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作为中国最著名的大学，清华大学的地位是无可比拟的。多少年来，它被无数学子视为心目中的求学圣地。又有多少人，以能与它发生联系而倍感荣耀。
庚子赔款与清华
清华大学的历史要从1900年6月八国联军发动侵略中国的战争说起。面对强大的帝国主义，腐败的清政府不堪一击，很快就屈膝投降了。1901年，英、法、美、俄、德、日、意、奥八国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1900是旧历的庚子年，因此条约中的赔款便被称为“庚子赔款”。由于此次赔款本息合计高达9.8亿两白银，使得本就负担沉重的中国人民陷入了更深的灾难之中。1909年，为了缓和中国人民的反美情绪，维持其对中国的半殖民地统治，美帝国主义宣布减免“庚子赔款”的大部分款项，计划将其中一部分作为中国留美学生的费用，以此吸引中国学生留美；另一部分用来在中国办学校、医院及其他所谓的慈善事业。清华大学的创办就是这一计划的直接结果。当然，美国人的初衷是通过这种方式博得新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好感。
1909年，美国人把相当于现在2亿美元的赔款退还给中国，条件是要求清政府外交部设立“留美培训学校”，并成立“游美学务处”，负责直接选派学生赴美。在最初的两批留美学生中，包括有著名的梅贻琦、赵元任、竺可桢、王世杰、胡适等人。1911年，一所用美国“退还”的部分“庚子赔款”建立的留美预备学校——清华学堂诞生了，它就是清华大学的前身。学校当时的校址在清华园，故名。1911年4月29日，清华学堂正式开学，当时掌管学部和外务部的军机大臣那桐为清华学堂题写了校名。
清华学堂初创时就提出“以进德修业、自强不息为教育之方针”。1912年，清华学堂更名为清华学校。1914年，著名学者梁启超到校作题为《君子》的演讲，以“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勉励学生。这句话后来被铸入校徽，高悬于大礼堂的上方，成为全校师生共同遵守的校训。
1913年周诒春担任校长后，开始积极筹备将清华学校改办为大学。至1918年间，周诒春主持筹建了一批适应未来大学需要的高标准建筑，即清华著名的“四大建筑”——大礼堂、图书馆、科学馆、体育馆。1925年，曹云祥任校长时，清华增设了大学部和国学研究院，开始招收四年制大学生。学校特别注意延聘名师，先后聘请了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等著名学者担任清华国学院的“四大导师”。他们和考古学家李济、文学家吴宓等荟萃于清华，分别培养研究中国文学、史学、哲学等的人才。虽然由于种种原因，清华国学院于1928年终结，但却为我国培养了一代国学专家，其中如姚明达、罗根泽、陈守寔、刘盼遂、刘节、陆侃如、谢国桢、王力、高亨、王静如、徐中舒、姜亮夫、戴家祥、蒋天枢、朱芳圃等，都可谓成就卓著。1928年，清华学校更名为“国立清华大学”，设文、法、理、工4个学院，16个系。1929年秋，又开办了研究院。
梅贻琦时代的清华
作为清华历史上惟一一位终身校长，梅贻琦对清华大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1909年夏，清政府“游美学务处”招考第一批庚款留学生，梅贻琦以优异成绩被录取，成为清华的第一批学生。1915年，梅贻琦到清华任教。1925年，清华学校增设大学部，梅贻琦担任物理系的“首席教授”。由于清华学堂（学校）属学部与外交部共管，政出多门，加之军阀混战，政权更迭，清华校长也跟着走马灯似地更换，所以清华的校长不好做是出了名的。任期短的只有三个月，多数不到一年，有的甚至没有到任就被学生拒绝。1931年底，时任清华留美学生监督的梅贻琦奉命回国担任清华大学校长。此后，梅贻琦连续执掌清华17年，直到1948年12月离开大陆。
关于梅贻琦对清华的贡献，著名学者陈岱孙曾经这样说过：“梅先生可以说是清华大学的主要创建人……正是在他任校长期间，清华才从颇有名气而无学术地位的留美预备学校，成为蒸蒸日上、跻于名牌之列的大学。”梅贻琦以“通知为本，专识为末”作为指导观念，指出近代中国大学教育的通病是“通识授受不足”，这一思想也成为梅贻琦任校长期间清华大学的一贯办学方针。他提倡学术自由，科学民主，主张学与术分开，文与理通科，主张学生自学。培养通才，而不是复制高级匠人，这也许就是清华频出大师级学者的成功之所在。梅贻琦为人谦和、诚笃，外圆内方，谨言慎行，人称“寡言君子”。他虽然不喜著书立说，身后留下的文字不多，但有一名言却知者甚多——“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梅先生的这一名言现在流传颇广，被称之为“大师论”，其实这也可说是他教育思想的关键一环，是清华之所以为清华的重要因素。
值得钦佩的是，梅贻琦廉洁奉公。他就任校长后，率先放弃校长的特权，住进了清华园甲所（校长住宅），同时自己付家里工人的工资，电话费也自己付，甚至不要学校供应的两吨煤。他在母校几十年，面对清华雄厚的资金，却决不苟取分文。在西南联大期间，身为名大学的校长，他经常“吃的是白饭拌辣椒，有时吃上一顿菠菜豆腐汤，全家就很满意了”。他一生两袖清风，个人没有什么积蓄，连去世前病危住院的医疗费用、去世后的殡葬费等，都是由他的学生和校友捐助的。抗战期间梅贻琦担任西南联大校长时，当时的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曾给联大很大支持。有一次当龙云拜访梅贻琦，请求破例收录他未考取联大附中的孩子，梅贻琦竟请教务长潘光旦派老师去辅导龙的孩子，让其等明年再考，还要龙主席付家教费。由此可见其不畏权贵、坚持原则的性格。
抗战中的清华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清华大学与北方许多大学一样，被迫南迁长沙，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联合办学，组建了国立长沙临时大学。1938年，长沙临时大学迁至昆明，改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为了统一管理，更好地发挥西南联大的作用，各界公推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任校务委员会主席。在战火纷飞、物质条件极度匮乏的岁月里，梅贻琦凭借其个人魅 力，使全体师生能够休戚与共，而西南联大也以名师云集、水平高、学风好而蜚声海外，并在极度艰苦的条件下培养出了大批优秀的人才。即使在抗战最艰苦的1940年，当昆明的人口剧减大半，民生凋敝，百业俱废之时，西南联大仍然保持了良好的学风。正如广大师生在校歌中所唱的：“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需人杰。” 难能可贵的是，清华大学还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特别是在如火如荼的抗日救亡运动中，涌现出了许多可歌可泣的人物。如1928年考入清华的沈崇诲，本来读的是土木工程，与航空和军事无关。但面对国破家亡，他毅然投笔从戎，加入了保卫家园的队伍，成为一名飞行员。在一次执行完飞行任务后，他因座机故障无法返航，便驾机直冲日本旗舰，壮烈殉国。
同时，清华大学的学风也一直为人称道。在西南联大时期，许多教授在极度艰苦的情况下仍坚持不懈做学问，一时传为佳话。如著名哲学教授金岳霖，曾因躲避日本飞机的轰炸而丢失了《知识论》的手稿，可他不屈不挠，竟在艰苦的环境下，再次写出了《知识论》。再如著名文学家闻一多，为了维持8口之家在战时的基本生活，不得不挂牌刻图章来贴补家用。即便如此，闻一多仍十分用功地做学问，除了上课，轻易不出门，就连饭后的散步也总是不去。由于大家总劝他“何妨一下楼”，渐渐地竟使闻一多多了一个雅号——“何妨一下楼主人”。
1946年，随着抗战的胜利，清华大学迁回北京清华园复校，此时的清华有文、法、理、工、农5个学院，共26个系。
新中国人才的摇篮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经过1952年院系调整，清华大学成为一所多科性的工业大学，重点为国家培养工程技术人才，被誉为“工程师的摇篮”。1978年以来，清华大学进入了一个蓬勃发展的新时期，逐步恢复理科、经济、管理和文科类学科。1984年，建立国内第一个研究生院，在管理工程系基础上建立经济管理学院，在已有理学科系基础上恢复理学院。1985年，中文系复建。1993年，建立人文社会科学学院。1999年，恢复建立法学院，建立应用技术学院，原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并入，成为清华大学美术学院。2004年，在国家和教育部的大力支持下，经过“211工程”建设和“985计划”的实施，清华大学在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师资队伍建设、科研开发以及整体办学条件方面均跃上了一个新的台阶。目前，清华大学设有理学院、建筑学院、土木水利学院、机械工程学院、信息科学技术学院、新闻传播学院、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经济管理学院、法学院、美术学院、公共管理学院、航天航空学院、医学院等13个学院近60个系，已成为一所设有理、工、文、法、医、经济、管理和艺术等学科的综合性大学。
大家英才
清华大学素以治学严谨而著称，其教学质量和学术水平都很高。建校近百年来，涌现出了一大批著名的学术大师和各界英才，如竺可桢、高士其、姜立夫、段学复、张子高、杨石先、叶企荪、周培源、钱三强、王淦昌、邓稼先、梁思成、杨廷宝、钱伟长、吴仲华、洪深、曹禺、金岳霖、王力、陈岱孙、钱钟书、费孝通、吴晗、周光召、林宗棠等。此外，马寅初、陈寅恪、熊庆来、华罗庚、茅以升、吴有训、钱学森、张光斗、杨振宁、李政道、林家翘等，更是享誉海内外；在“两弹一星”元勋中，有14位是清华校友；在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中，近25％为清华大学校友。
功勋校长
周自齐：1911年—1912年；
周诒春：1913年—1918年；
罗家伦：1928年—1930年；
梅贻琦：1931年—1948年（1938年—1946年任西南联大常务会主席）；
冯友兰：1948年—1949年；
彭珮云：1949年—1950年；
叶企孙：1949年—1952年；
蒋南翔：1952年—1966年。
校训
自强不息，厚德载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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