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鋼琴家》上映於2002年，是一部二戰集中營題材的反戰片，獲得了第75屆奧斯卡獎最佳影片提名。這部影片由波蘭裔法國導演波蘭斯基執導，改編自波蘭鋼琴家席皮爾曼的同名回憶錄。講述了猶太鋼琴家席皮爾曼，在納粹德國入侵波蘭後，艱難的求生之路。
該影片的獨特之處在於其客觀、真實，導演波蘭斯基和席皮爾曼一樣，都是納粹集中營的親歷者。波蘭斯基的母親死於集中營，父親倖存，而當時年僅八歲的他，靠著鐵絲網上的一處漏洞才得以逃出。
我認為，正是由於這段經歷，才讓波蘭斯基決心使這部影片儘可能地接近事實，而非那種典型的好萊塢大片的風格。
由於許多觀影者不瞭解這部影片背後的真實事件，以及導演波蘭斯基的意圖，而是帶著意識形態的眼鏡去觀看這部影片，從而對《鋼琴家》產生了一些誤讀。
因此我將結合二戰歷史，從敘事方式、主題呈現、音樂表現三個維度去解讀這部影片。在文章末尾，我會結合自己的人生態度談談這部影片的現實意義。
敘事方式：導演採取順敘手法和全知式視角，冷靜、客觀的敘述故事、描述人物、安排結局，沒有過度的故事渲染。
《鋼琴家》更像是一部紀錄片，全程從席皮爾曼的視角進行講述。藉助鋼琴家的眼睛，觀眾目睹了納粹德國對猶太人所展開的滅絕性屠殺。
電影條理清晰、脈絡分明，從1939年德國入侵波蘭開始，至1945年德國投降結束，隨著時間的推移真實地記錄了鋼琴家席皮爾曼在二戰中的悲慘生活。本片對白很少，但卻引人沉思，下面我們看看導演是如何把故事平靜地敘述出來的。
①嚴格按照時間線展開情節，使電影真實而自然。
電影在幾個特殊的時間點都予以了交代。首先是在影片開始時，交代了時間和地點：華沙&1939年。此時，納粹德國正在瘋狂進攻波蘭，而席皮爾曼以一名鋼琴家的身份，就職於華沙電臺。
接下來是1940年10月31日，華沙的猶太人被迫遷往指定的猶太人特區居住。
1942年8月16日，猶太人再一次被迫遷徙，只不過這一次迎接他們的，是奧斯維辛。
在登上通向集中營的火車的前幾分鐘裡，席皮爾曼被一名擔任了猶太警察的熟人從隊伍里拉了出去。倖存下來的他開始了流亡之路，而在友人的幫助下，他活著等到了蘇軍來臨。
這樣嚴格遵守時間線的安排，可以最大程度地還原真實情景，節奏緊湊而自然。
②電影裡的對白並不多，但平淡、冷靜的敘述卻可以引起觀眾的共鳴。
電影裡有三個場景令人印象深刻，這三個場景冷靜地可怕、真實地可怕，導演用用極其內斂的方式表現出了猶太人在二戰中的悲慘遭遇。
第一個場景是：當席皮爾曼返回住處時，幾個孩子通過猶太區圍牆下的排水口，往裡面偷運食物。而牆外突然傳來了納粹的喊叫聲，一名來不及鑽過排水口的小孩發出了一聲尖叫，同時還有棍棒打在身體上的聲音。席皮爾曼跑過去想把這名小孩拽進來，可惜為時已晚。
雖然沒有一句對納粹暴行的控訴，但是當小孩的身體因為脊柱被打折而癱軟下去的時候，我想此處無聲勝有聲。
第二個場景是：夜晚，一車德國兵闖入席皮爾曼對面的一戶人家，其中一名殘疾人因為不能起身，便被德國兵連帶輪椅從樓上扔了下去。
接下來這一家人被趕下樓，德國人逼迫他們在空闊的大街上跑起來，隨後從背後肆意射殺。
席皮爾曼站在窗口，目睹了這一切，遠景的視角，沒有任何鏡頭推進，就這樣靜靜地植入到席皮爾曼和觀影者的腦海中。
第三個場景是：一名有點瘋癲的紅髮女人，逢人就問“你見過我的丈夫嗎？他叫伊沙克·沙曼”，但是沒有人可以回答她，甚至可以說沒有人願意搭理她，但她還是反反覆覆地逢人就問。
我的理解是，這是一種隱喻。那個紅髮女人代表著整個猶太民族，她失去了丈夫後的不安全感，正如整個猶太民族被他們的神拋棄後產生的不安全感。而沒有一個人願意搭理她，也隱喻著二戰期間，當歐洲的猶太人被納粹排擠時，沒有一個國家願意給猶太人伸以援手。
主題呈現：許多觀影者誤讀了這部電影，是因為這部電影的主題不是控訴罪行，而是注重展現人和人之間的憐憫之情。
二戰勝利後，倖存下來的席皮爾曼開始撰寫自己的回憶錄。
2000年的一天，風燭殘年的席皮爾曼本人，在媒體前道出他多年不肯觸及的傷痛：“每天清晨醒來，我都想起與家人永訣的那個火車站。我想念他們，如今他們在哪兒？他們是怎麼死的？他們最後的時刻是怎樣度過的？”
而有著相似經歷的導演波蘭斯基，也是竭力想要還原作者筆觸下敘述的那段時期。因此，我們看這部電影的時候，應該去挖掘鋼琴家和導演隱藏在故事裡的主題。
導演波蘭斯基和主演阿德里安
①親情雖然只佔據了電影1/3的篇幅，但卻是描寫最細膩的一部分。
電影時長約150分鐘，而在第52分鐘的時候，席皮爾曼的家人就被送上了火車，席皮爾曼再也沒能見到他們。
這部電影對親情的表達是十分自然而又讓人動容的，從戰爭一開始，他們一家人就始終緊密地團結在一起。
在上火車前的等待時間裡，父親從一名賣奶糖的小孩手裡，以20元波幣的高價買了一塊牛奶糖，並小心翼翼地將它分成了六份，全家人無聲地接過了自己的一份，誰也不會想到這會是他們全家人在一起的最後一餐。
在排隊上火車的時候，席皮爾曼被猶太警察伊扎克從隊列里拉出去的時候，他大聲地呼喊著爸爸，爸爸已經感覺到這輛列車的終點站將是死亡，於是看到被拉出隊列的兒子時，他跟兒子揮手告別。
我無法用言語形容出此時爸爸臉上的表情，但是我依然可以從他的眼神中看到愛，他一定希望兒子可以活下去。
這些聚焦在席皮爾曼家人身上的鏡頭真實自然，毫不矯揉造作，沒有一句對白，卻給了觀影者深深的代入感。
②席皮爾曼得以從這場災難中活下來，更多地是因為那些願意冒風險幫助他的朋友。
第一個幫助了他的人，是將他從死亡隊列里拉了出來的猶太人警察伊扎克。
接著是好友嘉琳娜夫婦以及曾經的追求者多蘿塔和她的丈夫等人，他們冒著生命危險，一次次地將席皮爾曼轉移到安全的住所。
而這也是這部電影的另一個耐人尋味之處，即幫助了席皮爾曼的也不都是好人。首先就是那名猶太人警察，他的身份本身就是一個“波奸”的存在；而之後幫助了席皮爾曼的人裡，也有打著他的幌子募捐，但卻並沒有用這筆錢為他買食物的人。
我認為理解這些獨特人設的關鍵之處，在於瞭解導演波蘭斯基的想法。當波蘭斯基拿到了鋼琴家的回憶錄後，就很吃驚地說道：“書中的波蘭人有好有壞，猶太人有好有壞，德國人也有好有壞”，因此他拋棄了以往的好萊塢風格，竭力地想表達出這種真實感。
③人性最耀眼的光輝，是面對邪惡時的不屈。
戰爭片裡最容易觀察到的就是人性，因為當戰爭來臨的時候，每個人都顯得那麼的無助與渺小，但正是這些渺小的個體，用血肉之軀詮釋著一個民族的尊嚴。
嘉琳娜的丈夫為席皮爾曼安排的住處正好在猶太區的對面，在這期間，正好爆發了著名的華沙猶太人起義。導演同樣是藉助席皮爾曼的雙眼，記錄下了這一切。
從1942年8月16日起，納粹開始將猶太人從猶太區運往集中營。1943年1月19日，納粹如往常一樣，進入猶太區集合了一批猶太人準備運走的時候，遭到了猶太區游擊隊的反抗，雙方展開了巷戰，最終德國人留下五十多具屍體後撤出了猶太區。
猶太區
1943年4月19日，在希姆萊的指示下，2000多名黨衛軍士兵帶著坦克和火炮進入了猶太區，1500多名猶太游擊隊員進行了殊死抵抗，經過28天的戰鬥，德軍死傷幾百人，而猶太游擊隊死傷殆盡。隨後，剩餘的6萬餘名猶太平民，全部被送進了集中營。
導演藉助前去看望席皮爾曼的嘉琳娜之口，表達了對這些英勇不屈的猶太人最高的讚美：“真沒想到他們能堅持這麼久。”
音樂表現：這部電影的主題是戰爭和音樂，戰爭象徵著罪惡，音樂象徵著美好，但《鋼琴家》卻將戰爭和音樂和諧地融合在了一起。
該片運用最多的是波蘭鋼琴家肖邦的鋼琴曲，肖邦憂鬱和抒情的風格極好地與影片交融在了一起。
肖邦的經歷和席皮爾曼有著極大的相似之處：在波蘭淪陷後，肖邦承受著內心的孤獨和巨大的亡國之痛，獨自在巴黎的街頭流亡，喪失了所有的尊嚴，四處流浪，是那麼的悽慘;與親人分離後，獨自痛哭，是那麼的無助，被俘做苦力時，又是那麼的唯唯諾諾。
在這部分，我將對影片中出現的三首肖邦的鋼琴曲進行解讀。①略顯沉重的《升C小調夜曲》拉開了席皮爾曼的逃亡之路。
在電影開頭的時候，是一組1939年波蘭社會的黑白記錄。隨後，《升C小調夜曲》響起，畫面切換到波蘭電臺錄音室裡，席皮爾曼正在聚精會神地演奏這首曲子。
《升C小調夜曲》情感充沛，在平靜的曲調之中包含著深情，隨著樂曲的逐步推進，德國飛機的轟炸也隨之而來。
我認為，這首略顯沉重的夜曲，預示了戰爭帶給這片土地的災難，也拉開了席皮爾曼的逃亡之路。
這首夜曲在影片中一共出現了兩次，另一次是在結尾，戰爭結束後，席皮爾曼終於等來了自由，同樣是在錄音室，他演奏著這首被戰火打斷著旋律，這也很好地呼應了開頭。
②《降E大調輝煌的大波蘭舞曲》寄託著鋼琴家對美好未來的希冀。
這首曲子富含激情、氣勢磅礴，充滿了樂觀精神和民族自豪感。當席皮爾曼在朋友的幫助下，躲進了一處安全房時，他看到了屋子裡的鋼琴。
但為了避免鋼琴聲引來德軍的搜查，席皮爾曼只能將手懸在琴鍵之上，在腦海裡演奏著《降E大調輝煌的大波蘭舞曲》。
在這首充滿希望的舞曲背後，我們可以感受到鋼琴家對美好未來的希冀和對生存的渴望。這個片段雖然很短，但卻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使得影片更加豐滿。
③《g小調敘事曲》的出現是影片的高潮部分，進一步昇華了影片的感情基調。
在安全屋所在的大樓被德軍摧毀後，飢寒交迫的鋼琴家開始在廢墟中東躲西藏。但不幸的是，他被一名德國國防軍上校發現了，這名德國軍官經過詢問，得知了他是一名鋼琴家，於是要求席皮爾曼為他彈奏一首鋼琴曲。
席皮爾曼選擇了這首《g小調敘事曲》，這首曲子是肖邦在華沙起義失敗，波蘭亡國之際創作的，舒緩的旋律中包含著肖邦對侵略者的控訴。對於席皮爾曼為什麼會選擇這首曲子，我的理解是，他是用音樂捍衛他作為波蘭人的尊嚴。
最終這名德國軍官被席皮爾曼的演奏打動，他允許席皮爾曼繼續藏身在閣樓，並經常為他帶去食物，一直到蘇軍來臨。
（注：這名德國軍官在歷史上確有其人，他名叫威爾姆·歐森菲德，身為國防軍的他不像黨衛軍那麼喪心病狂，未泯的良心讓他選擇了救下鋼琴家。）
在我看來，導演之所以選擇肖邦的樂曲，不僅僅是因為鋼琴家和肖邦都是波蘭人，更重要的是，鋼琴家和肖邦都是波蘭淪陷後的受害者，他們都是通過音樂藝術來表達自己的愛國情緒。
音樂在影片中起到了非常巧妙的作用，戰爭像瘟疫一樣帶給人們絕望和恐慌，而音樂卻給了人們活下去的信心與勇氣，音樂在一定程度上安撫了人們心中的痛苦與創傷。
影片的現實意義：我想基於電影並結合歷史，談談我的一些反思
①要常懷感恩之心，去熱愛並珍惜你的朋友和家人。
《鋼琴家》選取的是一個催人淚下的題材，但是觀影者看完這部電影之後，更多的是沉思，而非淚目。
這是導演波蘭斯基的高明之處，他竭力地避免了煽情的畫面，在臺詞上很剋制，他不像斯皮爾伯格那樣注重展現納粹的暴行，而是注重展現人和人的憐憫之情。
寬容是《鋼琴家》的隱性主題，影片帶我們回到了七十多年前那場浩劫中，在泯滅人性的年代裡尋找人性的光輝。
我們看到了納粹的暴行，但更多的是席皮爾曼和家人在一起的溫馨畫面、朋友冒著生命危險幫助他的義氣以及那名納粹軍官心中尚存的良知。
②好好活著，就是最有意義的事。
《鋼琴家》中沒有英雄主義，主角席皮爾曼不像《辛德勒的名單》中的主角一樣，靠著自己的壯舉成為受人敬仰的英雄。
相反，席皮爾曼的眼神裡總是充滿著無助和恐懼，不但沒有能力挽救他人，甚至連自己的命都保不住。為了生存，他跪倒在納粹的腳邊；為了生存，他流竄在華沙的廢城裡，消瘦的沒有人型。
但席皮爾曼選擇生存下去，真的是一件苟且的事嗎？不然，影片中一位地下黨人說道：“活著，要比死更難。”
戰爭年代，死亡是最簡單的事，一顆子彈，就能永久地解脫。而活著，卻不得不在無數個日夜裡直面孤獨，懷念著已經逝去的人。
但是，我想說的是，活著遠比死更偉大。只有活著，才有希望；只有活著，才能洗清恥辱；也只有活著，才能永遠銘記這段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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