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对于读书人来说是个“枷锁”，这个枷锁是禁锢与释放的双重象征，读书人金榜题名了，枷锁被震碎，然后就是鲜花荣誉和掌声；但是，大部分人是受困于这把锁的，它像毒蛇一样紧紧缠住读书人，耗尽了他们的心力后，再狠狠将其吞噬。
儒家理想的“三不朽”是立德立功立言，其实还要加上一个，是立自己的名。通过科举当官，“扬名声，显父母”，是古代读书人的统一理想，值不值呢？
请你跟随我的文字，看看古代读书人在科举体质中的爱恨情仇。
科举考试中的人生状态
以大的历史维度看，科举考试是中国古代官僚政治的核心制度，是像税收一样的体制杠杆，怎么评价它的重要性都不过分。尤其到清代，随着君主集权达到顶峰，科举的系统化水平也达到了顶峰。
从历史和政治角度，该怎么评价科举的作用，不是我这篇文章要讲的。我要带你看的，是自下而上地观察科举考试中的人生状态。
古代有很多文人才学“冠绝当时”，比如孟浩然、杜甫、李白等，可即便如此，他们也没有考中，或者是取得科举上的成就。所以许多读书人要把这归结为命运，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他们对自己遭遇的解释。从概率上说，中举、中进士，本来也是件比较渺茫的事。
梁启超就统计过：他那个时候，一个县里读书的童生多则上千，少则几百，能考上秀才的只有几十人。
秀才也不是都能考举人，要参加定期的岁试取得资格。当时有句俗话叫“讨饭怕狗咬，秀才怕岁考”，什么时候考上举人，什么时候才不用再参加岁考。蒲松龄的时代，大清国内地十八省，大省有上万秀才，乡试通过率是百分之一二，也就是每三年，全省有一百多个举人名额。
为什么举人的地位不一样的呢？因为中举就有了做官的机会。清朝初年，还实行比较普遍的“拣选”制，就是按照包括外貌形象在内的标准，从举人里直接选拔知县等官员。举人们是当地的士绅阶层，政治和经济地位都很高，在老百姓面前是真正的老爷。
中举后，再考中进士的比例又是低到三十分之一，进士或同进士出身，是最受读书人承认的当官途径。
那我们来算一算，从童生起步的读书人，成为进士的概率是多少？最高只有几万分之一。只追求中举，也只有几千分之一的机会。
而且科举和高考不同，不但概率低，又难以禁绝权贵内定、徇私舞弊等情况，连当时的国家级学霸，都要几十年如一日地发挥失常。普通学子的机会究竟有多大呢？
一个国家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都在追求这样低概率的人生目标，把全部精力花费在学习一种单调的应考技巧上，对时代而言，这是极大的智力浪费。对个体而言，也是成本巨大、并不明智的人生选择，类似于用生命在买彩票。
没有选择的体制化生活
那么，为什么上千年里，全国有知识的人都在热衷于干这么件低概率的事呢？
因为科举对国家是一种政治制度，对读书人来说，则是一种几乎没有选择的体制化生活。
电影《肖申克的救赎》里，在监狱里服刑五十多年的老犯人终于获得假释后，却一出狱就自杀了。原因是“他被体制化了。人入狱之后，起先恨监狱，后来就会习惯它，不能没有它，这就叫体制化。”
科举创制于隋朝，兴起于唐代，唐太宗李世民自己溜达到考试机构去视察时，得意地说“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就是天下的英雄都进了我设置的笼子了。
科举制越清晰明晰，对思想的规范就越严格，体制化的水平也就越高。唐代科举的考试内容和选拔机制还相对灵活，到了清初，核心的八股文考试，由形式到内容都是高度严密的。
从大的历史视角看，八股取士当然有它的原因和意义。而从个人体验而言，这个笼子已经狭窄得连转身都难了。上面说的，是制度设计的体制化。
而且还有观念上的、知识上的体制化。
那些文章冠绝的读书人，冠绝的是什么文章？不是《古文观止》里的古文，而是八股文。榜上有名甚至是高中状元的人，是一定要熟稔八股文，背下来起承转合的套路，碰对了题目，抄出来就是了。
除了纪晓岚这样的大学者，普通举人连进士甚至有的翰林在内，所谓读了一辈子书，其实只是把科举相关几种经典、几十篇文章背得滚瓜烂熟，顶多再学几句诗词。你可能很难想象，有的翰林连司马迁是谁都不知道。这种知识结构，只是将一种意识形态不断固化。
这种体制化，也是一种生活方式。老囚犯在监狱里住了五十年，读书人则在科举制里呆了上千年。“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是中国古代最理想、最受推崇的家族观念。读书中举是传统家庭的头等理想。
清末，一个叫明恩的传教士记录了他在山东传教的见闻：他说，读书人考不考科举，不是自己能完全选择的。有个年轻人本来不想走仕途，但他父亲强迫他必须考秀才。他很聪明，十九岁就考中了。然后父亲又逼他考举人，于是这个年轻人绝望地上吊自杀了。这样的事情，信奉科举的中国文人当然不愿意记载。
明恩溥发现，科举考试不仅机会渺茫，而且也很危险：考试时间在雨季，很多考生一连几天泡在雨里。曾经出过考场倒塌，压死考生的事件。光绪十四年山东的乡试考场里暴发了霍乱瘟疫，上百名考生也包括官员病死，即使这样，他们都不愿意退出考试。
那么，回到前面关于实现人生价值的话题，读书人这样的悲剧人生，有什么挽回机会呢？
清代著名小说家蒲松龄考举人一直考到五十多岁，连贤惠的妻子刘氏都看不下去了，劝他放弃算了。但他还是截长补短地去尝试，他生活在这个体制里，付出的沉没成本实在太大了。
然而，我们知道，在赌桌上：“我输得太多”根本不是“我下一把能赢”的论证前提。所以，七十来岁时，蒲松龄写过一首诗说“落拓名场五十秋……归对妻孥梦亦羞”，意思是自己被困在科举里五十年一事无成，真是连梦里都没脸见人。
可是，真的如此么？连清史专家也背不下来清代每一科的状元榜眼，很多人记不全清朝历代帝王的年号，但是今天又有谁不知道蒲松龄呢？
从蒲松龄的心态来讲，写《聊斋》只是不得已而为之。但在他自我感觉好像对人生认输的时候，却赢得了历史上的伟大地位。他通过做天赋中最擅长的事情，实现了不可替代的人生价值，没有完全让一种外在的体制来定义自己的意义。而且，他那种名垂千古的执念，也确实实现了。
墨萱小结
这一次，我们观察了科举制，也观察了科举下读书人的生活。
古代读书人死了都要考的执着，放到这种低胜率、高精度、全覆盖的体制中，让我们看到了古代读书人的无助命运。
我们不妨来思考一下：你觉得它在中国社会存续超过1000年的内在逻辑和价值又是什么？欢迎在留言区分享你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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