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和西方最核心的關係一直是貿易”

鴉片戰爭始於林則徐對鴉片貿易的鎮壓，但主要推動力源自查理·義律。他是英國的駐華貿易主管，對鎮壓的反應可以說莫名其妙。他違反了祖國的命令，而且沒有事先取得英國政府許可。查理·義律比任何人都該為這場戰爭的發生負責，儘管他對自己引發了什麼樣的戰爭毫無概念。

回顧鴉片戰爭之前的時期，和平總是伴隨著順暢的貿易往來。一旦貿易出問題，要麼走私者違反法律，要麼民族主義政客企圖獲取不當利益，危機就發生了，最後導致戰爭。

虎門銷煙 （IC photo/圖）

歷史教科書告訴我們，鴉片戰爭開啟了近代中國的百年屈辱。當歷史事件成為我們的關切時，我們對真相的渴求自然愈發強烈：為什麼擁有八十萬常備軍的王朝會敗給數量有限且舟車勞頓的外國士兵，廣州的鴉片貿易與白銀外流又是怎麼回事，不平等條約對普通市民意味著什麼……

事無鉅細的數據表或許在科學意義上臻於客觀，但它不能生動地揭示歷史的本質；娓娓道來的歷史敘事固然生動，但它可信嗎？歷史學家不得不面對兩難處境，正如海登·懷特戲稱的“皮球策略”：科學家指責他們的研究不夠客觀時，他們拿歷史的文學性為擋箭牌；而藝術家指責他們未能如其他文學體裁般感染人心時，他們會說自己從事的畢竟是實證研究，每個結論都建立在大量史料基礎上。

然而，漢學家史景遷和追隨者們似乎並未受制於種種困境。他們考察而非編造過去發生的事，研究以個體敘事的方式展開，加入歷史的溫度，並探討小人物如何捲入大歷史。

美國曆史學家裴士鋒（Stephen R. Platt）是史景遷的弟子，曾憑描繪太平天國運動的《天國之秋》榮獲2012年“坎迪爾歷史獎”——全世界獎金最高的歷史著作獎。其引人入勝的敘事還給德國作家施益堅帶來靈感，由此寫就歷史小說《群蠻之主》。2018年，裴士鋒出版新著《帝國暮光》（

裴士鋒在書中鋪展開一幅宏大的畫卷：從乾隆朝廣州開口通商到1842年《南京條約》簽訂，古老閉塞的東方帝國遭到不列顛的軍事征服。除了我們耳熟能詳的清朝皇帝及林則徐等官員，洪任輝、曼寧、查理·義律這些普通讀者並不熟悉的名字，以及他們常常令人匪夷所思的行動，合力支撐起作者理解的第一次鴉片戰爭。

在南方週末的專訪中，裴教授將自己的敘事手法比作電影拍攝：“你有時推近鏡頭，觀察事件每個發展步驟，其他時候拉回全景，思考更深層次的歷史作用力。”同時，他也給出自己的核心論點：現有的材料更支持它的偶發性質，而不是兩個國家的經濟條件導致的必然結果。他狡黠但不無道理地說，只有通讀全書，我們才可以把握這一結論背後的全部理由。

“讓我吃驚的是，英國當時有那麼多人反對這場戰爭”

南方週末：你曾說中英之間的戰爭是當時最不可想象的，一系列偶然和不那麼顯著的事件導致了戰爭。能否簡述一下那些事件？

裴士鋒：早在鴉片戰爭以前，英國與中國就在廣州齟齬不斷，這些衝突也沒有隨戰爭結束而消失。通常情況下，它們會自行緩解而貿易一如往常。1839年以前的英國政府並沒有對華發動戰爭的意圖，也不想資助鴉片販子。就在戰爭打響一年前，巴麥尊勳爵（注：英國前首相，時任外交大臣）還聲明，所有違反中國法律的英國人都是罪有應得。他堅持，如果他們被捕入獄，英國政府不會幫忙收拾爛攤子。

一年過去，還是那個巴麥尊勳爵，竟然為保護鴉片販子而發動戰爭。一連串複雜的、前所未有的事件導致了這一轉變：它始於林則徐對鴉片貿易的鎮壓，但主要推動力源自查理·義律。他是英國的駐華貿易主管，對鎮壓的反應可以說莫名其妙。他違反了祖國的命令，而且沒有事先取得英國政府許可。查理·義律比任何人都該為這場戰爭的發生負責，儘管他對自己引發了什麼樣的戰爭毫無概念。

南方週末：中國讀者可能認為兩國的經濟條件使鴉片戰爭不可避免。你屬於歷史非決定論者，相信“一切本不該如此”。你如何為自己的歷史觀辯護呢？

裴士鋒：我想，讀者們只能通過我的書理解我的整體主張。我的一個看法是：一小部分人做出的非常個人化的選擇，為我們所瞭解的那場鴉片戰爭提供了導火線，如果這些人做出了不同選擇，戰爭可能就不會發生。這並不是說英國和中國之間永遠不會有戰爭，而是說，即使依然發生戰爭，原因不會相同，影響也另當別論。因毒販而爆發的戰爭震驚了所有人。

順帶一提，研究階段最讓我吃驚的是，英國當時有那麼多人反對這場戰爭。當我們認為鴉片戰爭“註定發生”時，合乎邏輯的推論是英國人一定蓄謀已久，然而他們分歧很大。手握權力的議員們在媒體與國會，在對工人階級的演講中譴責戰爭。他們令人信服地論證英國毫無發動戰爭的理由：中國對英國一向和平友好。他們呼籲停止印度的毒品交易，將鴉片之惡與奴隸制相提並論，而英國剛剛廢除後者。這些英國批評家們第一次提出“鴉片戰爭”說法，還在國會提出停戰動議，以迫使巴麥尊下臺。但最後，動議在500票中以9票之差被否決了。

南方週末：你非常擅長描繪歷史的細節，同時你也很關注具體事件與全球格局的宏觀聯繫。這兩種取向會不會有些矛盾？你怎麼看待歷史的客觀性？

裴士鋒：確實，在歷史細節與宏觀視野之間總是很難保持平衡。身為作家，你可以像電影製作者那樣切換視角。你有時推近鏡頭，觀察事件每個發展步驟，其他時候拉回全景，思考更深層次的歷史作用力。或者去觀察，你描繪的事件怎麼和當時世界的廣闊圖景聯繫起來。這些不斷切換的視角會賦予你不同類型的洞見。英語中有“見樹不見林”一說：一旦你過於關注細枝末節，將無法看見、無從理解更廣闊的圖景。在理想情況下，你當然希望讀者兩者兼得。

你也得注意敘事與客觀性的關係，不能把自己的思慮與情緒投射到一個迥然不同的歷史人物身上。相反，你需要和這個人物自身的言辭與行動打交道，可以分析它們、做出判斷。但在你講述的故事中，哪部分嚴格出於歷史材料，哪些出於你對這一材料的主觀意見，界線必須非常清晰。我在研究時，經常被不按我預料的方式行動的人物吸引。某個人的動機想法乍一看出乎意料、不合邏輯，反而是完整了解這個人的機會。就研究來說，道德上覆雜的人遠比君子和惡棍吸引我。

南方週末：

裴士鋒：白銀的重要性毋庸置疑。從雍正年間開始，鴉片在技術層面上就是非法的，雖然1830年前後政府才開始嚴肅考慮鎮壓。高層官員們相信，鴉片貿易是經濟陷入蕭條的罪魁禍首。在正常、合法的貿易中，中國的白銀是禁止出口的，但沿海的非法鴉片貿易卻主要以白銀結算。

白銀外流的結果極為嚴重：農民的銅幣飛速貶值，而他們所交的稅額是按與固定數量白銀對應的銅幣計算。隨著白銀升值，稅賦日漸沉重，有的地方漲了60%到70%甚至更多。即使與鴉片貿易毫無瓜葛，離外國人所在的沿海地區千里之外的農民，也深受鴉片貿易帶來的經濟危害之苦。正是這場經濟災難，促使道光政府決心終止鴉片貿易。

鴉片戰爭為帝國主義入侵提供了模型

南方週末：你對外交而非軍事著墨甚多，這一視角背後有沒有什麼特別考慮？

裴士鋒：說到底，這本書的主題更像1790年代至鴉片戰爭期間的中英以及中美關係，所以關於戰爭本身的敘述在最後部分。我的精力更多放在外交、旅行和貿易上。這本書最關心的問題之一是：看到中國平和昌盛的貿易持續一百多年後，英國及其盟友們如何正當化自己的暴力行徑？故事始於18世紀晚期，那時，中國在西方人眼中是世界上唯一一個富饒、統一、政治穩定的帝國。這本書背後的宏觀圖景是，中國與英國在馬戛爾尼使團訪華到鴉片戰爭這五十年間，各自發生了變化。18世紀晚期西方人對中國的崇高敬意怎麼就消失了，以致發動這場駭人聽聞的戰爭？

南方週末：正如你所說，英國人在這件事上的態度是分裂的，這值得注意。此外書中還提到許多對中國讀者來說非常陌生的名字，比如洪任輝，曼寧。他們起到了怎樣的作用？

裴士鋒：必須牢記，英國人並沒有整齊劃一的心智，正如中國人也沒有。很多人與同胞享有共同的、重要的文化特徵，但也有自己的想法和不同行事邏輯。英國這邊，我想講述這樣一些人：他們在那個只有廣東允許外國人經商的時代，試圖跨過滿清帝王們劃下的邊界線。

洪任輝是個魅力十足的傢伙。他是第一個學習漢語的英國人，在18世紀中葉就來到廣東和澳門並定居。他會說粵語，像中國人一樣留長辮，自在遊走於兩種文化之間。英國船隻靠港時，他便打扮成英國人的樣子，他們離開就穿上中國人的衣服。然而，局勢向著對他不利的方向發展。

托馬斯·曼寧性格類似，不過漢語水平不及洪任輝。19世紀早期，曼寧屬於那一代英國人中第一批嘗試學習漢語的。他拼命想混入中國，親眼目睹這個國家。他是個怪人，留著幾近垂腰的長鬍子。最終他成功了，經不丹溜入西藏，被驅逐出境前一路抵達拉薩。我的書中有不少作惡多端的英國人，賈丁與馬西森兩個毒販當屬其中之最。但我講述洪任輝和曼寧的故事，意在告訴讀者也有很多某種意義上更加文明的英國人：對神秘中國的興趣與好奇驅使著他們，而非利益與貪婪。

南方週末：你認為鴉片戰爭具有“無法遏制的象徵暴力”，而我們的經典表述是這場戰爭開啟中國“百年恥辱”的近代史。回到19世紀，這場戰爭如何改變了當地的人民和清政府的統治者？英美政府呢？

裴士鋒：鴉片戰爭對中國的全部意義，過去很久之後才慢慢浮現。當時這只是一場相對不怎麼起眼的戰爭，被清王朝當作邊界的小摩擦或偶然的外交事件。從中國內部的視角看，十年之後的太平天國叛亂重要得多，千萬人喪生，清王朝搖搖欲墜。它重塑了清朝的社會結構，鴉片戰爭相比確實微不足道。戰爭結束後，廣東之外的地區幾無變化，更多通商口岸開放則是《南京條約》的結果。

但是，從對外關係的視角看，鴉片戰爭的影響既深遠又直接：西方國家第一次意識到，一旦採用暴力手段就可以對中國予取予求。1839年，西方的批評家們聲稱，英國人居然荒謬到以為僅靠一支小型艦隊和數以千計的士兵，就可以向地球上最大的帝國發動戰爭，“能有什麼好果子吃呢”。 很多人以為，戰爭的唯一結果是中國永久終止對英貿易，英國人再也別想買到茶葉。但道光皇帝滿足了英國人的要求，給英國人及其他列強悄悄上了一課，對中國的印象隨之大變。鴉片戰爭為即將到來的帝國主義入侵提供了一個模型，為中國之後的一百年設定了糟糕的模板——“百年恥辱”。

“沒有史景遷我根本不可能成為歷史學家”

南方週末：在你看來，21世紀的人能從這場戰爭中學到什麼？

裴士鋒：我的個人觀點是，當下的人們理應牢記，中國和西方最核心的關係一直是貿易。回顧鴉片戰爭之前的時期，和平總是伴隨著順暢的貿易往來。一旦貿易出問題，要麼走私者違反法律，要麼民族主義政客企圖獲取不當利益，危機就發生了，最後導致戰爭。我們可能會以為，舊時代廣州的貿易總以衝突作結。但事實上，如果你仔細考察整個貿易系統的運作（注：裴士鋒強調，他指合法貿易，而非沿海的走私），會發現它很大程度上運轉良好。

到廣州的中國人和西方人發現，他們彼此的共同之處遠遠多過沖突。商人們形成親密的友誼，他們的交易構成了世界經濟的引擎。如果今天更多關注我們在貿易中所共享的利益，那麼上述觀察也適用於我們。有關“貿易戰”的言論讓我沮喪不已：這一話術再次把我們同中國的經濟關係打扮成衝突，而非共同利益的源頭。

南方週末：

裴士鋒：學士生涯結束之際，我對中國一無所知，直到聽說“耶魯-中國”教學項目。我去長沙市雅禮中學當了兩年英語教師，這段焦慮的時光徹底改變了我的一生。我剛踏上這片土地時，一切都如此陌生。在湖南工作的兩年，我學習漢語、四處旅行，設法理解自己的學生。我終於意識到，即使回家以後，我也想繼續瞭解這個國度。於是，興趣就把我帶到這兒了。那段以外國人身份待在中國的經歷，讓我始終對不同時期的、在中國生活的西方人的歷史充滿興趣：中國如何改變他們，以及在某些時候，他們又如何嘗試改變中國？

南方週末：史景遷教授對你的研究產生了什麼影響？

裴士鋒：沒有他的幫助，我根本不可能成為歷史學家。他的著作是我的中國史啟蒙讀物，我對它們的愛從未消失。本科時我對歷史不感興趣，很多歷史書對我來說味同嚼蠟，但史景遷的書是徹底的例外。它們拓寬了我的眼界，向我敞開了敘述歷史的全新可能：用人物和故事論證。這正是我想寫出的那類著作。我運氣不錯，他答應收我當學生。雖然他並沒有特別教學生如何寫作，但在我試著寫敘事性歷史時，他總是鼎力支持。能有這樣一個博士生導師，挺令人振奮的。

南方週末：結束鴉片戰爭研究後，你當前在做哪些研究？

裴士鋒：我正在寫一本以埃文斯·卡爾遜為主角的書。他是美國海軍陸戰隊的軍官，有八個月時間與中國北方的八路軍一起抗擊日軍，之後返回了美國。珍珠港事件爆發後，他基於從朱德身上學到的知識，創立了一支海軍游擊隊。他是“二戰”時期美國最偉大的英雄之一，但由於違世異俗的政治觀點，他現在幾乎被遺忘在歷史的角落。

南方週末特約撰稿 陳延舟 龍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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