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主題
（魏晉）代而興之的是門閥士族地主階級的世界觀和價值觀。……這個核心便是在懷疑論哲學思潮下對人生的執著。……正是對外在權威的懷疑和否定，才有內在人格的覺醒和追求。……它實質上標誌著一種人的覺醒，即在懷疑和否定舊有傳統標準和信仰價值的條件下，人對自己生命、意義、命運的重新發現、思索、把握和追求。
內在追求是否與外的否定聯繫在一起，人的覺醒是在對舊傳統舊信仰舊價值舊風習的破壞、對抗和懷疑中取得的。……這些人物既無顯赫的功勳，又不具無邊的法力，更無可稱道的節操，卻以其個體人格本身，居然可以成為人們的理想和榜樣，這不能不是這種新世界觀人生觀的勝利表現。……主要以其內在的思辨風神和精神狀態，受到了尊敬和頂禮。
當然，這裡講的“人”仍是有具體社會性的，他們即是門閥士族。……又由於它不再停留在東漢時代的道德、操守、儒學、氣節的品評，於是人的才情、氣質、格調、風貌、性分、能力便成了重點所在。……完全適應著門閥士族們的貴族氣派，講求脫俗的風度神貌成了一代美的理想。
無為而無不為，茂於神明而同有哀樂，不是外在的有限的表面的功業、活動，而是具有無限可能潛在性的精神、格調、風貌，成了這一時期哲學中的無的主題和藝術中的美的典範。……正如在哲學中，玄學代替經學，本體論（內在實體的追求）取代了自然觀（外在世界的探索）一樣。
“言者所以明象，得象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忘象。”（王弼：《周易略例》）......後來這種理想就以佛像雕塑作為最合適的藝術形式表現出來了。
文的自覺
如果說，人的主題是封建前期的文藝新內容，那麼，文的自覺則是它的新形式。兩者的密切適應和結合，形成這一歷史時期各種藝術形式的準則。以曹丕為最早標誌，它們確乎是魏晉新風。
自魏晉到南朝，講求文辭的華美，文體的劃分，文筆的區別，文思的過程，文作的評義，文理的探求，以及文集的彙纂，都是前所未有的現象。……把詩文的源起聯繫到周孔六經，抬到自然之“道”的哲學高度，可以代表這一歷史時期對文的自覺的美學概括。
例如五言詩體，便是從建安、正始通由玄言詩、山水詩而確立和成熟的。……當時正是“儷采百字之偶，爭價一句之奇”的時代。它從一個極端，把追求“華麗好看”的“文的自覺”這一特徵表現出來了。可見，藥、酒、姿容、神韻，還必須加上“華麗好看”的文采詞章，才構成魏晉風度。
所謂“文的自覺”，是一個美學概念，非單指文學而已。其他藝術，特別是繪畫與書法，同樣從魏晉起，表現著這個自覺。它們同樣展現為講究、研討、注意自身創作規律和審美形式。
阮籍與陶潛
藝術與經濟、政治經常不平衡。如此瀟灑不群飄逸自得的魏晉風度卻產生在充滿動盪、混亂、災難、血汙的社會和時代。因此，有相當多的情況是，表面看來瀟灑風流，骨子裡卻潛藏深埋著巨大的苦惱、恐懼和煩擾。這一點魯迅也早提示過。
阮籍的詩所以那麼隱而不顯，實際包含了欲寫又不能寫的巨大矛盾和苦痛。魯迅說向秀的《思舊賦》是剛開頭就煞了尾，指的也是這同一問題。……把受殘酷政治迫害的痛楚哀傷曲折而強烈地抒發出來，大概從來沒有人像阮籍寫得這樣深沉美麗。正是這一點，使所謂魏晉風度和人的主題具有了真正深刻的內容，也只有從這一角度去了解，才能更多地發現魏晉風度的積極意義和美學力量之所在。
陶潛的超脫塵世與阮籍的沉湎酒中一樣，只是一種外在現象。超脫人世的陶潛是宋代蘇軾塑造出來的形象。實際的陶潛，與阮籍一樣，是政治鬥爭的迴避者。
陶潛與阮籍在魏晉時代分別創造了兩種迥然不同的藝術境界，一超然事外，平淡沖和；一憂憤無端，慷慨任氣。……他們兩個人，才真正是魏晉風度的最高優秀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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