嗨吆”的劳动歌，类似于打夯歌一样，可惜歌词记不住了。
下细粉的人一手端着漏瓢，把和好的粉面团子放在漏瓢里，一手拿着小木槌敲打着粉面团子，让它从漏空里漏出长长的条子下到热锅里面。有的时候是一个人双手端着漏勺，一个人拿木槌拍打粉面团，有的两个各拿一个木槌轮番打击着粉面团子。
下细粉的过程，是我们小孩子最喜欢的过程，围绕着大锅，柴火在锅底熊熊地燃烧，非常暖和，而且还会有好吃的细粉，刚出锅的热细粉，拌上蒜汁，我能吃上满满两大碗，再一个还能吃上粉卜就子，就是下不成细粉剩下的一点点粉面团子被大人们一块一块地丢到锅里一直到煮熟煮到漂起来，过一过水吃起来非常润滑可口。
还有的把和好的粉面子团成团团在小棍上，放在火里烤，烤熟的粉面团子也香气逼人、味美诱人。还有的人把干细粉放在火上烤，变成膨胀的粉条，香酥焦脆。虽然下细粉的时候，我们小孩子最喜欢吃，可是大人们不让我们多吃，说是不好消化，容易积食。
下完细粉的第二天，大人小孩全家人可别想睡懒觉，天灰蒙蒙的还不亮全家人都得起床去干活了。要把前天夜晚放在外面架子上冻成冰坨的粉条化化冻，爷爷、父亲等长辈们拿着磨得亮晃晃的钢锹到河里把冰面铲破，然后大家把冻好的细粉用架子车装好拉到河边，浸泡在河水里进行化冻。
等把粉条一杆子一杆子放到河水里面之后，女人们回家开始做早饭，男人们挎着篮子去拾粪，等拾完一篮子马粪、牛粪回到家里，饭也做好了。吃罢早饭的人们，又开始忙活起来。把河水里浸泡的粉条一杆子一杆子再捞上来，再装上架子车，拉到绑好的麻绳上进行晾晒，直到晒得干蹦蹦的，硬硬的，非常有弹性，折而不断。
卖细粉
红薯因其产量高，有着“红薯下蛋，不产八千产一万”的说法。尤其在我们老家汝南县留盆镇黑土地特别适合红薯的生长，红薯结的又大又多，我们村生产队一度获得全乡的产量冠军，受到上级部门的表扬，可惜“福祸相依”，几十万斤红薯被一夜偷得颗粒不剩。
上个世纪80年代，我们那里生产的红薯细粉非常受欢迎，周边平舆县、上蔡县、遂平县、新蔡县连安徽临泉县的农民都跑到我们那里去买红薯苗回去种植红薯。
晒干的细粉捆扎成捆，存放在家里，等天气暖和了装一架子车拉着赶集去买细粉。有时候为了多买几块钱，他们拉着一架车细粉走几十公里到驻马店市区，走几百公里到周口市区，到信阳明港。
前段时间把父母亲从老家接到市里来，父亲感慨说，从老家到市区这条路不知道用脚量过多少次了，又讲起了我爷爷、他自己到信阳市明港镇卖细粉、卖猪肉的经历。
有一年冬天，他和爷爷拉一架子车细粉到明港去卖，头天下午大概五点多的时候出发，走一夜到第二天大概下午1点钟左右到达明港。路上累了，就停下来抽根烟休息休息，渴了就到路边农户家里压井压点喝。
还有一年，他自己杀了一头猪，自己拉着车走了一夜加半天，到明港的时候下午两点多，可是等到快天黑了还没有卖出一块肉。最后一个热心的信阳大哥告诉他，信阳人买肉喜欢长条状的，越长越好，越长显得越排场，那个大哥教我父亲怎么样切割猪肉，父亲一不小心用尖刀把那个热心的大哥手戳得鲜血直流。父亲割一块猪肉想赔偿那个大哥，人家死活不要。别人的恩情几十年过去了，父亲仍然是念念不忘，不知道给我们讲过了多少次。
有一天，我开着车大概丈量了一下我父亲、我爷爷当年去明港卖粉条、卖猪肉的路程，整整100公里多那么一点，开着车也就三四个小时而已。我用导航地图测算了一下，步行的话这个距离需要22个小时。按我父亲的说法他们走到时间大概20个小时左右，可以想象以这样的速度，他们几乎没有休息，一路徒步拉着装有几百斤细粉或猪肉的架子车走了100公里，况且那时的道路不像现在，有的地方不通柏油路，还有走一些坑洼不平的土路，路上遭的罪就别提了。
我非常好奇他们为什么要跑这么远去卖粉条、卖猪肉呢？原来上个世纪80年代，信阳市明港镇是一个工厂林立的地方，有很多职工，在那里卖东西能多卖一些钱，其实能多卖多少钱呢，也就是三到五块钱的样子。
放在现在，你很难想象，在冬天漆黑的寒夜里，北风呼啸，寒风刺骨，一个人，一辆架子车，为了多卖三五元怎么就那么有毅力、有恒心走那么远的路，受那么难的苦、遭那样痛的罪？
看了曾国藩和曾国藩父亲曾麟书的经历，曾麟书徒步赶100多里的山路17次到县城参加童试，曾国藩徒步6次到县城参加考试，然后再徒步200多里到省城参加乡试。
我在旁边听着，心里算着：一块零八到一块一，每斤才差两分钱。
这里一共150斤米，总共也就三块钱的事情，路这么远，何必再挑回去呢？我的肩膀还在痛呢。
我轻轻对母亲说：“妈，一块零八就一块零八吧，反正也就三块钱的事。再说，还等着钱给爹买药呢。”
“那哪行？”母亲似乎有些生气了，“三块钱不是钱？再说了，也不光是几块钱的事，做生意也得讲点良心，咱们辛辛苦苦种出来的米，质量也好，哪能这么贱卖了？”
上述一段话是引用北大才女张培祥的《卖米》中的内容，“那哪行？”母亲似乎有些生气了，“三块钱不是钱？再说了，也不光是几块钱的事，做生意也得讲点良心，咱们辛辛苦苦种出来的米，质量也好，哪能这么贱卖了？”
在赚钱艰难的岁月里，三五块钱就能解决大问题，三五块钱也能压垮一家人。当民办教师的一个亲戚月工资才五块钱，我母亲说当年找生产队的会计借五块钱，上午刚借，下午队长就追到家里让还回去。在那个艰苦岁月里，我们这里有个人高中毕业参加高考，却没有钱交报名费，好心的老师借给他五块钱，他拿着老师给的这五块钱，交上报名费、理个发、洗个澡，高高兴兴地参加高考。
我曾经心中暗自嘲笑父母是要钱不要命，为了那么几块钱、几十块钱，拼命地干活，拼命地劳动，没有白天没有黑夜地拉土抹砖坯子烧砖头，到县城里求亲戚排队拉酒糟回来喂猪，拉着架子车徒步来，徒步去。为卖个西瓜跑上上百里到上蔡县、到平舆县、到新蔡县、到周口项城县，夜里半夜才回来。在外面一口吃的也不舍得买。
想想他们的经历，也就明白他们为什么把钱看的这么重要了！他们把钱看得重，只是对自己的时候，对自己一分一厘都不舍得花，但对子女却是毫不吝啬，这就是我们那受苦受难受罪的可亲可爱可敬的父辈、祖辈们他们那段艰苦的生活，那段艰难的岁月！
致敬我们最亲最爱的祖辈们、父辈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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