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魯是東漢末年割據漢中的一位二線軍閥。他“以鬼道教民”，統治漢中近三十年，所倚仗的核心手段，是一種叫做“五斗米道”的巫術。這種巫術，與同時代的黃巾軍領袖張角宣揚的“太平道”同出一脈，其基本套路是：
“教病人叩頭思過，因以符水飲之，得病或日淺而愈者，則雲此人信道，其或不愈，則為不信道。”（《三國志》裴注所引《典略》）
大意是：病人來了，先讓他叩頭反思做過什麼壞事，再給他喝一碗符水。過些時日，如果病好了，就宣傳說是信道的功效；病沒好，就責備此人的心還不夠虔誠。在這個基本套路上，張魯的“五斗米道”又增了許多細節，比如讓病人拿出五斗米來；設置一間“靜室”，讓病人待在裡面自我反思，與外界隔絕；然後將病人的姓名與過錯寫成三份文書，一份扔到山上，一份埋到土中，一份沉到水裡。
圖：中華書局版《三國志》
以上種種，乃是巫、醫不分時代的一種典型騙術。這種騙術能夠奏效，主要依賴兩個要件：（1）受眾獲取的信息嚴重不完整；（2）建構一種錯誤邏輯。具體來說就是：
張魯與張角們不會告訴他們的信眾，究竟有多少人喝了他們的符水，活下來與死去的比例是多少；又有多少人沒有喝他們的符水，活下來與死去的比例又是多少——如果樣本足夠大，這兩個比例應該是大致相同的（考慮到安慰劑效應，只能說“大致相同”）；也不會告訴他們的信眾，有些病可以自愈，有些病則不能。信眾們獲取到的信息，實際上是一個“倖存者偏差”陷阱，他們看到了許多病癒者（這也是他們願意看到的），卻忽略了數量同樣龐大的病故者。於是，喝符水與病癒，一種單純的時間上的先後關係，就可以被張魯與張角們渲染為因果關係，再打上一個補丁——病好了是五斗米道/太平道的神力、病沒好是自我反省不夠，就形成了一個荒唐的、卻又“嚴絲合縫”的邏輯閉環。
此類騙術看似粗糙，但身在局中之人，若無獲取信息的渠道、甄別信息的能力與解讀信息的工具，要看穿騙局並不容易。比如，
即便是胡適這樣的人物，也曾在1921年不慎陷入到了與“五斗米道信眾”相似的思維陷阱當中。該年3月30日，胡適在《題陸仲安秋室研經圖》一文中如此寫道：“我自去年秋間得病，我的朋友學西醫的，或說是心臟病，或說是腎臟炎。他們用的藥，雖也有點功效，總不能完全治好。後來幸得馬幼漁先生介紹我給陸仲安先生診看。陸先生有時也曾用過黃芪十兩，黨參六兩，許多人看了，搖頭吐舌，但我的病現在竟好了。”
陸仲安是一位從事傳統醫學的名醫，《秋室研經圖》是一幅描繪陸閱讀經書情形的畫作。胡適願意給畫作題文，是因為他覺得，陸用“黃芪十兩，黨參六兩”治好了自己的病，而這種病那些“學西醫”的朋友們“總不能完全治好”，所以自己對陸心存“佩服與感謝”。
30歲的胡適，此時已是名滿天下的知識界風雲人物，他的這篇文章，很自然地成了陸仲安的金字招牌。很快，“胡適患腎臟炎被陸仲安治好”、“胡適患心臟病被陸仲安治好”之類的說法，就在傳統醫學圈子中流傳開來了。
有幸的是，關於“去年秋間得病”，胡適留下了頗為詳細的日記資料。據1920年8、9月間的日記，
胡適所患之病是腳腫痛，有時候會疼到無法行走，比如“腳上風氣很厲害，站了三點多鐘，竟不能走路了”。協和的醫生、胡的朋友謝恩增懷疑是“積勞致心臟有病”（也就是《題陸仲安秋室研經圖》中“或說是心臟病”的由來），建議他不要出門，在家中靜臥修養。 圖：胡適
安徽醫科大學教授、資深流行病學專家祖述憲，依據胡適1920-1928年日記中對腳腫痛症狀的諸多描述，診斷胡適所患乃是一種“由化膿性鏈球菌引起的皮膚淋巴管炎症”，這種病常由腳癬感染引起，在磺胺類藥物與抗生素髮明之前，只能依靠休息自愈。按胡適的自述，他早在1906年就患上了這種病，此後時好時壞——也正因為這個病已伴隨多年，知道於性命無礙，儘管有時腫痛得厲害，他還是在日記裡將之稱為“小病”。
據胡適日記，他的腳腫痛在1920年秋頻繁發作，期間經謝恩增、陸仲安等人治療，1921年10月份又發作；1922年11月份再次發作；1923年4、5月份一度嚴重到“有兩日竟不能走路”的程度；1924年9月份、1928年3月份，也均有發作。也就是說，胡適在1921年3月份聲稱陸仲安治好了自己的腳腫痛，只是一種幻覺——因缺乏足夠的醫學知識，胡適不知道自己的腳腫痛消失是休息自愈的結果，遂與那些“五斗米道信徒”一樣，將“找陸仲安看病—腳腫痛消失”這個先後關係，錯解成了因果關係。
當然，隨著腳腫痛的不斷復發，以及對自身病情認知的加深——1928年，醫生黃鐘開始使用奧姆納丁（Omnadin）為胡適治療感染，在沒有磺胺藥物與青黴素的前提下，這種治療已可算是對症下藥——胡適很快也意識到了問題所在，此後再不說“陸仲安治好了我的病”，只承認“陸仲安是我的朋友，偶曾吃過他的藥”，且多次在給友人的書信中，對坊間廣為流傳的“陸仲安治好了胡適的心臟病/腎臟炎/糖尿病”等說法，做了明確闢謠。
胡適講究科學實證精神，“大膽假設小心求證”是他的名言。這樣的人物在成為患者時，也不免被虛幻的因果關係所矇蔽，餘者可想而知。這也正是現代醫學檢驗藥物效果時，不能輕信患者“我吃了他開的藥後病就好了”這種證詞，而必須做大樣本隨機雙盲實驗的緣故。
值得一提的是，在胡適掉入陷阱之前三十年，1892年，加拿大醫生、約翰·霍普金斯醫院的創始教授之一威廉·奧斯勒（Sir William Osler 1849-1919），出版了著名的現代醫學教科書《醫學原理與實踐》（The Principles and Practice of Medicine）。
圖：威廉·奧斯勒
在書中，奧斯勒罕見地承認，流行於世的大多數傳統/非傳統藥方，雖然均聲稱有效，實際上是可疑的。比如：
1.有許多據說是治療猩紅熱的特效藥劑，但全都沒用。
2.肺炎是一種自限性疾病，不管用什麼藥，它都是按自己的規律走。我們目前所記載的任何治療方法都不能縮短它的病程，更不可能治癒它。
4.腦膜炎病人劇烈頭疼，給他做孢療徒然增加痛苦。
5.對於帕金森病，沒有滿意療法可以推薦。砷劑、鴉片、顛茄可以試試，但應該如實告訴病人家屬，此病無藥可治，除了儘量解除不適，沒什麼可做的。
……
不迷信傳統，不害怕同行們的側目與指責，敢於承認許多藥方無效；不依賴“我吃了他開的藥後病就好了”這種不可靠的病患證詞，來追求成為“神醫”，敢於依賴科學實證，承認許多疾病還沒有治療辦法。威廉.奧斯勒能夠獲得“現代醫學之父”（the Father of Modern Medicine）的美譽，絕對不是一種偶然。
①陳壽：《三國志.魏書.張魯傳》。
②祖述憲，《胡適對中醫究竟持什麼態度》；《的新證據》。收錄於《思想的果實：醫療文化反思錄》，青島出版社，2009年。
③朱石生，《春風化雨：奧斯勒與現代臨床醫學》，讀庫策劃，新星出版社2020年出版，第110-11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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