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12月15日凌晨，北京上空的一场飞机失事让周恩来留下了眼泪，让中国的国防科技建设受到重创。
因为郭永怀，驰名世界的空气动力学家，“两弹一星”元勋之一，就牺牲在这场事故当中，而他在临死前还不忘保护重要的数据资料。
求学历程
郭永怀1909年4月4日出生于山东省荣成市一个偏僻的乡村，父亲务农，家境贫寒，郭永怀自幼就帮着家里拾柴禾、放牛。他的叔叔是个秀才，看到郭永怀从小好学，就把他带到自己的私塾里去念书。村子里没有高小，读完私塾后，郭永怀考取了离家45里远的石岛镇明德小学。勤奋刻苦使他在班上崭露头角，并以优秀的成绩毕了业。接着，郭永怀考取了青岛大学附中公费生，成了村子里的第一个中学生。在中学里，郭永怀废寝忘食地钻研学问，成绩总是名列前茅，在自然科学方面开始显露才能。老师鼓励他在中学毕业后要继续深造。
1929年盛夏，贫穷的郭永怀孤身一人来到天津。在热心的山东老乡帮助下，打听到南开大学将招收为数不多的公费生，他以优异成绩考入南开大学预科理工班。当时，学校里有一些学生嫌郭永怀“土气”，不屑与他为伍，而郭永怀则一头扎进了知识的海洋，并且找到了三五个志同道合的“寒门弟子”，在一起组织了一个新颖的读书会——“微社”。他们平时相互切磋砥砺，星期日聚会，报告交流学习心得，数年如一日，从未间断。微社的同伴后来多数成了学者名流，其中有数学家胡世华，经济学家陈振汉等，他们把郭永怀视为忠厚长者，对他的人品学问十分佩服。
1931年，郭永怀转入本科，决心攻读物理学。南开大学当时没有物理系，他打听到电机系有一位物理学教授叫顾静薇，就投到她的门下，成了她唯一的物理专业的学生。顾先生非常赏识这位好学不倦的学生，为他单独开课。
当时，在北京大学物理系有位著名的光学专家饶毓泰教授，曾在南开任教。顾先生认为，郭永怀应该到他那儿深造。1933年，这位渴求知识的青年得到了北京大学物理系的奖学金。从此，他在名师指点下，学业上更加突飞猛进。两年之后，他成了饶先生的研究生，饶先生也为有这样一个数学、物理上造诣颇深的学生和助手而感到高兴。
同登榜首
抗日战争开始之后，北大、清华和南开一起在昆明组成西南联大。1938年，郭永怀随校迁往昆明西南联大。这时他的兴趣从光学转向力学。当时，他借住在昆明的昆华中学高中部。一个小小的四合院里真可人才济济，其中有后来成为知名学者的钱伟长、林家翘、段学复、汪德熙等人。1939年仲夏，传来招收中英庚款留学生的消息，小院子里一时沸腾了，多数人跃跃欲试。饶毓泰教授极力推荐郭永怀应试。“二战时候日本飞机总在轰炸，蒋介石曾经迎战，但那些飞机都是从美国买来的旧的，所以根本打不赢，直到美国派来飞虎队。”郭永怀夫人李佩教授说，“所以在那个年代，像他们这些学物理的人就觉得单学理论没有用，因此报考中英庚款的时候就决定改学航空工程。”原先，考试委员会准备招收力学专业研究生一名，郭永怀与钱伟长 、林家翘一同应试。让人意外的是，这次考试中郭永怀与钱伟长、林家翘竟然同登榜首，五门功课全优，而且他们报的全都是航空工程。最后在叶企孙教授和饶毓泰教授的极力争取下，三人被一同录取。一时传为佳话。
1939年12月，三人从上海登船准备赴加拿大留学，忽然发现他们所领到的护照竟是由日本政府签发，当即怒不可遏，认定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时期，他们宁可不留学，也不能接受侵略者的签证，于是愤而下船，放弃了这次留学机会。直到次年8月，他们重又接到多伦多大学的通知，才再次出国。
郭永怀、钱伟长和林家翘三人一起进入了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应用数学系，又一起在半年后拿下了硕士学位，这样的成绩让当时的数学系主任辛格教授赞叹不已。他们都取得了出色的成果。该校最优秀的学生与他们相比，也相形见绌。辛吉教授赞叹说：“想不到中国有这样出色的人才，他们是我一生中很少遇到的优秀青年学者！”。郭永怀在加拿大不到一年，就完成了《可压缩粘性流体在直管中的流动》这篇具有独特见解的论文，获得了硕士学位。接着，他向辛吉教授表示要研究一个更难的题目：可压缩流体跨声速流动的不连续问题。辛吉回答说，可以做，但是很不容易啊！由于导师对此也不甚熟悉，郭永怀决心求教于当代航空大师——冯•卡门
1941年5月，郭永怀进入美国加州理工大学，师从“航空之父”流体力学大师冯•卡门，专业为空气动力学。那里，有一大批世界上最优秀的流体力学和空气动力学专家聚集在卡门身边，有装备最为先进的古根汉姆航空实验室（GALCIT），对于立志投身于航空工业的郭永怀来说，实在是一个难得的优良环境。他向卡门陈述了自己想攻跨声速难题的想法，不料正中卡门的下怀。这位性格热情的大师对站在他面前的腼腆的青年学者十分喜爱。原来，他自己和他的同事也在探索这个棘手的难题呢！
突破声障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期，国外航空工业蓬勃发展，已具有相当高的水平，其标志之一就是飞行速度不断提高，达到每小时700公里。可是，当人们尝试进行跨声速飞行时，也就是说，飞行速度接近声音在空气中的传播速度（约每小时1200公里）时，却遇到了极大的困难。飞机一达到这种速度，驾驶员感觉到一系列蹊跷的现象：飞机受到的阻力剧增，支撑飞行的升力骤降，舵面失灵，头重尾轻，甚至机翼、机身发生强烈振动。这一切像一堵高墙，阻挡了航空工业发展的道路，人们称它为“声障”。多少勇敢的飞行员试图逾越这一障碍，可是结果都是机毁人亡，以失败告终。难道“声障”果真是不可逾越的吗？这是摆在当时力学家和航空工程师面前的一个严重问题。
可是，要在理论上解决这个问题绝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这是一个难题，根本没有现成的方法可以因循。凭着郭永怀的才识完全可以避开这个难题，另走一条平坦大道，博士学位唾手可得。但是，为了科学的发展，他偏偏选择了这条荆棘丛生的崎岖小道。当时，加州理工学院的航空系正处在全盛时期，人才济济，即使在这些出类拔萃的人物中，也很少有人敢沾这个难题的边。冯卡门非常钦佩这个中国青年的无谓精神，并尽力为他创造良好的条件，使他能集中精力，攻克难关。冯卡门逢人便讲：“郭正在做一个最难的课题，你们不要用零碎事情去打扰他。”
从此，郭永怀开始了最艰苦的研究工作。历经困难、挫折和失败，通过4年多时间的辛勤劳动，郭永怀终于在跨声速流动的研究上取得重大成就，1945年，他以坚强的毅力，完成了有关垮声速流动不连续解的出色论文，获得了博士学位。钱学森的评价是：“郭做博士论文，找了一个谁也不想沾边的题目，但他孜孜不倦地干，得到的结果出人意料。”
郭永怀在跨声速领域里的学术成就博得了世界公认。值得指出是是：他和钱学森一起提出了“上临界马赫数”的概念。这是一项重大发现，为解决跨声速飞行的工程问题提供了理论基础。1945年，冯•卡门的一个大弟子到康奈尔大学创办航空工程研究生院，郭永怀便随之去任教。他的研究成果为人类突破音障、实现超音速飞行作出了重要贡献。他还发展了新的计算方法，解决了突破声障的难题，钱学森将这一方法命名为“PLK”方法。其中“K”就是“郭”的第一个英文字母。
喜结连理
1947年，郭永怀和在西南联大的校友李佩结识，李佩，江苏镇江人，1918年出生在北京。中学就读于美国教会学校贝满（Bridgeman）女中，1937年考入北京大学经济学系，1938年至1941年在昆明西南联大学习，曾任西南联大学生会副主席。大学毕业后，李佩在重庆中国劳动协会工作，参与诸多进步活动，创办工人夜校和工人托儿所。李佩受到中共地下党员影响，曾帮助把美国劳动协会的捐款送到延安解放区。李佩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参加了包括校场口事件等多个中共领导的进步群众运动。1947年李佩赴美国康奈尔大学工业与劳工关系学院学习工商管理，攻读管理学硕士，在这里她与郭永怀相识、相恋，1948年结为连理。
“虽然我们都在西南联大读过书，但在当时我并不认识他，只知道考中英庚款时有三个人全拿满分，这个消息传遍全校。”李佩回忆说。
执著回国
新中国成立前后，很多留美的中国学生渴望回国，留美科协也进行了动员。“当时有人要回国，来问我们是否一起走，我说要看老郭，但他手里正有很多科研和教学的任务，所以我们打算过一段时间再说。”李佩说。
然而随后，美国从1951年开始禁止中国学生回国，连离开美国国境都一律不许。1953年夏天，英国著名教授莱特尔力邀郭永怀去英国讲学，美方却以种种借口拒绝签证。与此同时，钱学森的回国请求也一再被拒，对此，两个人都满腔怒火，却又无可奈何。
终于，在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上，中国代表团迫使美国同意让中国留学生回国。1955年，钱学森坐上了回国的轮船。一年后，结束了手头的工作，郭永怀和李佩也一起返回祖国。
实际上，郭永怀回国的消息刚一传出，移民局的人就找上门来，国民党当局也开始积极活动起来。据李佩回忆，1956年初，台湾“教育部”曾派一位也曾在康奈尔大学读书的同学来游说郭永怀，但他断然拒绝：“对不起，我对台湾不感兴趣，我已经买好了回国的船票。”而后，郭永怀的一位大学同学在他们回国前两天来到他家，谈了大陆的形势，问郭永怀的打算，郭永怀坚定地表示要回国、回大陆。对方听了半天没有说话。“他也是想劝老郭去台湾的，但老郭没有等他说出口就直接挡回去了。”李佩说。
而后，素来沉默的郭永怀做出了一件惊人之举，在临别的聚会上，郭永怀把自己尚未发表的论文手稿全部一页一页扔进了火堆。面对李佩的惋惜和不解，郭永怀说，那些东西都记在了自己的脑子里，这样做是为了回国方便。“我们离开美国前的最后一餐是在赵元任家吃的，他夫人本来也请了胡适，但胡适没有来，因为觉得这次请的都是要回国的人，他来不太合适。”李佩回忆说，“但他说了一句话，他说：‘连郭永怀这样的人都要回国，可见人心所向。’胡适觉得老郭是个书呆子，不问政治的，但现在连他都要回国了……”
献身祖国
当郭永怀等人走过罗湖桥时，钱学森的一封信已经等在了那里。信里写道：“我们本想到深圳去迎接你们过桥，但看来办不到了，失迎了！我们一年来是在最愉快的生活之中，每一天都被美好的前景所鼓舞，我们想你们也必定会有一样的体验……自然我们现在是‘统一分配’，老兄必定要填写志愿书，请您只写力学所，我们拼命欢迎的，请您不要使我们失望……”
初到中科院力学所，郭先生的名义是学术秘书，不久改任副所长，钱学森是所长。他们这一对“冯•卡门学派兄弟搭档”，一人抓规划，一人抓落实，契合无间。郭永怀的到来显著加强了中科院力学所的领导力量，加速了中科院力学所的建设。
中科院院士俞鸿儒回忆说：“钱学森是大刀阔斧，非常果断，但是郭先生是非常细腻，非常周到，所以他们这样互补。”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是二战后西方，尤其是美国科技发展最迅猛的时期之一。回国对郭永怀来说，意味着彻底退出世界学术前沿。“所以他第一次跟我们谈话的时候就说，他回来对个人的学术成就已经不计较了，他只是想，怎么能够把咱们国家的科学事业搞上去。”俞鸿儒说。“郭先生回国有更大的理想和决心，他要把自己全部的身心献身于祖国，他不论什么事，只要祖国需要，便全心全意地去做好。他把自己当做铺路石子，以培养下一代作为自己的使命。国家的前途就是他自己的前途，别无他求。”中科院院士郑哲敏说。
1965年，郭永怀曾经讲过：“我作为一个中国人，特别是革命队伍中的一员，衷心希望我们这样一个大国早日实现四个现代化，早日建成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来鼓舞全世界革命人民。”他为实现这个宏伟的目标献出了自己的一切。
郭永怀在国外主要是从事理论工作和解析工作，他选定的课题都是国际上的难题。为此人们往往把他看做一位单纯的理论家。然而令很多人意外的是，他也很重视新技术和实验工作，而且为新成立的中科院力学所带来了新技术和实验手段。“原来在郭先生准备回国之前，曾经专门考察过他认为我国科学发展所需要的新技术和新领域。”郑哲敏说。
认识郭永怀的人都说，郭永怀身体很瘦，平日不苟言笑，总爱低头沉思，然而他工作起来精力超人。
当时，郭永怀的工作并不限于中科院力学所，他同时还担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化学物理系的主任；承担三峡大坝抗核武器攻击的研究，并进而为工程兵策划建立防护工程研究基地。“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是我国防护工程研究的奠基人。”郑哲敏说。他又是西南工程物理院的副院长，参加核武器的研制，研究核武器的投放并负责建设该院的结构力学实验室。
1960年，前苏联突然撤走在华的全部核工业系统专家，随后又停止供应一切技术设备和资料。钱三强找到钱学森，钱学森“毫不犹豫”地推荐了郭永怀。
“对我们来讲这是一个问号。因为郭永怀在美国学的是空气动力学，他没有摸过原子弹，而且这在美国是绝密的，前苏联也是绝密的，他怎么懂啊。”中科院力学所研究员谈庆明说，但是，“实践证明郭永怀担当了这四个字，他解决了问题”。
1960年3月末，中央决定自行研制核武器，105名专家学者组成了一支特殊的队伍，郭永怀正式受命担任九院副院长，负责原子弹的理论探索和研制工作。他和实验物理学家王淦昌、理论物理学家彭桓武一起，组成了中国核武器研究最初的三大支柱，被人们戏称为“三大菩萨”。
李佩回忆说：“他没跟我说过他干什么，但是我知道他要干的事情是比较重要的。因为钱三强那时候到我们家来了好几趟，来找他，跟他谈。他们谈话的时候，一般我都不会在旁边的，但是我知道钱三强那个时候已是二机部的副部长，所以我想一定是跟他二机部的工作有点关系。”
郭永怀的工作更加繁忙了，他不停地穿梭在北京与西北高原原子弹试验基地，指导试验，排解难题。
为了加快核武器的研制步伐，1963年中央决定将集中在北京的专业研究队伍，陆续迁往青海新建的核武器研制基地。这个基地位于海拔3800多米的高原地区，气候极其恶劣，由于缺氧和缺乏营养，不少科研人员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高原反应。而郭永怀不停地往来于北京和基地之间，频繁的高原反应严重损害了他的健康。
然而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1964年10月和翌年5月，我国第一、第二枚原子弹先后爆炸试验成功。1967年6月，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试验成功。而在参与氢弹研制的同时，郭永怀同时还参加了人造卫星的设计。与此同时，为了完成援外任务，他还担任研制一种单兵肩扛式防空导弹的总设计师，只用了不到半年时间就奇迹般地制成了这种超低空的地空导弹。
原子弹爆炸成功，李佩并不知道，她就记得那次郭永怀回家以后，王淦昌就请大家到他们家去吃饭，“他们也不提为什么，但是他们都非常高兴。”李佩说。她事后回想道：“他那天请我们吃饭，为的就是庆祝原子弹爆炸成功吧。”
1968年10月，郭永怀再次来到基地进行中国第一颗热核弹头发射试验前的准备工作。12月4日下午，郭永怀发现了一份重要的数据线索，当即要赶回北京。为了安全，周恩来曾经叮嘱过郭永怀等科学家尽量不要乘飞机，但郭永怀为了赶时间仍是经常飞来飞去。那天他得知当晚兰州将有一架民航飞机飞往北京，便驱车前往。临行前大家都劝他晚间飞行不安全，郭永怀却笑着说：“飞机快，我只要打一个盹就到了，第二天早上刚好汇报工作……”
然而，第二天早上当飞机飞临北京机场，距地面约400米时，突然失去平衡，一头扎向1公里外的玉米地，腾起一团火球，机上十几个人几乎全部遇难。“当时飞机上十几个人，只有一个人幸存。他后来在医院里回忆说，在飞机开始剧烈晃动的时候，他听到一个人大喊：‘我的文件！’后来的事情他就不记得了。”李佩说。
而后来，在烧焦的尸体当中人们发现有两个人紧紧抱在一起，当人们费力地把他们分开时，才发现两具尸体的胸部中间，一份热核导弹试验数据文件完好无损。凭借残存的几缕花白的头发，人们认出这两个人就是郭永怀和他的警卫员牟方东。
郭永怀的不幸罹难让周恩来总理失声痛哭，1968年12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务部授予郭永怀烈士称号。1999年中共中央授予郭永怀“两弹一星元勋”奖章。
开启新中国的留学潮
在郭永怀离去的41年里，李佩独自一人生活，屋里的陈设几乎没有任何改变。但，她是坚强的。
当年回国时，由于英文好，李佩被安排到中国科学院外事局工作，但为了照顾丈夫和女儿，她选择去中国科学院行政管理局设在中关村的西郊办公室任副主任。当时中关村没有粮店、菜市场，一片荒凉，李佩就负责做这些后勤建设。
1961年，李佩来到位于北京玉泉路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英文，郭永怀频繁地出差，李佩知道他在做重要的事情，只是默默支持。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李佩与郭永怀的女儿郭芹插队到黑龙江一个偏僻的地方，李佩因留学经历被当做“美国特务”接受单位审查，还好郭永怀因为承担着重要任务，受到特别保护。1968年底，郭永怀不幸逝世，在处理完后事以后，郭芹又回到她插队的地方，而李佩则继续在单位接受审查。直到1974年中国科学院开始外派留学，李佩才被抽调出来，为各研究所抽调的外派人员教授英文。
1978年，“科学的春天”到来，中国科学院在全国第一个恢复了招收研究生制度，时任院长严济慈找到李佩，要她出任外语教研室主任，解决研究生院的英语教学问题。于是李佩开始想尽各种方法网罗、培训英语教师人才。她在研究生院创建的英文师资班，后来成为教育部办师资班的原型。因为她的英语注重应用，因此人们将她称作“中国应用语言学之母”。
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李政道应邀来中科院开设两门物理学前沿课程，为了帮助中国的优秀物理人才到海外深造，李政道向严济慈提议举办“中美联合招考物理学学生”（CUSPEA）项目。
然而在那个时侯，中国还没有GRE和TOEFL考试，而这是外国学生进入美国大学读研必须通过的。于是，李佩在仔细研究了GRE和TOEFL的考试题目以后，循着同样的思路，负责了历届CUSPEA项目英语笔试的出题和评卷工作，并参与了口语面试。由于她把关严格，因此当年在申请美国部分大学的推荐信中，英文水平证明书中只要有李佩的签名就会得到认可。
当时，教育部每年派出500名公费留学生。中科院的一位外教Mary提出，让学生们自己申请美国大学的奖学金，李佩也认为这个主意很好，在时任研究生院副院长彭平的默许下，李佩和Mary复印了五六百份外国大学的申请资料发给学生，当年就有近百名学生从美国多所大学获得了奖学金，漂洋过海开启了当代中国的“留学潮”。
1989年，著名声学家汪德昭院士在郭永怀先生诞辰80周岁的纪念会上说过：“我们尊重并怀念郭永怀先生，但郭先生的夫人李佩女士也是一位十分受人尊重的人，她非常优秀，她是一位传奇式的人物。”
爱与美的象征
李佩教授被学生公认为博学、爱心、美丽与优雅的象征，深受几代科学家与学生的尊重。研究生院1978级的学生朱学渊在文章中描述：“李先生承庭家训，学兼中西，是科学院里很难得的一个美国通，她日日奔波于中关村和林学院间；应接国外知名学者，安抚外籍英文教师，有尊严而无傲气；对同学们亦从无疾言厉色，那清逸的身影中有着一颗慈母般的心，是院里最有威望的人物之一。”
李佩的生命中好像负有一种特殊的使命，在世间传播着爱和智慧。1997年，灾难却再次降临，她女儿郭芹因病去世，79岁的李佩却没有因此缺一堂课，依然提着录音机走上讲台，只是人更清瘦了，声音有些沙哑。
第四届北京十大杰出青年杨佳，22岁时考入中科院研究生院成为李佩教授的得意弟子，24岁时留校教英语。29岁时双目失明。杨佳从头学习盲文，把学生的作业扫描进电脑，靠语音系统转换成声音给学生判作业。她为博士生们开设了20多门英语课程，恩师李佩亲自为她的新书《研究生英语阅读》作序。在李佩教授的鼓舞下，杨佳失明8年后又走入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用一年时间以全优成绩获得公共管理硕士学位，被称为哈佛的骄傲。
1987年李佩退休了。她抱着“让老年人独立自主地选择和安排晚年生活”的宗旨发起成立了“中关村老年互助服务中心”，为社区老年人提供义诊、上门配眼镜等服务。但大家都觉得“不过瘾”。后来，李佩被90多岁的数学家孙克定自学电脑的学习热情所感动，决定把专家请到社区来，办一个社区版“百家讲坛”。
除了每周给中关村的老人们上两个半天的英文课以外，每周五的下午两点，是她组织的讲坛固定“开坛”的时间。凭借她的威望，黄祖洽、何祚庥、杨乐、厉以宁等专家学者被她邀来开讲座。我国农村的贫困问题、中美关系与台湾问题、爱斯基摩人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美丽的鸟类世界、如何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茶与健康、当前我国航天事业的焦点、生命信息遗传中的若干数学问题……讲坛内容五花八门。2003年7月4日“非典”疫情之后，李佩主持了“中关村人SARS后的思考”讨论会，与会者讨论了公众的知情权、社区环境建设 和垃圾分类问题。
对于80多岁高龄的老人筹划每次讲座都要耗费大量的精力，李佩也曾想过放弃。但在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中，她意识到“作为一名老共产党员，应该首先从自己做起，从现在做起，起到模范表率的作用”。在重重困难中，她坚持了下来，并得到中科院王淦昌、彭桓武、严陆光等院士的经费资助。谈到未来，李佩说：“我的理想就是希望自己注意健康，过好每一天的生活，尽可能多为大家做一点事。太高的理想我做不到，我只能帮助周围的朋友们，让他们生活得更好一些。”但是她也说：“有时候我连小事也做不了，比如说中关村的交通，骑自行车者横冲直撞，甚至撞倒过老院士、老科学家，我想拦住这些不讲公德的骑车人，问问他们为什么不遵守交通规则，但他们跑得太快了，我追不上。”
李佩教授在中关村住了50年的楼房在蒙蒙尘埃中显得斑驳、陈旧。室内摆设仍与郭永怀共同生活时的模样差不多，客厅里的两个单人沙发和茶几是回国时父母补送给她的嫁妆，硬木花格架、长条形茶几和钢琴是她和郭永怀一道买的，所不同的也许只是今天客厅的地面涂上了暗红色的油漆，而不是当年精制的纯羊毛地毯。
2003年，中国科大45周年校庆时，李佩教授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追授给郭永怀先生的纯金质“两弹一星功勋奖章”捐赠中国科大校史馆永久珍藏。2007年生活俭朴的李佩教授将个人的全部积蓄分别赠与中科院力学研究所和中国科技大学的郭永怀奖学金。4月27日，力学所隆重举行了李佩教授捐赠仪式。6月5日，中国科大五十周年校庆筹备组宣布，89岁高龄的李佩教授向中国科大郭永怀奖学金捐款30万元人民币。
李佩在人们的心目中是美丽的化身。中国科大的一位教授说：“我做了一个统计，一星期里李佩教授在课堂上没有穿过相同的衣服，她的服饰非常漂亮。可以想像她年轻时是多么美丽。”
李佩是科学院的玫瑰，她比玫瑰还要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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