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主题
（魏晋）代而兴之的是门阀士族地主阶级的世界观和价值观。……这个核心便是在怀疑论哲学思潮下对人生的执着。……正是对外在权威的怀疑和否定，才有内在人格的觉醒和追求。……它实质上标志着一种人的觉醒，即在怀疑和否定旧有传统标准和信仰价值的条件下，人对自己生命、意义、命运的重新发现、思索、把握和追求。
内在追求是否与外的否定联系在一起，人的觉醒是在对旧传统旧信仰旧价值旧风习的破坏、对抗和怀疑中取得的。……这些人物既无显赫的功勋，又不具无边的法力，更无可称道的节操，却以其个体人格本身，居然可以成为人们的理想和榜样，这不能不是这种新世界观人生观的胜利表现。……主要以其内在的思辨风神和精神状态，受到了尊敬和顶礼。
当然，这里讲的“人”仍是有具体社会性的，他们即是门阀士族。……又由于它不再停留在东汉时代的道德、操守、儒学、气节的品评，于是人的才情、气质、格调、风貌、性分、能力便成了重点所在。……完全适应着门阀士族们的贵族气派，讲求脱俗的风度神貌成了一代美的理想。
无为而无不为，茂于神明而同有哀乐，不是外在的有限的表面的功业、活动，而是具有无限可能潜在性的精神、格调、风貌，成了这一时期哲学中的无的主题和艺术中的美的典范。……正如在哲学中，玄学代替经学，本体论（内在实体的追求）取代了自然观（外在世界的探索）一样。
“言者所以明象，得象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忘象。”（王弼：《周易略例》）......后来这种理想就以佛像雕塑作为最合适的艺术形式表现出来了。
文的自觉
如果说，人的主题是封建前期的文艺新内容，那么，文的自觉则是它的新形式。两者的密切适应和结合，形成这一历史时期各种艺术形式的准则。以曹丕为最早标志，它们确乎是魏晋新风。
自魏晋到南朝，讲求文辞的华美，文体的划分，文笔的区别，文思的过程，文作的评义，文理的探求，以及文集的汇纂，都是前所未有的现象。……把诗文的源起联系到周孔六经，抬到自然之“道”的哲学高度，可以代表这一历史时期对文的自觉的美学概括。
例如五言诗体，便是从建安、正始通由玄言诗、山水诗而确立和成熟的。……当时正是“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的时代。它从一个极端，把追求“华丽好看”的“文的自觉”这一特征表现出来了。可见，药、酒、姿容、神韵，还必须加上“华丽好看”的文采词章，才构成魏晋风度。
所谓“文的自觉”，是一个美学概念，非单指文学而已。其他艺术，特别是绘画与书法，同样从魏晋起，表现着这个自觉。它们同样展现为讲究、研讨、注意自身创作规律和审美形式。
阮籍与陶潜
艺术与经济、政治经常不平衡。如此潇洒不群飘逸自得的魏晋风度却产生在充满动荡、混乱、灾难、血污的社会和时代。因此，有相当多的情况是，表面看来潇洒风流，骨子里却潜藏深埋着巨大的苦恼、恐惧和烦扰。这一点鲁迅也早提示过。
阮籍的诗所以那么隐而不显，实际包含了欲写又不能写的巨大矛盾和苦痛。鲁迅说向秀的《思旧赋》是刚开头就煞了尾，指的也是这同一问题。……把受残酷政治迫害的痛楚哀伤曲折而强烈地抒发出来，大概从来没有人像阮籍写得这样深沉美丽。正是这一点，使所谓魏晋风度和人的主题具有了真正深刻的内容，也只有从这一角度去了解，才能更多地发现魏晋风度的积极意义和美学力量之所在。
陶潜的超脱尘世与阮籍的沉湎酒中一样，只是一种外在现象。超脱人世的陶潜是宋代苏轼塑造出来的形象。实际的陶潜，与阮籍一样，是政治斗争的回避者。
陶潜与阮籍在魏晋时代分别创造了两种迥然不同的艺术境界，一超然事外，平淡冲和；一忧愤无端，慷慨任气。……他们两个人，才真正是魏晋风度的最高优秀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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