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正值全国解放之际，北京城的大街上，人们热烈的为解放军进城进行夹道欢迎仪式，金默玉也很兴奋地参与其中，她跟着大伙儿当起了街道积极分子，和他们一起拿着玻璃瓶和竹夹子到各家打扫厕所。与此同时，她的那些王府兄长们，早已都谋划好了出境之路，她的大哥曾邀她一同前往香港，她想了一想，觉得还是呆在北京踏实些。
哥哥们纷纷要离开北京城，临行前，大哥拉着金默玉的手说：“我把我的孩子就暂时托付给你照顾了，以后我会回来接他们的。”金默玉答复哥哥说：“你放心走吧，只要有一口我吃的，就少不了你这四个孩子的吃的。”金默玉大概未曾想过，从那时起，锦衣玉食的格格生活再也不复存在了，接下来等待她的，是无比艰难的谋生之路和漫长的坎坷生活。
金默玉先是在北京东单租了一个四合院，之前肃亲王留下来的产业包括各地的房产，基本上在哥哥们的手上败光了，大哥离开后，家中除了大哥的四个孩子、二哥的两个孩子、大哥的老保姆和她的女儿，九口之家的生活重担一下子压在了金默玉身上，而此时，哥哥们留给她的就只有100块钱。
尽管受了新思想风潮的金默玉，但终归还是格格出身，之前过的可都是王室奢华生活，哪里曾为生计发过愁。哪怕在她19岁时，她不顾王府十七格格的身份，曾自己偷偷找过一份在日本公司当顾问的坐班工作，但也不是因为缺钱花才找的。当时刚从日本留学回来，却幻想自己能做一个大记者、歌唱家，可把王府里的丫头吓够呛：一个王府格格怎可在外抛头露面做职业妇女？
金默玉不这么想，她觉得女人也可以自食其力，所以她找了这么一份工作，但她的花销却大得很，通常下了班就请同事吃西餐，她还特别喜欢打扮自己，烫着卷发，描着细眉，穿着碎花旗袍，除了这些，她也玩些时髦的运动，比如骑马和打网球。总之，那时的她，活得潇洒得很，没有半分格格的样子。
那时的王府尚有一点家底，吃穿不愁，她还可以随意花钱，可是，原来的王府已经不存在了。为了这一家九口人的生计，金默玉不得不想法子来养活大家，起初，她不得不靠变卖一些家当来糊口，如：钢琴、留声机、沙发、地毯、皮大衣……由于她根本没有金钱的概念，一大堆皮大衣被她只卖了两百元，她还担心别人怕少，又从家里拿出一些堆在一起，后来还是街道有人提醒她：“你咋那么傻呀，那么多东西你只卖了两百元，你知道你的一件皮衣就顶六百元哪。”
靠卖家当毕竟只能是应急之计，不能坐吃山空，还得谋一条生存之路才行，金默玉听说了打毛衣可以卖钱，这位昔日的格格就亲自织起了毛衣，技术熟练后三天就可以织一件了，即使如此，靠织毛衣卖毛衣得来的钱，以当时暴涨的物价来计，连一家子的买菜钱都不够付。此后，金默玉又开始琢磨生存之道，她在居住的地方开了一家洗衣坊，她对洗衣的肥皂非常讲究，买了市面上最好的肥皂来洗衣，结果一个月下来，洗衣坊挣的钱还不够买肥皂用的。
幸好在1950年末的一天，大哥从香港寄来了一笔生活费，斟酌再三，这位倔强的格格决定将这钱用来做生意，她在居住的宅院里，拉上家里的佣人，雇了一位厨子，开起了餐馆，取名“益康食堂”。起初，她想开一家西餐厅，因为当时的北京城西餐馆极少，而且她对西餐这个路子也比较熟悉，可是金默玉很快就发现，来光顾的客人大多只是图个新鲜，很少再有回头客，因为大家都习惯了吃大锅菜，而西餐分量少，怎么都吃不饱。这下，让原本就没那么好生意的餐馆，客源更少了，金默玉不得不顶着压力，站在门口冲着过路的人喊：“进来尝尝吧，能吃饱。”
这个法子终究不是长久之计，眼见生意要黄，金默玉不得不另找其他路子，当时有人跟她提议，说北京城里川菜卖得最火，只要做得正宗，不愁赚不到钱。一番分析后，金默玉决定将益康食堂改变经营策略，将原来的西餐馆变成了一家川菜馆，她坚信的经营原则就是那位朋友说的“要做得正宗”，没想到，川菜馆的生意真的火起来了，这家巴掌大的店面一跃成为北京城里有名的馆子，很多四川籍的名流，成为了这里的常客。
生意好了，但开餐馆却也并非是那么容易的事，尤其对于她这位王府格格而言，从小她过的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日子，从来未曾为钱发过愁，如今却要为分分角角计算着，开餐馆已是不易，还要拉扯哥哥的四个孩子照顾左右更为艰辛。有时候，店里的员工看她是个娇小姐，还处处找她麻烦给她难堪，倔强的金默玉根本不吃这一套，店里伙计要是旷工，她就自己亲自端盘子，厨子闹情绪，她干脆就自己学了做菜亲自下厨房，慢慢地，大家开始对这位格格佩服起来。
顾得了生意这头，家里的孩子又难能兼顾了，原本开餐馆就是想给侄子侄女们更好的生活，金默玉又开始犯愁了。而此时的她，已近36岁了，还未曾婚嫁，按照王府的惯例，原本她应该是要许配给哪家王爷或是与满族皇家结亲的，以前，家里也有人上门为她提亲，都被她拒绝了。1954年，因缘际会，金默玉认识了花鸟画家马万里，当时的马万里虽然在画画界极负盛名，却遭遇了人生低谷，甚至有自杀倾向。
金默玉像一个温暖的太阳，她的出现让马万里重拾了生活的信心，俩人由相识到彼此欣赏，后互生爱慕，很快喜结良缘。婚礼准备得很潦草，请帖是丈夫手写的，穿的旗袍是借来的，金默玉却觉得自己很幸福。
只是很可惜，他们的婚姻维持了不到4年，1958年2月的一天，金默玉突然被从家中被带走，给她定的罪名就是她的出身：肃亲王的女儿，特务川岛芳子的妹妹。一个是她的父亲，在她4岁时就不在人世了；另一个是大她12岁的胞姐，从小过继给了日本人川岛浪速，俩人未曾有过密集来往，金默玉对这个姐姐的所做之事知之甚少，对她的思想行为不敢苟同。但是，文革时期，血脉至亲，不容争辩，这个出身，让她在监狱一呆就是长达15年时间。
为了不拖累丈夫马万里，金默玉主动提出离婚之请，丈夫坚决不肯同意，她就托他妹妹来说服马万里，在签下离婚协议之后，她松了一口气，终于不用再担心这老头子没人照顾了。据说，离婚后的马万里心里也一直没有放下过金默玉，家里的房间布置得一如他们结婚时的原样，丝毫未改，这份情深义重，却是如此结局，真是造化弄人。
1973年，金默玉在度过了15年的监狱时光后，重获自由，之后她被安排在了天津一家农场里，成为了一名农场工人，再后来，她结识了第二任丈夫当时的农场土专家施有为，两人婚后住进了农场里的一个小房子里，在这里养鸡养鸭度过了一段清贫但是十分温馨的时光。
1976年，长期的农场重体力活，金默玉病倒了，农场给她办了病退，领着微薄的薪水；1979年，她给国家领导人邓小平写了一份求人的信，求一份工作，没想到，等来了却是更让人开心的消息——来自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平反通知书。
平反后，金默玉来到了阔别40年的北京，尽管此地已经物是人非，却还是格外亲切。1982年，受以前日本同窗的邀请，金默玉和多年未见面的同学们再聚日本，大家都对她一生坎坷经历却还能保持如此豁达开朗的性格而敬佩，同学们很热心地邀请她留在日本，一来这里有更好的生活条件，二来对她身体康复也是极有好处的。金默玉听了之后，很是感动，不过她还是谢绝了大家的好意。虽然自己曾经蒙受委屈，但是都已经过去了，况且现在国家一切都在好转，她希望还能尽自己一点力量做些什么。
1992年，金默玉和丈夫拿出了家里所有的积蓄，开办了“爱心儿童日语班”；1996年， 他们在河北廊坊市的爱心日语培训学校正式挂牌，在金默玉和她丈夫的努力下，该培训学校成为当时国内设施最齐全的民办日语专修学校。之后，她又在原学校的基础上建起了廊坊东方大学城，晚年，她终于在廊坊有了一套完全靠自己挣来的钱买下的房子。
晚年的金默玉，开朗得如孩童般，像是一生没有经历那些大起大落一样。晚年生活，她过得很摩登，打扮也很入潮流，生活方式更是很”文艺青年“，有人说，她是一个最不像格格的真格格。她的一生虽然经历磨难，但是她都积极面对，坚守着自己的坚守，活出了骨子里真正高尚的品格，一如曾经她的家庭教师教导她的：“高尚不是别人笑的时候你不笑，它是一种品德。高尚的人，一年中必须找一天闭门思过，想想有没有做什么对不起人的事情。你认为正确的，就坚持到底，不要管别人怎么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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