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20世纪30年代上海左翼文化运动的精品力作,《风云儿女》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历经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近15年的广泛传唱,在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确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未正式制定前的国歌。
新政权高瞻远瞩、居安思危,对原歌词只字未改。此后虽经时代风雨,基本未能撼动《义勇军进行曲》长时间作为国歌的事实;一度面世的新歌词不出5年,即因1982年12月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恢复《义勇军进行曲》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而告作废。
《义勇军进行曲》词曲重新合璧,不得不令人叹服前辈创作的精良。不过,回顾历史,有必要指出的是,该曲歌词在创作定稿前至少有过三个版本,歌词的修改凝结着集体创作的智慧,而作曲者聂耳的改词功绩尤大,这集中地体现在该歌“中华民族”一词的改定上。
现有围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研究,多聚焦于《风云儿女》剧本的创作演进,与主题歌歌词交付情形还原及其创作时间区间的论定,对该歌歌词的重大改变未予以
关注。鉴于《义勇军进行曲》一字一句深关中国公民对国家民族的体认,关键词改定的背后又蕴含着丰富的社会历史信息,故此有必要作专题论述揭橥。附带言之,《义勇军进行曲》这一歌名确定于其正式面世的最后时刻,为方便论述起见,无论当时定名与否,一律以现在通行的歌名称之。
一、《义勇军进行曲》的三个歌词版本
关于田汉创作《风云儿女》及其主题歌歌词的具体情形,现在仍有争议,但《义勇军进行曲》为田汉原创,这是确定无疑的。
问题在于田汉原创的歌词究竟是怎样的,这点还需加以适当澄清。田汉在《影事追怀录》中专论《风云儿女》与《义勇军进行曲》。他庆幸《电通半月画报》第2期保存了《风云儿女》文学故事的原文,可见这是他自己的创作。
对于《电通半月画报》刊载的《义勇军进行曲》歌词,田汉虽发现“跟后来唱的略有出入”,认为“显然是作曲者加了工”,但他抄录歌词没能忠实于刊物所载,只是抄了前六行,且字句有增删,再加上 三个“前进”(约略等于刊载歌词的最后一行)完毕,认为“原文重复了一段”,除了“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别的没有什么不同,“而‘冒着炮火’和‘冒着飞机大炮’差不多,没有重复的必要,因此把两节合成一节是完全对的”。
显然,田汉是以传唱的《义勇军进行曲》为参照来抄改自己的原创歌词,并依据《电通半月画报》所载认定自己当年创作了两节大同小异的歌词,是完全可以合并的。对于两节歌词,他解释:“当时执笔一定是十分匆促。记得原是要把这主题歌写得很长的,却因没有时间,写完就丢下了,我也随即被捕了。”
鉴于田汉的抄录并不忠实,这里有必要重录《电通半月画报》第2期刊载的所谓《〈风云儿女〉原著》结尾部分辛白华扬旗所唱军歌。在剧情中,这军歌也是辛白华所作《万里长城》的最后一节,歌词如下: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把血肉来筑我们新的长城。
中国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了,
每一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
我们万众一心,
冒着敌人的大炮飞机前进!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
起来!起来!我们万众一心!
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前进!前进!进!
细绎上文,不难发现歌词可按前6句和后8句分为两大节。在第6句“冒着敌人的大炮飞机前进!”后的“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等8行歌词,词意与前半段相近,词句与现在通行的《义勇军进行曲》大体一致,仅“我们万众一心”前较定本尚缺一“起来!”,有几个感叹号在定本中改成了句号,在“冒着敌人的炮火”与“前进”之间定本加了逗号。
考虑到此刊后半段歌词与定本《义勇军进行曲》如此接近,且较前半段文字水准更高,理应是经集体修改的准定稿,而不是田汉的原作。如是,田汉的原创明晰起来,也就是该刊所载《〈风云儿女〉原著》的前半段歌词。事实上,田汉在1949年全国政协讨论确定国歌时也说得明白:“(我)写完了一段词就被捕了。”如此判断还可以找到一处内证,即其特有的“敌人的大炮飞机”一词(后半段改成了“敌人的炮火”),与孙师毅改词的相关回忆能够对应起来。
《风云儿女》分镜头剧本的发现,更是为区分《义勇军进行曲》田汉原创与准定稿提供了充足的依据。方育德在《关于〈义勇军进行曲〉的创作时间》一文提到其所见聂耳遗物中的《风云儿女》分镜头剧本。封面除了“风云儿女”四字,还有“电通制片厂 第二部有声 巨片剧本”字样,主创团队题署“原著:李进之;编剧:周慧;导演:许幸之;录音:司徒慧敏;摄影:吴印咸;置景:张云乔”。该剧本结末的歌词如下: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把我们的血肉,来筑我们新的长城!
中国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每个人被迫着发出了最后的吼声!
起来我们,万众一心,
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分镜头剧本的歌词一共6行,与《电通半月画报》第2期所载歌词的前半段大同小异。不仅诗行数量相等,而且“敌人的大炮飞机”在此改成为“敌人的炮火”。此外,“把血肉来筑我们新的长城”改成“把我们的血肉,来筑我们新的长城”;“我们万众一心”之前加“起来”二字,全句调整为“起来我们,万众一心”等,都使该歌词更接近准定稿,但还有些未能尽善尽美之处。总之,分镜头剧本的歌词是田汉原创与准定稿的中间产物。凡此可以证实《电通半月画报》第2期所载歌词的前半段就是田汉原创的歌词。
全面区别三个版本歌词的异同,并非本文的主旨,这里着重指出的是,田汉原创与分镜头剧本的歌词有关“最危险的时候”一句大同小异。两个版本歌词分别作“中国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了”和“中国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无非前者在句末多一助词“了”字,主语均为“中国民族”。而在准定稿中,主语改成了“中华民族”。这不是文字美化或是为了照顾节奏旋律的修改,看似一字之改,实含现代中华民族观念形成的历史深意。
“中华民族”产生时间稍后于“中国民族”一词,在经历辛亥革命后,前者逐渐体现出远较以“地域”和“国家”之名来称谓民族的优势,更能彰显汉族与少数民族的紧密联系与一体化趋势,缘此,在近代中国由“中华民族”一词承担民族整合的功能也就更为恰当。《义勇军进行曲》最终采用该词,使该曲更为不同凡响,与中国共产党日趋明朗的中华民族观也相吻合,值得特别注意。
二、聂耳对《义勇军进行曲》歌词的修改
按照田汉的回忆,他在交出歌词不久即遭逮捕。后来《义勇军进行曲》的改词谱曲,田汉未能参与。作为《风云儿女》文学剧本的创作者,照理说,夏衍应该是歌词再创作的主力,但他在后来的回忆中明确将自己排除在修改歌词者之外:“田汉同志的梗概写在旧式十行红格纸上,约十余页。《义勇军进行曲》这首主题歌,写在原稿的最后一页,因在孙师毅同志书桌上搁置了一段时期,所以最后一页被茶水濡湿,有几个字看不清楚。我一辈子没有写过诗词,而孙师毅则是电影插曲作词的能手,所以我就请他把看不清楚的字根据歌词内容,设法填补,实际上也只不过改了两三个字,即原词的第六句,‘冒着敌人的飞机大炮前进’,改成了‘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关于“飞机大炮”(引者注,应为“大炮飞机”)改成“炮火”,孙师毅1959年在电影资料馆受访时就委婉地提到过:“当时原歌词是‘冒着敌人的飞机大炮’”,且相关说法传到田汉那里。田汉同年所作《影事追怀录》相关篇什如此涉笔此事:“据孙师毅兄说:这支歌不写在故事里面,而是写在另一张包香烟的锡纸的衬红上的,衬纸被茶叶水濡湿,字迹模糊,他们从衬纸上一字一字地抄下来的。但关于这,我的记忆跟字迹一样的模糊了。”田汉似乎并不完全认同。但是,孙师毅改过《义勇军进行曲》应当不差,他自己就明确说道:“最后的‘前进’只有一次,后由聂耳和我商量,把歌词加以更动。”
此外,许幸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与此后多次回忆聂耳,其中也强调是其本人推动聂耳修改《义勇军进行曲》的结尾,还有起句。1962年5月初连载于《文汇报》的《影事的回忆》长文专设“聂耳和《义勇军进行曲》的创作”一节,许幸之征引自己此前写的一篇回忆文章,追述聂耳谱好《义勇军进行曲》后找他试唱征求意见,许幸之指出“起句太低沉了,而最后一句‘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还不够有力;应当减少一些装饰音,而使它成为一个坚强有力的煞尾”。
聂耳当即修改,二人再试唱,“起句比原来的激昂得多了,末尾增加了叠句,并又增加了‘前进!前进进!’的结尾”。复经20年,许幸之在《人民日报》发表《忆聂耳》纪念聂耳诞生70周年,又提到在他的
建议下,聂耳不仅使起句比原先激昂多了,而且当场将《义勇军进行曲》最后一个“前进”改为一字的“进”,以强有力的休止符来煞尾全曲。12前后回忆虽大同小异,但就歌词修改而言,许幸之表明他的贡献在于将《义勇军进行曲》歌词结束部分由“前进”凝炼为一个“进”字。
孙师毅与许幸之有关修改《义勇军进行曲》结尾歌词的回忆,并不相互扞格。很可能是孙师毅修改在前,而许幸之建议在后,聂耳善于听取意见、精益求精,使歌曲日臻完善。事实上,聂耳理应是《义勇军进行曲》歌词修改的主力。这一点早为田汉所指出,否则就很难解释何以定稿歌词与原创的字句有差异。
这也符合作曲者对歌词处理的一般通则,向延生的相关研究揭示聂耳对《码头工人》《打砖歌》《打桩歌》的原诗曾作较大调整(后二者近乎是重新创作),还有聂耳与孙师毅合作谱写《新女性》主题歌,聂耳说服对方将原作长诗拆分成6首组歌。凡此种种,都佐证聂耳对原创歌词的修改能力与艺术胆魄。聂耳从小热爱文艺,至迟到1933年就确立了“音乐、戏剧、电影,便是我一生的事业”的个人发展目标,在此前后撰写与发表的文字表明他良好的文学天赋,这就为其修改歌词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鉴于孙师毅、许幸之都曾参与《义勇军进行曲》歌词的修改,有必要逐一考察甄别。从孙师毅既有公开发表的作品(包括他主编的“现代中国史丛书”)来看,没有找到他宣扬“中华民族”的书证,因此他施加这方面影响的可能性不大。许幸之除了美术创作,也是文学爱好者,作有诗歌、小说等,但是他既有的作品也不见“中华民族”的字样。相反,我们在他执导摄制完成《风云儿女》的翌年创作的诗歌《万里长城》中找到反例。
该诗以万里长城为歌咏对象,当是对《义勇军进行曲》“筑成新的长城”诗意的进一步发挥,然而,该诗4次运用“中国民族”:“你,万里长城!你这中国民族底巨大的毒蛇啊”“你把中国民族底自由,
加上一条又长又重的锁链”“当中国民族斗争的洪流,把你吞没了之后”,还有结束句“摧毁你!摧毁你!摧毁你这贻害中国民族的毒蛇”。可见《风云儿女》主题歌并没有影响他采用“中华民族”。事实上,许幸之在此前创作的《扬子江》一诗,就3次使用“中国民族”一词,称扬子江是“我们中国民族的乳娘”,可谓渊源有自、积习甚深。一旦孙师毅、许幸之二人被排除在外,《义勇军进行曲》的关键修改出自聂耳之手的事实不言自明。更具说服力的是,聂耳此前参与《回春之曲》的谱曲工作,就已将“中国民族”改成了“中华民族”。该剧是田汉1934年底创作的话剧,演绎南洋爱国华侨归国抗战,受伤失忆,在恋人的照顾下最终康复。翌年1月31日至2月2日,上海舞台协会首演此剧,聂耳为该剧的4首歌曲作曲。
现今存录的该剧本中《告别南洋》《春回来了》歌词分别采用“中国民族”“中华民族”。《回春之曲》1935年5月收入上海普通书店出版的同名剧本集。不过,该集洪深“序”文末写明是“(民国)廿四年五月二十日”,而田汉“自序”文末标明“端阳后一日”,“端阳”即端午节,应是1935年6月5日,“后一日”即同年6月6日。当时田汉尚在南京狱中,出版时间理应稍后,那时《风云儿女》已公映,但田汉是在7月出狱后看到《义勇军进行曲》的,因此可以排除田汉受《义勇军进行曲》定稿影响改动《回春之曲》歌词的可能。普通书店版本的《回春之曲》收录的同名话剧,应当保留了当年原创原貌。该剧第一首歌曲《告别南洋》最后一节歌词如下:
再会吧,南洋!
你不见尸横着长白山
血流着黑龙江?
这关系着中国民族的危急存亡,
别了吧,我们第二的故乡,
我们更去争取这一线光明的希望。18
而第二首歌曲《春回来了》后半段如下:
乾隆皇帝何曾哀民瘼,
一任帝国主义苛例苛,
华工自动奋起挥长戈,
可怜老幼男女鲜血流成河,
二百年日月等闲过,
中华民族再不怒吼将如何?
再不怒吼将如何?
历史文本清楚地显示同一作者在同剧中创作两首歌词,分别采用了两个看似大同小异,在民国时期也曾一度混用的名词:“中国民族”与“中华民族”。但置于歌词语境,似大体能够领会词作者不同的所指,前者(中国民族)专指中华民国疆域内的华夏民族,而后者(中华民族)则包含了海外侨胞、海外同胞。
聂耳逝世后,《明星》第2卷第3期(1935年8月16日)刊发聂耳遗作《告别南洋》,作者标明是“故 聂耳作曲/陈瑜作歌”,最后三句显然经过调整,如下所示:
这是中国民族的存亡!
再会吧,南洋!
再会吧,南洋!
我们要去争取一线光明的希望!20
文本显示聂耳虽然修改了原歌词,但是仍保留了“中国民族”一词。然而,1935年春任光安排上海“百代”将聂耳为话剧《回春之曲》等所作插曲灌制成唱片,所唱歌词又有不同。据《任光年谱》,当时灌录的作品有《慰劳歌》《梅娘曲》《春回来了》等,偏偏没有《告别南洋》。好在现存百代唱片有这首歌的原唱,编号为34928b,现在还能听到金焰原唱的《告别南洋》,唱的是“这是中华民族的存亡”。这应当就是《聂耳全集》依据所在。
此一修改或许是在田汉被捕之后完成。无论如何,聂耳为《回春之曲》的谱曲工作有力地证明:他已接受采用“中华民族”一词。《春回来了》还将原歌词的“中华民族再不怒吼将如何!再不怒吼将如何”调整为“中华民族再不怒吼将如何/中华民族再不怒吼将如何”,将“中华民族”重复两遍。特别是《告别南洋》之歌将“中国民族”改成“中华民族”,深化了聂耳这一用语习惯。
中国民族、中华民族,原本没必要生分。由于日本侵华激发的空前的民族危机,无论是在祖国疆域之内还是海外世界,不管是何种阶层,都能深切地感受到亡国灭种的迫近。为此,能够包含“中国民族”的“中华民族”一词取代前者势所必然。对这一关键修改,田汉无疑是认同的,他在1935年11月与马彦祥合作的话剧《械斗》,12月由中国舞台协会首演于南京,结束是台上群众合唱一歌:“同胞们,快停止私斗,来雪我们中华民族的公仇。”该句不仅是歌曲的起始,而且在结束部分又重复两遍。27剧本虽有合作者,但此歌却是田汉一人独创。这正是《义勇军进行曲》流传开来后,田汉转受影响在创作用词方面的体现。
同年《生活教育》刊发田汉的《械斗之歌》,分有三大节,可知舞台所唱仅是最后一节。同栏目还接着刊载了田汉的《回春之曲》(原题为《告别南洋》)、《春回来了》等《回春之曲》话剧插曲歌词。其中《回春之曲》(《告别南洋》)将“中国民族”改成了“中华民族”:“这关系着中华民族的危急存亡”;《春回来了》结束仍作:“中华民族再不怒吼将如何?再不怒吼将如何?”这既可能是作者田汉的改定,也可能是编辑的修改,都可视为社会舆论对“中华民族”的认同,《义勇军进行曲》的积极影响于此可见一斑。
三、聂耳采用“中华民族”溯源
在中华民族从自在到自为的觉醒关键期,“中华民族”一词的逐渐通行获益于各方面的合力作用。对于聂耳而言,除了前述参与话剧《回春之曲》的音乐创作历练,促其采用“中华民族”的还有他在上海所处的进步电影文化圈。
身在上海、喜欢电影,自称“吃电影饭”的聂耳,深受中国电影转向发展的影响。从1930年7月由云南抵沪到1931年4月加入明月歌舞剧社,聂耳从云丰申庄店员迅速跃升为上海演艺界人员,进而成为沪上戏剧、电影、音乐界三栖的复合型文艺人才。而九一八事变后特别是经历一·二八淞沪抗战,上海电影界风气为之一变,宣传抗战、追求进步的影片不断涌现,中国共产党因势利导,掀起左翼电影运动的狂飙。正因为亲身参与左翼电影运动,聂耳获得了为《风云儿女》主题歌谱曲的机会。具体到改用“中华民族”一词,聂耳还应当受到新兴电影运动左转之际的电影文化的影响。
聂耳日记不乏这方面的观影记录,比如《火山情血》《野玫瑰》《天明》,等等。1932年7月8日记曰:“看‘光陆’《十九路军一兵士》试片……回家写影片评。”“光陆”指的是上海的光陆大戏院,《十九路军一兵士》是强声有声彩色制片公司在1932年上半年摄制的新片。聂耳观影后写的评论,发表于7月10日上海《时报》副刊“电影时报”,题目即为《十九路军一兵士》,副标题为“新闻片凑成 大可以赚钱”。文中简介该片剧情,一个英勇的兵士几次受伤,因抗日有功,升为连长。聂文认可该片“收音的成绩还不太差”,“还可值得一看”,但是“当做一部新闻片去看。因为它是片断的新闻片凑合而成”,“不能十分紧张观众的情绪”,进而揭露“强声”做此片子旨在“大赚其钱”的用意。但看该片“本事”,该纸说明书分明印着男主角李其林在上海参加蕰藻浜一役,肩部受枪伤,被红十字会救回,“当抬回时,口中高呼‘冲锋……冲锋……为中华民族的生存而冲锋”。这是该剧的高潮,观者自应过目难忘。
不独此片,在一·二八淞沪抗战结束后的一个短时期内,上海电影界充分利用战争导致的南京政府统治失序,大力拍摄抗战题材的进步电影以响应观众的需求,其中不乏宣扬“中华民族”的镜头。相较继起的左翼电影,上海电影界在这一时期具有较大的创作拍摄自由。相关活动影像自然会唤起观众对“中华民族”的感想——“为私仇而赴国难不是我们需要的!忘了群众的力量,须知国难是中华民族的国难”,刊载于《电影日报》第58号(1932年8月18日)的“裴莉”署名文章《〈共赴国难〉给予我的感想是什么?》,起首揭橥上述观点。
文章作者对《共赴国难》持批判立场,不满意该片表现长兄为国牺牲,“其弟兄乃为私仇而奋勇救国”的剧情,文章认为该片给观众以错误的暗示:“假如你没有丝毫个人的仇隙,凭他炮火连天,决不愿去牺牲了自己而去为中华民族争生存的”,并且“漠视了全民族群众的力量”。“中华民族”一词在该文概凡两见,很令人对《共赴国难》浮想联翩,可惜现在不能看到影片。
尽管看不到相关影片,尽管那篇影评文章在两度使用“中华民族”之外还出现一处“中国民族”,但是电影在传播“中华民族”概念方面站在了时代的前列,这应该是没有疑义的。身在电影圈的聂耳,受此影响可能会更大些。
结 语
通过对《义勇军进行曲》定稿前三个版本歌词的考察,经由对历史上参与歌词修改者的甄别排除,确定是聂耳将该歌原词中的“中国民族”改成“中华民族”当无疑义。类似修改在聂耳为田汉《回春之曲》插曲《告别南洋》谱曲活动中即已初次实行,该剧另一插曲《春回来了》高唱的“中华民族”则在客观上起到了积极的示范意义。聂耳这一修改还可追溯到更早的影响源,一·二八淞沪抗战后涌现的抗战电影如聂耳观看并作影评的《十九路军一兵士》便是明证。
在进行以上论述中,本文并不认同《电通半月画报》刊发的所谓《风云儿女》原著是田汉的原创,这一点前已经向延生论文指出,而本文引用的《义勇军进行曲》第二个版本提供了新的佐证。本文在推出主要结论之余,另有三个附属见解潜行文中,值得特别推介:一是《义勇军进行曲》定稿于日本,该歌第三个版本可提供这方面的佐证,此前质疑之说无待多论;其二,鉴于聂耳对歌词的创造性修改,《义勇军进行曲》曲作者实具诗人之潜质;其三,《义勇军进行曲》不仅在激发全民族抗战意志方面功绩卓著,而且在“中华民族”的全民族认同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这也就为其日后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且一字不易作了铺垫,此一条尤其不可轻忽。
说明：
“ 史学研究”（ID：whzh_21bcr）
原载《史林》2019年第5期
文中内容不代表东亚评论观点和立场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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