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大學費正清研究中心主任宋怡明（Michael Szonyi）無疑是當今十分耀眼的學術明星之一，《被統治的藝術》英文版於2017年出爐，中文版則剛剛推出。給這本書寫序的是科大衛、當年明月。科大衛是宋怡明的老師，也是“華南研究”的前輩，請他作序十分自然；請當年明月寫序，則有點明星化運作的味道。
《被統治的藝術》
宋怡明在福建地區深耕多年，曾出版《前線島嶼——冷戰下的金門》一書，以大量田野材料配合檔案，對軍事化體制下金門居民的日常生活作出“深描”。《被統治的藝術》（The Art of Being Governed）是他對華南區域研究的新嘗試。從書名來看，顯然是對詹姆斯·斯科特《逃避統治的藝術》（The Art of Not Being Governed）的回應。斯科特乃是“無政府主義人類學”獨一無二的大師，筆者冒昧給宋怡明這本新書杜撰一個新詞，叫做“有政府主義”社會史。
《逃避統治的藝術》
四大策略
斯科特強調百姓的反叛、消極抵制、“逃離國家”這個面向，而宋怡明想要突出的則是百姓如何適應國家制度並利用制度的“空隙”改善處境。本書以明代東南的軍戶為中心，講述百姓順應朝廷統治並爭取從中獲利、軍事制度如何型塑普通百姓生活的故事。宋怡明利用多種稀見族譜，深耕田野，闡發百姓應對國家的策略：何時被統治，如何被“最恰當地”統治，如何讓被統治的好處最大化、同時讓其弊端最小化。中國人對這一套做法，發明了不少成語、俗語來加以形容，例如“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打擦邊球”“陽奉陰違”“渾水摸魚”“移花接木”“反客為主”等，宋怡明深入案例，用學術語言加以釐清，比那些成語、俗語所描述的要更加清晰。總括言之，有四大策略：
“優化處境”策略（strategies of optimization）。宋怡明依據族譜，以泉州近郊軍戶顏氏的悲慘遭遇為引子來展開他的論述。顏家與朱家共同承役，顏家為“正帖軍戶”，負主要責任。顏觀田先後有4個兒子承役，1個逃亡，3個在衛所或途中去世，另有1個族人利用官府的自首政策，得以安排在泉州當兵。隨後顏家再無役齡男丁，責任落到朱家身上，但服役者不斷逃亡，兩家在一個半世紀裡飽受不確定性之苦。為杜絕悲劇繼續發生，他們共同擬定合同，同意支付役兵朱尚忠的軍裝盤纏，要求朱答應終身服役，不再逃亡。顏家同時採用了“集中”“輪替”“補償”三種基本策略。其他軍戶大多是運用其中一種或兩種。“集中”策略產生代役問題，而“輪替”則導致短期化，甚至出現每人輪值服役一年的情況，實則與制度設計的初衷相違背。
宋怡明把利用體制規則與現實處境之間的差距，作出安排以規避風險、減輕負擔等等做法，比擬於經濟學上的“制度套利”（regulatory arbitrage）。制度套利能夠實現的前提是規管者的默許。出於利益考慮，原籍軍戶與遠方的衛所軍戶之間維持著一定的聯繫。原籍軍戶向衛所軍戶提供津貼，利用這些關係保護自己，對抗仇家，並獲得豁免賦稅的好處。軍戶承擔了一些風險，但也有明顯的好處，即可以豁免徭役，在徭役折銀、攤丁入畝制度變化過程中變成豁免附加稅，成為一項重大利好。宋怡明把這種宗族成員之間的“遠程”聯繫，與後來華僑與家鄉的聯繫相比擬，認為明代軍事制度“日後同樣塑造著海外華人社會”，論證尚不夠充分。
“近水樓臺”策略（strategies of proximity）。沿海衛所軍戶利用其身份、特權，“參與走私，與外國人做生意，並時而行事如同海盜。”沿海衛所正軍、軍戶在走私與海盜活動中享有競爭優勢，他們掌握航海技術，能避開佈防、巡邏，有很多親戚就在負責緝私，比普通民戶走私要“安全”得多。我認為，到了這個地步，這些衛所軍戶已經不是在體制下合法謀求利益，而是從事非法勾當。
“制度套利”策略（strategies of regulatory arbitrage）。朱元璋設計軍事制度，是“希望他的軍隊成為一個自給自足的封閉系統，既不需要投入新的人力，又不需要提供額外的供給。有能力餵飽自己的軍隊，必然是一支亦兵亦農的軍隊”。為此，朱元璋恢復了軍屯。
屯軍利用了官營經濟與市場經濟的對立，在需要現金時出售屯田，在土地增值後又利用特殊身份收回土地。廣州衛屯軍陳進，將一塊屯田的長期使用權賣給民戶居兆覺，之後，他與同宗陳元嶽串通，聲稱陳元嶽剛剛被徵入伍，分得那塊屯田，要奪取居兆覺的土地。幸虧推官洞悉其奸，判決陳進償還銀兩並加以杖責。擁有一定特權的屯軍，試圖利用“雙軌制”掠奪民戶財產。作為平衡手段，宋怡明接著提出民戶蘇祥五謀奪軍戶蔡孺仲屯田的案例，以蔡孺仲拿出田帖而敗訴。我認為，這兩者不能等量齊觀，敢於謀奪軍戶屯田的民戶畢竟只是個例，而擁有特權的軍戶掠奪民產的案例應該更多。由於屯田軍戶無須承擔徭役，增加屯田面積不用繳納相應的附加稅，軍戶佔多土地的獲利比民戶更大。
“訴諸先例”策略（strategies of precedent）。蕭山田家為鼓勵正軍履行義務，撥出一部分族產收入用作正軍的薪俸。到康熙十六年，田家正軍回到原籍，要求獲得來自族產的收入，族人接受了這個請求。前明軍戶的權利，入清以後仍然得到承認。粵北大城所明代軍戶後代，到康熙年間仍向縣令申請免除徭役（實際為附加稅），而縣令居然也給予批准。明代豁免軍戶徭役，是因為族人中有人當兵，但入清後已經沒有當兵義務，也即免役的前提已經消失。官僚系統總是存在很大慣性，只要朝廷沒有明令改革，這項已經缺乏前提的權利仍可認定有效。
明清東南沿海的軍戶及其後代，採取優化處境、近水樓臺、制度套利、訴諸先例四套策略來處理服軍役義務併力圖從中取利，這是宋怡明對“日常政治”（everyday politics）的總結，也即所謂“被統治的藝術”。宋怡明希望藉助人類學、政治學乃至經濟學的思維，通過提煉概念實現與“社會科學”對話，而不僅僅是在歷史學圈子裡“孤芳自賞”。
“日常政治”
宋怡明揭示，一些中國現象看似植根於永恆的文化元素中，實則是特定時期的歷史產物。在閩粵地區十分普遍的宗族並非古已有之，很大程度上是由明代的制度所催生。“軍戶比民戶更有可能發展為有組織的社團型宗族，軍戶的身份使父系氏族更有可能組織起來，以履行他們的共同義務，而宗族恰恰構成了適合的組織平臺。”（本書第289頁）
本書關於“中華帝國晚期的日常政治”這一提法，若能得到學界普遍認可，或將開闢新的研究空間。以往的政治史都是書寫重大事件、重要政治人物，可以說是“非常政治”，而“日常政治”比較乏人關注。宋怡明要闡明的，是“百姓”如何與國家良性互動，在與國家的官員和非正式委託人打交道的過程中，如何應付、交涉乃至操縱，使自身利益最大化。他所總結的諸種策略，不一定具有排他性，學者可循著這個方向，繼續加以修正、補充和提升。
作者自己承認，他所運用的族譜史料大多來自世官軍戶，內中有不少人擔任軍官，按照國人的標準來說並非都是尋常百姓（ordinary people）。正因為這些世官軍戶後代處境較佳，才容易留下詳盡的族譜。在明初苛政之下，不僅民戶甚至連衛所正兵都經常逃亡，這些真正的底層恐怕留下的文字記載極少，也即作者運用的史料可能存在“倖存者偏差”，這是我們讀宋怡明的書需要警惕的。
在論述應對體制的種種策略外，宋怡明還討論了屯軍的“再域化”問題，即如何與周邊百姓打交道並融入一個新社區。這個可以說是人類學者的“當行本事”，依賴長期的田野調查。安溪縣湖頭的侯山廟，原本供奉的是本地神明。屯軍到來以後，真武大帝佔據中心地位，本地的“英武尊王”則退居次要地位。真武大帝一方面是朱元璋、朱棣的保護神，具有最高的正統地位，另一方面又代表著外來的軍戶。神明地位的升降，象徵著人群地位的升降。這個案例對研究明代珠江三角洲北帝廟（真武廟）的大量湧現提供了啟發。清代廣東僅番禺一縣，有記錄的北帝廟達到200座之多。可以這麼認為：這些廟宇最初是供奉各種本地神明的，但為適應朝廷取締“淫祀”的政策，地方人士與官員達成妥協，把原有廟宇改為北帝廟，但仍給本土神明保留一定祭祀空間。廣州仁威廟中路正座供奉真武帝，其他殿堂則崇祀本地神祗華光大帝、金花娘娘，這種折衷辦法顯示了地方人士利用正統信仰“掩護”地方神明的智慧。同一廟宇同時供奉多種神明，並非思維混亂，而是一種適應策略，也即地方人士靈活運用國家的正統語言來維護本土信仰。
趨利避害乃人之常情。國家推行其制度、政策，百姓可以“順應”、消極抵制、逃離甚至“反叛”等等方式來加以回應，也存在著重新選擇的大量案例，比如所謂“盜寇”接受招撫入籍為民。劉志偉《在國家與社會之間》指出，明代廣東“盜寇”的基本成分，是脫離王朝戶籍約束的“無籍之徒”。他們之所以脫離戶籍，乃是難以忍受明初繁苛的賦役徵派，不得不走上逋逃之路。
明初大量編戶齊民的逃亡，使得徵派賦役更加困難，大量人口流為“盜寇”，使社會處在高度動盪之中。這種危機，促使明廷逐漸採取措施改革賦役制度，從均徭法、均平法到賦役折銀而發展到“一條鞭法”，到清初以“攤丁入地”總其成。正是百姓不斷“逃避統治”，迫使朝廷不得不調整政策，推動了賦役制度的“合理化”。以筆者淺見，這是一個“倒逼改革”的進程。從這個角度看，明清國家在均平稅負方面應該說取得了顯著成就，但似乎充滿“被推著走”的味道。
一點啟示
宋怡明此書列述百姓選擇“順應”的種種策略，試圖扭轉斯科特“逃避統治”理論所造成的“偏向”，讓人們更加重視“日常政治”。
斯科特依據在東南亞的長期田野調查，系統論述了“贊米亞”居民逃避國家的設計。他認為，這些人群的生存法則、社會組織、地理上的分散，是被精心設計以阻止他們被統合進附近的國家，或避免在內部產生高度集中的權力。他們在擺脫被統治的同時，仍然與低地地區保持互補互利的貿易。
斯科特提到生活在印尼廖內群島海上的奧朗勞特人（orang laut），他們住在船上，“隱身於群島的複雜水域中以逃避獵奴者和國家”，但沒有展開論述。若將斯科特“逃離國家”理論與宋怡明對“日常政治”的論述結合起來，或者可對明清閩粵疍戶的研究提供新的推動。
在閩粵地區，明清以至民國都存在著大量疍戶，他們以船為家，以船謀生，流動性極強，大多不屬於王朝的“編戶齊民”，即使到了1926年，廣州河面仍有疍民10萬人，約當市區總人口的十分之一，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鴉片戰爭後，廣州、黃埔、澳門的疍家人有不少移居香港，可以理解成是另一種“制度套利”。人類學家張振江的研究表明：“在香港開埠的最初將近十年的時間裡，新形成的華人社會以至整個香港殖民地中，最為風光的華人群體和個人都是來自珠江三角洲各地（尤其是來自廣州和澳門兩地）的疍民。……早期香港疍民中的絕大多數，是英佔香港之後才從廣州、澳門遷入的。……有證據顯示，1842、1843年等開埠最初的幾年，疍民甚至佔了香港華人人口數目的三分之二。”（張振江：《早期香港的四個華人族群》）。據華德英（Barbara Ward）對香港疍民的研究，他們在被迫與港府打交道時，每次都推選不同的人作為代表，避免出現固定首領，這正是“贊米亞”高地居民採取的策略。另一方面，廣州等地的疍戶，實際又離不開政府治下的市場，他們高度依賴與陸上居民進行交易來維持生存，必然會發展一整套與官府打交道的“日常政治”策略。在此之前，疍戶被認為只是受到主流社會排斥而居於水上；如今看來，或許他們的祖先是做了自主選擇，受到歧視排斥正是由於他們“自居化外”。他們具有高度流動性，其中部分人在香港開埠初期即迅速移居，利用中英制度的差異“套利”。
華南研究植根於傅衣凌、梁方仲奠定的社會經濟史傳統，受到人類學家在閩粵臺港田野研究中提煉的理論模型的推動，到以科大衛等學者為代表的“歷史人類學”脫穎而出基本成型，本書“出版後記”由此將宋怡明稱之為“華南學派”的第三代學者。這些學者主要從中國史料、中國經驗出發，在人類學思維的啟發下，嘗試提煉不同以往的解釋模式，希望在更廣闊、更細緻的視野下重寫中國史，對“西方中心論”提出實質性挑戰。他們反覆強調區域史並非地方史，科大衛很早就提出“走出華南”的口號。
“歷史人類學”研究仍處在不斷的發展過程之中，身處其外的學者很難掌握全貌。作為外行，筆者只是對“華南研究”略加關注而缺乏系統瞭解，這篇小文算是一份學習筆記，或有認知上的偏差，望識者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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