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秋，陈寅恪夫妇与三个女儿在香港合影。左起陈小彭、陈寅恪、唐筼、陈美延（前小童）、陈流求。图片来源：《环球人物》杂志）
摘要：晚年双目完全失明的陈寅恪的封山之作，是为明末清初的烟花女子柳如是立传。借传修史，“贬斥势利，尊崇气节”；秉笔直书，将“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由学术宗旨升华到民族信念的高度。
陈寅恪治学极为严谨，不仅学术原创，授课也原创，有个极其自信的“四不讲”规矩，即“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我不讲。”
朱自清、冯友兰、吴宓等教授慕名前来听课，甘为学生，北大史学系主任郑天挺赞誉陈寅恪是“教授的教授”（季羡林《回忆陈寅恪先生》）。
清华西洋文学系1930级学生季羡林，曾旁听陈寅恪《佛经翻译文学》课程，回忆“他的分析细入毫发，如剥蕉叶，愈剥愈细愈剥愈深”，“读他的文章，听他的课，简直是一种享受，无法比拟的享受”，“寅恪师这种学风，影响了我的一生”。
季在德国留学11年，又经陈寅恪向校长胡适、代校长傅斯年、文学院院长汤用彤推荐，聘为北大副教授，仅隔一周，就晋升为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系主任，年仅35岁。
陈寅恪是世家子弟，祖父陈宝箴，曾任湖南巡抚；父亲陈三立与谭嗣同（湖北巡抚之子）、吴保初（浙江提督之子）、丁惠康（福建巡抚之子），并称为“清末四公子”。
他从小耳濡目染，博览群书，却不尽信书，富有批判性思维，主张“不动笔墨不读书”。习惯阅读时眉批，在空白处记录思想的火花，包括考证、注释、心得等，字极细密、无标点。
可惜抗战期间，他的很多手稿、笔记、著作、藏书毁于战火之中。此时他右眼已失明，左眼劳累过度即将失明，病贫交加，严重缺乏参考资料，仍然在昏暗的灯光下，撰述两部不朽的中古史名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分别于1940年4月和1941年2月完稿。
他解释自己如此执着的动机是“国可亡，而史不能灭”。1944年12月，陈寅恪“唐代三稿”的另一名著《元白诗笺证稿》基本完稿。
费正清、崔瑞德主编的《剑桥中国史》在全球汉学界声名远扬，各章节均由资深汉学专家撰写，反映中国史研究的一流水准和最新动向。此书第3卷《隋唐史》给予陈寅恪异乎寻常的褒奖：
“解释这一时期政治和制度史的第二个大贡献是伟大的中国史学家陈寅恪作出的”，肯定陈抗战时出版的两部名著和四五十年代发表的许多论文中，“提出的关于唐代政治和制度的一个观点远比以往发表的任何观点扎实、严谨和令人信服”，“主要贡献是对不同的对立集团和利益集团的分析”，坦承“此书的每一章节都很得益于陈的研究成果”。（崔瑞德编《剑桥中国隋唐史（上卷）》，第一章导言，“制度变化”节）
晚年双目完全失明的陈寅恪的封山之作，是为明末清初的烟花女子柳如是立传。自1953年撰述，至1963年完稿，约85万字，耗费宝贵的十年光阴。
不少人惋惜以陈寅恪的学问如此“小题大作”不值得。但对他而言，价值取向一以贯之，就是要借传修史，“贬斥势利，尊崇气节”（陈寅恪《赠蒋秉南序》），为这个受士大夫轻蔑的奇女子秉笔直书，“以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柳如是别传·缘起》），从而将“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由学术宗旨升华到民族信念的高度。
傅斯年、陈寅恪两人都想写部《中国通史》。1947年5月7日，傅斯年列出学术计划，“编一本社会学的刊物，写一部中国通史，并建立‘傅斯年讲坛’”。俞大维在《怀念陈寅恪先生》中说，陈寅恪“平生的志愿是写成一部‘中国通史’，及‘中国历史的教训’。”
可惜一位在台湾英年早逝，一位双目失明、在大陆又遇上连续政治运动尤其“文革”，两位史学大师都没有写出来。钱穆写出来了，就是名著《国史大纲》。
陈寅恪扩展了乾嘉学派的考据方法和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著作的形式很传统，提出的问题很新颖，考证的思路很现代。常以考古与文献互相释证，以中文与外文互相补正，从原始史料中发掘义理内蕴，甚至以诗证史，开拓新史料、新研究、新观点。
《柳如是别传》就是以诗证史、诗史互证的典范，运用丰富的史料、精密的考据，凸显陈寅恪史学理念、治史方法、学术精神，浓缩其一生的学养、志趣和感悟。刘梦溪在《陈寅恪的“自由”与“哀伤”》中认为，《柳如是别传》“其价值绝不在一部通史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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