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為藝術之母Marina Abramović有句經典之言，一個藝術家千萬不要愛上另一位藝術家。把這放在她與Ulay波瀾壯闊的羅曼蒂克消亡史上，便叫“以身試毒”。
Ulay的離世讓這段曠世愛情與過往合作被悉數翻出，但有必要澄清一點，《藝術家在現場》（The Artist is Present，2010）最舉世矚目的“久別重逢”並不是一場意外。事實上，據Ulay透露，正是Abramović打電話拜託了他的出席。他們的衝突與分手的原因也在於此，Abramović頗具天賦的商業頭腦與Ulay追求純碎的藝術家人格讓這段歷經12年的親密關係無法繼續。 3月2日，七天前，Ulay在夢中去世，結束了他備受癌症折磨的晚年生活，Abramović發文紀念了這位舊愛。
Marina Abramovićl&Ulay
14歲，Ulay開始接觸攝影。起初是父親給了他一部小型相機，“我父親喜歡園藝，而我是家中唯一的男孩，所以他就會讓我去播種。我因此拍下了不少自己種的東西……有時是花朵，有時又是樹。它們是我最開始的拍攝對象。到了20、21歲的時候，我才第一次把鏡頭對準了自己。”便是在那之後，Ulay成為了一位用相機記錄、挑戰並表達自我的藝術家。即便以現在的眼光看，他的創作方式依然十分激進。
Ulay的脆弱性根植於這位藝術家的少年時代。“你知道我很小便成了孤兒。”在一場與Dazed的珍貴床頭對話中，Ulay回憶說。“我十幾歲的時候，父親就去世了，母親隨後也不知所蹤。由於戰爭的關係，我所有的親戚也都聯繫不上。”這種失去足以改變一位年輕藝術家的世界觀，Ulay的內心深處形成一種唯有攝影才能救贖的認同危機。又經歷4年，在用相機拍攝了數百乃至數千張自拍照之後，有些東西缺失了。“攝影的負擔在於，它總是停留在表象，無法深入本質。”Ulay轉向探尋內在自我的外化，無情地切割他的皮膚，以此拉近與肉體的距離、在血肉中尋找自我。
Ulay: ACT III
究其一生，Ulay是一位多產且地位斐然的攝影師、行為藝術家和具有煽動性的先鋒人士。他永葆好奇心，不斷試探行為藝術和攝影媒介的邊界，Dazed在此回顧了他留給世人的藝術遺產與顛覆性瞬間。
“There is a Criminal Touch to Art” (1976)
1960年代，Ulay成為了寶麗來的官方攝影師。1976年，他在柏林國家畫廊（Neue Nationalgalerie） 的“驚世之舉”，讓他第一次在藝術世界中留下不可磨滅的印記。當時，他偷偷把Carl Spitzweg的《可憐的詩人》（The Poor Poet，1837）從牆上取了下來，藏在夾克裡逃出了畫廊，然後驅車載著這幅希勒特最愛的畫作來到貧民區，把它掛在了一個土耳其移民家庭的客廳牆上。“每個人家裡都應該有藝術品。”去年他與Dazed回憶道。隨後他跑去自首，交代Spitzweg畫作的下落。
Ulay出生於1943年，正值二戰快要結束之際。他的父親是兩次世界大戰的倖存者，在位於西柏林的家裡從不談論戰爭，這個話題成為了家中禁忌。年幼的Ulay在成長過程中對這段不可言說的黑暗歷史異常敏感，而這也給他帶了難以釋懷的創傷。他把對Spitzberg畫作的所作所為命名為《挑釁——對藝術作品的非法接觸》（Irritation – There is a Criminal Touch to Art），藉此表現了一個仍深陷於倖存者罪惡的國家，也表明他在試圖驅除希特勒的暴行帶來的創傷。這個行為藝術作品以開玩笑的方式挪用了被視為國寶的文化作品，表達了對它的不敬。正如《衛報》（The Guardian）所描述，這是一種“把偷竊藝術品當成藝術”的行為。
S’he from the series “Renais Sense” (1973–4)
這兒有一個著名概念，由瑞士精神分析學家Carl Jung提出——他研究男性心理中的潛意識女性成分，並將它稱為“阿尼瑪”（Anima），以及女性自我中的男性氣質，“阿尼姆斯”（Animus）。在Ulay標誌性的攝影作品《她他》（S’he，1973）中，他的臉一半被打扮成了女性，另一半則是男孩樣，分別象徵著Anima和Animus。他在這個時期的大量作品中都運用了混合性別的第二自我，如《WT》（1974）和《性擔架》（Sex-Stretcher，1974）。
“WT”，1974
“White Mask”，1973-1974
“Death of Transvestite”，1973
這一系列作品被他命名為《意識重生》（Renais Sense），表達了Ulay對於外化內在自我的渴望，對身份的興趣，也預示了在未來創作中，他會把自己的身體作為探索和藝術表達的載體，創作出幻影般的藝術身份。
“Renais Sense” (1973)
via Vimeo
1976年的阿姆斯特丹見證了Ulay和Abramović的一見鍾情。那一年，這對情侶不僅在一起生活，還如同雙胞胎一般保持著相同的著裝與舉止，組成了自稱為“連體生物”（The Other）的藝術家組合。
“Relation in Space”，1977
他們創作了很多富有挑釁意味的作品，一次又一次直接把觀眾置於作品之中，讓他們成為參與者、見證者或共同創作者。在1977年創作的作品《空間中的關係》（Relation in Space）裡，他們在一個小時裡不停地奔跑和衝撞彼此，試圖融合男性和女性能量，創造出第三種類型的覺知——“另一個自我”（that self）。而在1977年首演的《無量之物》（Imponderabilia）中，Ulay和Abramović赤身裸體，面對面站在畫廊門口凝視著對方。他們邀請觀眾從他們中間穿過，在穿越雙方的親密空間和眼神交流時體驗一種不舒服的感覺。Ulay還把門口改造得比日常更窄，當參觀者從兩人中間穿過時，被迫要和他們做親密接觸，由此將這種不適感放大到極致。
via publicdelivery.org
1988年，Ulay 和Abramović以一種舉世矚目的方式，結束了這段波瀾壯闊的藝術家羅曼史。透過曠世奇作《愛人》（The Lovers），他們藉由行為藝術記錄了這段愛情的消逝：兩人從相隔5995公里的長城兩端出發，一步一步走向對方。經過90天的長途跋涉後，他們最終在陝西省一個佛寺匯合。分手道別前，他們擁抱了彼此。
這個行為藝術作品以一種戲劇化的方式詮釋了愛情的終結。“這段行走完全變成了個人之旅，”Abramović 說道。“Ulay從戈壁沙漠起步，我從黃海之濱出發，我們各自走過了2500公里，然後在途中相遇，最後揮手道別。”最初構思作品時，他們計劃要在長城的中間匯合，然後結婚，但他們漸漸心生間隙，最終因感情燃燒殆盡而改變了結局。
“The Artist is Present”，2010
雖然他們的分開出乎意料地理智，但雙方的分歧依然在延續。分手後，Abramović在藝術之路上高歌猛進，Ulay卻逐漸消身匿跡。他在接受Artnet採訪時說：“對她而言，獨自前行是十分困難的。對我而言，獨自前行實際上也是難以想象的事。如果愛情破裂了，就會變成恨。”他還補充道：“她恨我。”
2010年3-5月，Abramović在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MoMA）呈現了行為藝術《藝術家在現場》——她在桌旁靜坐了736.5小時，輪流接受觀眾的對視。分別20多年後，Ulay在開幕當晚出現了。影片記錄下這一次的久別重逢，這是一次打動無數觀眾的會面，兩個人的臉都默默地記錄著幾十年來複雜而強烈的情感。
Abramović發文追憶Ulay
這一幕雖令人動容，兩人的分爭卻沒能就此和解。2014年，Abramović出手干預了《低語者：Ulay對Ulay》（Whispers: Ulay on Ulay）的出版工作。書中本來要刊登兩人的部分合作作品，後來出版商被迫用粉紅色的正方形換掉了28張圖片，以此顯示兩人的缺席。Ulay在2015年用作品《不可告人的秘密》（Skeleton in the Closet）做出了回應——借用行為藝術，他在牆上寫下了包含缺失圖片的頁碼。同一年，他還把Abramović告上了法庭，控訴她違反了有關兩人共同創作作品的契約。他最終打贏了官司，獲得了版權費和公平的對待。“我受傷了，非常受傷，”他告訴《衛報》。“從未想過會受到如此不公平、不公正的待遇。我們在一起合作時，她是個很棒的人。但現在，你懂的，她逐漸變成了一位明星，但我並不嫉妒，因為我從未想過要成名，也從未渴求過這一切……但她產生了這樣的想法。”
然而在2017年，也就是Ulay起訴Abramović的兩年後，Ulay承認，兩人終於冰釋前嫌。“討厭的、不滿意的或過去的種種都被捨棄了，”他告訴Artnet。“我們重新變成了好朋友。現在，這是一個美好的故事。”
“Elf”，1974
2009年，Ulay移居Ljubljana，打算和Damjan Kozole拍攝一部紀錄片，就在此時，他被確診罹患了淋巴癌，不過這絲毫沒有影響他們的拍攝項目。《癌症：從11月到11月的Ulay日記》裡有他對過去的反思，也記錄了他接受治療的一整年時光——那很可能成為他人生的最後一年。儘管Ulay後來康復了，但這部影片充滿了悲傷，就像一部男人面對人生最後旅程的荒涼喜劇。
“一個人可以從生活中學到很多東西，但學不到藝術。藝術需要一種讓你近乎戰慄的瘋狂，我稱之為藝術家’必須承受之瘋狂’。一旦你擁抱了它，即便你睡著了，你也是一個藝術家。”——這就是Ulay的全部秘密。他因此隨時爆發出旺盛生命力，永葆對人類體驗的好奇心，堅持不懈地擴展攝影和行為藝術的媒介邊界，從不考慮自己是否感到舒適。
Dazed Digital
英文原文：Emily Dinsdale
翻譯：Emi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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