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到被群起而攻之的導演，繞不開羅曼·波蘭斯基 。
去年兩大電影集會，影人對其的憎惡與不滿溢於言表。
威尼斯電影節評委會主席盧奎西亞就表示，本屆影節若有波蘭斯基的影片放映，自己不會到場。
之後，其作品獲凱撒獎12項提名引發眾怒，整個董事會被迫辭職。
這還不算完，《燃燒女子的肖像》導演及主演中途直接離開凱撒獎頒獎禮，而室外的群眾更是遊行抗議。
誰是波蘭斯基？
那部反映二戰個體命運悲劇的電影《鋼琴家》，大家肯定不陌生，他就是導演。
而如今波蘭斯基臭名昭著於被指控誘姦少女的罪行，媒體對其控訴已從上世紀延續至今。
遭抵制的是他的新作——
《我控訴》
真·雙關諷刺加成。
《我控訴》的故事同樣改編於真實事件：德雷福斯冤案。
一個沒有叛國的人，被誤判為叛國罪。
因一封寄給德國駐巴黎武官施瓦茨的書信，法國上層便將罪名施加在時任法國炮兵長官的德雷福斯身上。
重點是德雷福斯的猶太人身份，使得法國此後12年陷入反猶主義的騷亂中。
好在新任法國反間諜處處長皮卡爾的上任，案件有了轉機。
他發現德雷福斯關押期間，情報流出仍未中斷，並在一系列調查中發現德雷福斯的冤情。
雖證據確鑿，結局也是正義得伸，但在當時的法國，上至政府軍界，下至報業大眾，還分裂成兩派加以爭論，甚至還有為此離婚的夫婦。
說得這麼歡，問題來了——
“我控訴”，到底在控訴什麼？
首當其衝的是民粹主義。
開場大遠景，落在民眾以及軍官的看客視角。
象徵國家權力的軍隊，與代表國家意志的人民，對德雷福斯評頭論足。
下對上絕對的依附，以及民眾對於國家判決不假思索的全盤接受，暗示的恰恰是民粹主義。
對於審判的暴力反應，很多電影會聚焦上層，但《我控訴》更多對準於民眾，而不是軍隊。
當左拉寫出文章提出德雷福斯是冤枉的觀點時，民眾打砸搶，燒燬左拉的著作。
當軍隊長官走上法庭前，左右的民眾高呼國家意志的勝利。
此處，沒有絕對的強權，而是由烏合之眾撐起的民粹主義浪潮。
其次，影片矛頭指向種族偏見，即反猶主義思想。
德雷福斯事件引起最大風波是民眾對猶太民族的歧視。
當對於某一意志的思維開始佔據主導，那麼某一權力就會積累，積累到一定程度，會對其他權力體系造成傷害。
這在民族方面，體現為某一種族對其他種族的詆譭。
歷史上，普法戰爭失敗後，法蘭西第三共和國雖然成立，但極不穩定。
於是，上層加緊意識形態的宣揚，將猶太人和德國人視為法蘭西的敵人，對共和國的顛覆有著重要作用。
儘管法國境內的猶太人受到法律保護，但民眾心中仇恨的種子已經開花結果。
這也是德雷福斯事件的思想根源。
這又引向對權力主體的控訴——官僚集權。
皮卡爾新官上任，看到的不是列隊歡迎的盛況，而是一個在那打瞌睡的看門人。
保密機構的門衛睡著了，誰又來守護法蘭西的大門？
所謂的機密也沒有什麼值得保密的，別人想進來如探囊取物，易如反掌。
當皮卡爾到達二樓報人員的工作室，這裡與樓下門衛的環境形成一種空間上的上下對立。
皮卡爾有一個反覆的動作——始終打不開辦公室裡的那扇窗。
所處的上層，密不透風。它的保密性僅對於外界，象徵上層信息的不透明，不公開。
室內陳設昏暗，不見陽光。既然都是上層在調查，那麼德雷福斯事件的真假與否也只有上層說了算。
調查出的不是真正的公正，而是絕對的“公正”。
正如導演在拍攝時所提到的初衷：
“通過這種方式，人們可以瞭解其與當今世界正在發生的事情的相關性——對少數群體的迫害、安全偏執、秘密軍事法庭、失控的情報機構、掩蓋真相的政府和狂熱媒體的景象。”
既然要表現的內容明確了，那麼——
電影如何呈現這一控訴的呢？
波蘭斯基以懸疑片見長，但《我控訴》帶給觀眾的絕不是解密的揪心，而是一種較為客觀的古典主義敘事風格。
這很容易聯想到《鋼琴家》，畢竟兩部影片的基調都較為壓抑。
但《鋼琴家》呈現的是波蘭斯基以往的個人化表達，它是用男主的視角去觀看大主體。
無論是《怪房客》裡對鄰居產生妄想的小哥，還是《羅斯瑪麗的嬰兒》中的女主視點，都如出一轍。
到了《我控訴》中，這種主體感被削弱了。
我們沒有看到太多德雷福斯在島上的流放生活，其重點在於對被控訴對象的聚焦，以及皮卡爾的前後奔波。
哪怕是呈現皮卡爾在控訴過程中的據理力爭，給人的感覺也是不夾帶私情的剋制。
客觀性的觀感，最先體現在景別的運用上。
人物出場時，多用中景、近景別構圖，攝影機則處於觀看的位置。
另外，冷靜壓抑的影調所勾勒出的景深質感，以及四方的框架構圖中的大遠景，人物總擠在一起。
宏大歷史下，凸顯的卻是人的渺小與無力，以及對強權的不可逆。
其次是空間的運用。
拿《我控訴》中的三個重要場景來分析：
辦公室，法庭，教堂。
辦公室永遠是昏暗的，窗戶是打不開的，至於真相，也是難以尋求的。
法庭的戲，勝在構圖。
低機位仰拍群眾擁擠地分散在法庭外兩側的鏡頭，以及畫面中心皮卡爾與元帥的焦點位置。
兩側的不穩定，以及中心的穩固，在皮卡爾那是兩側向中心的壓迫，到了元帥那則是中心向兩側的震懾。
莫名的民憤，以及上下集組成的極端民粹集權，不言而喻。
而教堂，起到的是對神性的降解。
一開始，教堂裡的信徒坐在靠前的位置，皮卡爾作為政府間諜部門的人員，坐在靠後的位置。
然後，信徒離開，神父也從門內出去。
這時，傳遞情報的人出現，皮卡爾上前拿取信件。
象徵神性道德的神父離開後，被控訴的上層才敢你方唱罷我登場。
片中還有一些場景化的意象互文，比如小樹林。
被僱傭的殺手暗殺了為德雷福斯作證的律師。
當皮卡爾追逐他到了樹林時，樹枝阻擋住了去路。
影片忽然向觀眾發問：這個時代，真的還有正義可言嗎？
最近看《海賊王》，裡面有兩位海軍大將分別代表兩種正義：
赤犬代表的“絕對正義”，與藤虎代表的“真正正義”。
前者，只要是海賊就全部殲滅，甚至站在了道德的陰暗面；
後者，只要自己做了違背良知的事，哪怕對方的身份是海賊，自己也會鞠躬賠禮。
當下國際局勢，民粹主義抬頭，我們口中的正義，更多是絕對的正義，而非真正的正義。
極端感性的“我覺得”，代替了沉穩理性的“我認為”，這就讓很多事淹沒在冤屈中。
《我控訴》的故事，結局呈現出的“真正正義”，卻有著羸弱的表現。
德雷福斯被釋放，遇見皮卡爾，本以為要聊感謝，沒想到對方還在糾結於審判中存在的不公現象。
昏暗室內，只有一絲陽光照射進來，不是代表民粹的絕對正義，但也絕非真正正義的完全彰顯。
社會灰色的地帶還是存在的，但就像皮卡爾說的那樣：“我盡了我的職責！”
不知道頭頂的藍天會明亮到什麼程度，但“我做過，我不後悔”，便是對正義最好的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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