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漢政權遠不是隻有先主劉備的兒子過於平庸的問題，而是整個集團所有的二代人物都不超群。
重複一遍，蜀漢陣營裡的所有頂級人物——從劉備、諸葛亮到關羽、張飛、龐統、蔣琬、費禕等，他們的兒子們都不怎麼出眾——諸葛亮之子諸葛瞻、關羽之子關興、張飛之子張紹、龐統之子龐宏、蔣琬之子蔣斌、費禕之子費承……所有這些蜀漢二代人物都遠遠談不上優秀，有的甚至表現得非常拙劣；
反過來再看曹魏，也決不是隻有曹操的幾個兒子出類拔萃。歷史上的實際情形，是曹魏陣營裡的很多“官二代”都很超群，具有超凡脫俗的神奇表現―——除了曹操的幾個兒子外，典型的還有司馬懿之子司馬師、司馬昭以及司馬昭之子司馬炎，鍾繇之子鍾會，夏侯淵之子夏侯霸、女婿羊祜，賈逵之子賈充等——賈充在歷史上名聲不佳，但他在魏末晉初的北方中樞也是神一般的存在。其女賈南風更是能夠改寫歷史進程，一手把民族帶入近乎滅種的深淵。
一樣一樣說——
嚴格說起來，在蜀漢二代人物中，表現最失敗的還不能算是劉備之子劉禪。這個話題爭議太大，暫不表。
蜀漢二代人物中表現最失敗的應該是諸葛亮之子諸葛瞻。諸葛亮是三國時期表現最全面、人格最完美的人物，也堪稱中國史上形象最接近於完美的忠臣賢相。諸葛亮晚年得子——４６歲時生下兒子諸葛瞻，且對他寄予非常殷切的期望。千百年來，諸葛亮教誨兒子的《誡子書》感動了無數後來人，“非淡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早已成為東方文化里人文品質的經典。按理說，諸葛亮的兒子也應該是非常超群的，起碼不應該過於平庸。實際情形卻是在敵軍犯境、面臨重大軍事危情之際，作為衛將軍、平尚書事（宰相級人物）的諸葛瞻既沒有領兵作戰經驗，又缺乏最基本的軍事常識，在最關鍵時刻犯下極其低級的軍事錯誤——當時敵方鄧艾軍團成功偷渡陰平，諸葛瞻奉命前去截擊，由他率領的蜀軍本該佔據各處險關要塞、阻敵於險關之外——這是蜀漢奉行數十年的軍事防禦戰略，軍中大將也都這麼堅持。諸葛瞻卻不顧勸諫，把主力屯駐在無險可守的涪縣，拱手把險關讓給敵軍，眼睜睜看著鄧艾軍隊進入平原腹地——諸葛瞻如果略有一些軍事經驗和作戰常識，蜀漢集團當時並不是完全沒有翻盤機會。
諸葛瞻及其子諸葛尚在最後一場衛國戰爭中奮戰至死，其忠君報國的精神氣概非常感人，但若簡單分析當時的戰爭形勢，不得不說是由於他諸葛瞻在關鍵時刻犯下了極其低級的決策失誤，致使蜀漢政權錯失最後的機會。
蜀漢集團另一位大佬級人物張飛，其子張紹後期擔任侍中，在後主投降過程中扮演著帶路黨的角色。當時鄧艾軍團尚在雒城，並未兵臨成都城下，後主聽從譙周建議決定投降。此時正是這個張紹代表後主從成都趕赴雒城，向魏將鄧艾遞交降書，然後在前面引路，把魏軍領進都城。鄧艾到達成都時，後主劉禪用繩索把自己五花大綁並帶著棺材前來相迎。投降書裡還有一段話尤其厚顏無恥：“每惟黃初中，文皇帝命虎牙將軍鮮于輔，宣溫密之詔，申三好之恩，開示門戶，大義炳然，而否德闇弱，竊貪遣緒，俯仰累紀，未率大教。”翻譯成現在的話說，早在我剛當皇帝的時候，你們大魏帝國就秘密派人來勸我投降，但由於當時諸葛亮昏暗無德，再加上我本人糊塗，所以沒有投降成功……
蜀漢集團的二代人物都不超群，而曹魏方面很多“官二代”則很多是叱吒風雲的神級人物。兩大集團之間對比如此懸殊，後人便不能把原因簡單歸結於劉備或者曹操等人的家教方式，或者單純歸於某個二代人物的個人才智、稟賦，而只能從魏、蜀兩方的政權稟賦和團隊文化上予以檢討。
蜀漢的“官二代”都不優秀，未必是這些二代人物在其家教及個人才智、先天稟賦上有什麼重大問題。同理，曹魏方面有很多二代人物出類拔萃，也不能說是因為他們的家教優越，或者因為其個人具有超異的先天稟賦。
造成這種差異的最核心的原因在於，蜀漢與曹魏的政權稟賦和團隊文化完全不同——
歷史上的蜀漢政權有一個極其鮮明的文化特質，就是從其草創、勃興到中期守成乃至最終覆滅之時，蜀漢團隊的政權運行始終信奉家國一體、五湖四海，朝廷始終倚重於天下志士。因而在整體上始終能夠做到君臣互信、上下一心。其實際情形，是兩任蜀漢君主對於臣僚始終能夠給予最充分的信任，而朝堂重臣對於君主則始終保持絕對忠誠。在這麼一種局面之下，從諸葛亮、蔣琬、費禕、姜維，這四任最高輔政者雖無不“權傾一國”，卻無一例外地都沒有培植自己的家族勢力，更沒有讓其近親遠戚佈滿朝堂。
諸葛亮的弟弟諸葛均只是一名普通官員——長水校尉，諸葛亮因為晚年得子，在其嫡子諸葛瞻出生之前，他把兄長——東吳諸葛瑾之子諸葛喬過繼給自己，但是這個諸葛喬來到蜀漢後也只是一個帶兵五六百人的基層將領（諸葛瞻後來官至衛將軍、平尚書事，這是諸葛亮去世多年後的事情）；諸葛亮的繼承者蔣琬、費禕也都能像諸葛亮那樣從不扶持任何私人勢力，蔣琬的兒子蔣斌到蜀漢亡國時也只是箇中級將領，在最後一場衛國戰爭中鎮守漢城、戰鬥到最後一刻；費禕的費承只是在宮廷裡擔任一般性職務——黃門侍郎。
至此，蜀漢政權的二代人物普遍都不優秀，問題的原因便有了相對清晰的解釋：蜀漢君臣恪守家國一體、五湖四海，從來不依靠“自家人”包打天下。因此從客觀上說，蜀漢自草創至、建國乃至最終的覆滅，鼎力支撐政權大廈的多為來自五湖四海的忠志之士，其二代人物則始終缺乏有效鍛練機會——這與曹魏方面的事情形成了極其鮮明的對比。
曹魏政權始終存在一個重大而根本無法克服的致命隱患，就是團隊內部始終缺乏忠誠和信任——問題的實質，是從曹操父子到後來通過發動政變執掌政權的司馬懿父子，他們在骨子裡根本不信任因而也從來不倚重於外姓人，由於團隊內部缺乏信任和忠誠，主政者只能依靠自家人包打天下。
魏、晉兩朝在短暫鼎盛之後迅速敗落，問題其實都是出在這裡。
先從“五子良將”說起。張遼、徐晃、張合、于禁等曹魏名將給後人留下的印象，是這些人都是非常牛的——他們在軍事、謀略上確實個個都是神級人物，但是認真翻看史料才明白，像張遼、徐晃這種超一流的名將，他們在曹魏政權中的軍事權力和實際地位其實都非常有限，雖然也得到了曹操的賞識，但曹操從來沒有把統軍之權交到他們手裡——統軍大權始終掌握在曹家人或夏侯氏等自家人手裡。
曹操時代情況還要好一些，各種宗室人物普遍能夠得到重用。到了曹丕繼位後，其團隊內部的信任狀況進一步惡化，天子對其自家兄弟也都不信任，只能倚重於宗室前輩而對於自家兄弟則予以嚴加防範，曹彰、曹植等親王級人物則近乎被軟禁。這種局面導致曹休、曹真等宗室重臣凋落之後，曹魏中樞根本無人可用，實在沒有辦法才把統軍大權交給司馬懿，又因宗室人物力量微弱，曹家皇帝沒有任何實力掣肘權臣，權力因此很快落入司馬懿父子手裡。
到了司馬炎代魏立晉之後，司馬氏政權借鑑曹魏覆滅的教訓而大封諸王，所有重權全部集中到司馬氏氏自家人手裡。他們認為這樣搞下去，以諸王的強大實力拱衛中樞，皇帝就可以高枕無憂了，卻沒有意識到由此遺留的問題更加嚴峻——司馬炎去世不久，天下便再次發生大規模、高烈度的持續震盪，司馬氏家族內部殺得天混地暗。晉朝皇帝家裡的事情沒有撕扯清楚，遍佈各地的異族武裝已經舉起了屠刀——後人所謂的“五胡亂華”，從因果關係上看其實是“華族自亂”，這是另外的話題，不表。
至此，曹晉政權的二代人物普遍出類拔萃，問題也便有了很明確的答案：因為曹魏政權的團隊內部始終缺失信任和忠誠，當政者只能依靠“自家人”包打天下。無論是曹家的還是司馬家的二代人物，從曹丕、曹睿到司馬師、司馬昭、司馬炎等，表現確實都很卓越超群。
但是對比蜀漢，魏晉政權這種團隊文化在客觀上存在著極大的風險和問題在於，政權內部既缺失信任和忠誠，則大行其道的便只有強權與陰謀。因此，政治人物一旦取得強勢地位，就必須要大肆殺戮、殘酷清洗，然後就只能獨斷專行、專橫跋扈，稍有不慎便被其對立勢力所清洗、殺戮。
翻閱魏、晉史料，動轍就是“夷三族”，一殺就是一大片： “曹操殺董承等,夷三族”；司馬懿誅曹爽黨羽，皆夷三族；王凌謀反案諸相連者悉夷三族；令狐愚被開棺戮屍，夷三族；諸葛誕兵敗被夷三族。史書記載當時滅族最多的一次是在高平陵事變後，被點名滅族的多達10人：“於是收爽、羲、訓、晏、颺、謐、軌、勝、範、當等，皆伏誅，夷三族。”
“夷三族”這三個字，寫在史書上看似平常無奇，細想起來極其陰森恐怖。“三族”，主流的說法是父親一族、母親一族、妻子一族。三國時期的政治人物大都出身豪族，婚配講究門當戶對，無論父族、母族還是妻族無不根系龐大、枝連葉附。所謂的“夷三族”，就是對於“三族”系統，無論男女老少，統統殺光、原則上一個不留。這麼一殺往往就是幾百、上千甚至數千口，場面之血腥殘酷，令人不寒而慄。
反過來再看蜀漢團隊，諸葛亮治蜀素以嚴刑峻法著稱，但是蜀漢政權在對待罪犯方面，甚至是對於那些叛逃敵國的罪臣家屬卻顯得極其寬容。麋竺的弟弟麋芳在關羽攻打襄樊後期舉城投降，導致關羽兵敗身亡，蜀漢痛失荊州。麋竺為此向劉備面縛請罪。劉備不僅沒有怪罪，反而予以極力勸慰。夷陵戰敗後，鎮北將軍黃權走投無路，帶兵投降曹軍。當時有消息說其家人全部遭到誅殺。黃權深知蜀漢方面的文化氛圍，堅定認為不可能。事實表明他的家屬在蜀漢生活得很好，其子黃崇後來官拜尚書郎，在最後一場衛國戰爭中跟隨諸葛瞻抗擊魏軍入侵，奮戰至死。
蜀漢政權這種特殊的團隊文化形成的基本局面，是立國四十餘年始終“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期間從未形成過權臣當道、肆意妄為的政治黨羽，從未出現過局勢震盪和大規模的清算、追殺，更沒有出現過把天子當成傀儡、隨意廢立的不倫之事。
（行文至此，便很多容易使人陷入蜀漢後來無才俊的歷史誤解，反之而認為曹魏方面的官二代威武超群，前者之覆亡因之實為歷史必然——這是個非常複雜的話題，但其中一個非常簡單的基本事實在於，天下永遠不可能有一個持續強大的團隊，是依靠自家人包打天下；真正強大的力量無不匯聚於五湖四海。蜀漢陣營裡的官二代普遍不夠狼性，不意味著其軍、官團隊不整壯。蜀漢政權的最終覆亡，是由於其內部在意識形態領域出現了重大問題，輿論系統陷入嚴重混亂，以至於到公元262年，譙周甚至能夠公然題寫標語：”眾而大,期之會;具而授,若何復”……已偏離本問範圍，不延伸）。
蜀漢政權這種特殊的團隊文化，也使很多重臣、名將即使因流落於敵方，而仍然對於故主保持高度忠誠。演義故事和中國的戲劇舞臺濃墨重寫關羽千里走單騎之事。其實按照《三國志》及裴註記載，像關羽這樣“人在曹營心在漢”的蜀漢舊臣始終不斷，除了關羽，還有袁渙、黃權、廖化、張裔等。廖化在關羽荊州戰敗後被吳軍捕俘，但他思念故主劉備，裝死避開官兵監視而帶著母親向西一路狂奔，最終見到先主劉備；張裔在出任地方長官時被當地叛亂勢力抓獲並遣送至吳國。兩年後蜀、吳通好，張裔抓住機會晝夜兼程地一路西奔，待吳方追趕時他已經進入蜀地。
在這種高度純淨的忠君文化感染之下，蜀漢重臣手握重權而未有任何非分之心、僭妄之為，更不謀取任何個人私利。蜀漢因而是中國封建歷史上最清廉的政權，大將軍、錄尚書事費禕“家不積財，兒子皆令布衣素食，無異凡人”，“姜伯約據上將之重，處群臣之右。宅舍弊薄，財資無餘”，鄧芝“為大將軍二十餘年，終不治私產，妻子不免飢寒，死之日家無餘財”……
進入姜維時代，衛將軍諸葛瞻、大將張翼、胡濟、閻宇等都與姜維政見不和——他們之間的政治分岐很大，但是蜀漢方面從未發生過、也沒有任何跡象預示要發生軍事政變或者政治清洗（政變、叛亂，在魏、晉乃至孫權身後的東吳幾乎是家常便飯）。從姜維、諸葛瞻到大將張翼、胡濟、閻宇等，即使在蜀漢末期，其最基本的政治局面始終是君臣、同僚之間和衷共濟、和而不同。大將張翼、廖化等雖不贊同姜維的軍事路線，但他們都能恪守軍事紀律，忠實服從於大將軍姜維的指揮、節制。到最後階段，諸葛瞻、董厥等朝中重臣認為姜維好戰無功，曾經上奏皇帝試圖削奪他的兵權。但是由於內部沒有派系、黨羽之爭，諸葛瞻等只是向朝廷建議由大將閻宇取代姜維的大將軍職位，而讓姜維擔任益州刺史。
千百年來，中國人始終熱忱擁戴蜀漢政權，就是因為蜀漢方面的這種政治稟賦和團隊文化高度契合中國人最傳統的政治審美。這種建立在信任與忠誠之上的團隊才具有可持續性，因而大家始終認為這樣的團隊才有正統王氣，具有重構天下秩序的文化特質和內在稟賦。
這種亂世之中極為特殊的團隊文化和政權稟賦，使蜀漢政權雖偏居一隅而在後世始終具有壓倒性的民意基礎。宋代便有記載：“聞劉玄德敗，顰蹙有出涕者；聞曹操敗，即喜唱快”。此後千年，無論史家如何斷代（因為西晉最終完成了統—，魏晉因而常被主流史界認定為封建正統），中國老百姓始終把劉備和他創建的蜀漢政權奉為正統，以一貫之、堅定不渝。東方文化圈至今盛行一句話：“身在曹營心在漢。”如果單純按照史料推敲，這句話漏洞百出、謬誤重重。因為公元200年關羽投降曹操、“身在曹營心在漢”時，當時能夠代表大漢政權的只有兩個人，一個是漢帝劉協，另一個便是大漢司空、錄尚書事、假節鉞的曹操——假節鉞就是持有天子所授節鉞，可以代表天子殺伐決斷；而當時的劉備，本來是奉命到徐州討伐袁術，結果在徐州殺了朝廷命官車胄（時為大漢車騎將軍、徐州刺史）然後盤據在那裡，不久又被曹操大軍擊潰，不得已投靠河北的袁紹。後來見袁紹大勢已去，只好再次輾轉流離、客居荊州。無論從哪個方面說，當時的劉備都不能被認為是“漢”的化身。“身在曹營心在漢”這句話，準確地說應該是“身在曹營人在漢，心在劉備”。
可是，這實在是最權威的史家都無法勘誤糾正的事情，因為在歷代中國人的心目之中，三國時期正朔分立、皇帝層出不窮，只有蜀漢政權才是真正的天命正統，只有劉備父子才是真龍天子，孫權、曹丕他們統統都是假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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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單憑文治武略，蜀漢即使在歷次大分裂時代的割據政權榜上也稱不上有什麼大雄大奇。特異的是，其卻能以一州之地，幾次戰績平平、乏善可陳的北伐作戰，而能贏得後人無以復加的頌揚、感懷，乃至於有大批蜀漢人物（劉備、諸葛龐統、關張趙馬黃、魏延姜維等）在歷代擁有粉絲無數，甚至連關興、張苞、廖化這樣二三線的人物也都婦孺皆知。幾位政權核心人物則極其罕見地同時在東方文化圈裡被尊聖、封神——
諸葛亮的一篇《出師表》，我們可以數一數文中包含有多少成語——這個超級不容易，“成語”不是由諸葛亮或者其他哪個學術權威指定的，而是經過無數人熟讀精研之後，大家說多用慣了的約定俗成；中國人遇到最吉祥喜慶的節日、盛事，老傳統是請戲就點《龍鳳呈祥》——其實劉備當年的這樁婚事一點都不美滿；關老爺的事情更無須多說――關爺在中國人心目中早已不是聖人了，而是神、絕對不可褻瀆冒犯的神靈，很多東方人每天都要敬、祭。一些劇種的關羽扮演者在裝束之前還要沐浴、齋戒，老戲班子還須在臉譜下方另畫一個符號，表明只是演員而並非關公本人，免得冒犯神靈。
中國戲劇的舞臺習慣，是主演出場後要先報家門（自我介紹）。諸葛亮在《失街亭》裡一出場先是道白：“憶昔當年居臥龍，萬里乾坤掌握中。掃盡中原歸漢統，方顯男兒真英雄。”然後朗聲自報：“山人，複姓諸葛，名亮，字孔明，道號臥龍，官拜武鄉侯之職。”
唯獨關羽與其他所有角色都不一樣。因為演員忌諱在舞臺上直呼關爺大名，其自報因而極其簡練。關公託刀上場，推髯亮相，道白只有五個字：“某，漢壽亭侯。”
中國歷史上的強悍角色不在少數，除了秦皇漢武、唐宗宋祖，還有姜尚、老子、孔子、商鞅、韓信、王安石、張居正等——三國當世的曹操、孫權、司馬懿等其實也都算是非常強悍的人物。但是像劉備、諸葛、關羽這樣令後人百般推崇、萬世敬仰愛戴，君臣之間能夠同步達到這種被尊若神靈、如詩如畫的，至少到目前為止空前絕後。從這點看，蜀漢的團隊必有其超乎尋常的特異之處。
本答文裡提出蜀漢的政治稟賦和團隊文化高度契合了中國人的傳統政治審美，這其實只是問題的表象——忠君文化歷朝都有，這個並不少見。蜀漢政權的特異之處，是從其肇始、草創到建國、鼎盛，始終張揚著一種激情澎湃、昂揚向上、直擊心靈的理想主義光芒。在赤壁戰前的很長時間，他們只是一小股力量微弱、不堪一擊的流亡勢力，屢戰屢敗、屢陷絕境。但是劉備本人既有聖教徒般堅韌不拔、矢志不移的虔城執著，又有亡命徒般驃悍強大的心靈堅持，他的他的追隨者屢屢在走投無路、幾近毀滅時而仍能保持著超級旺盛激昂的進取意志，歷經千挫百折、離散復離而始終不屈不撓、愈挫愈奮，終於在九死一生之後達到相對其身世、環境而言的人生至高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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