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一场史无前例的鼠疫降临在东三省大地上，六万同胞不幸丧生，无数国人笼罩在疾病的恐怖阴霾下。
值此国难之际，伍连德博士挺身而出，以高妙医术力挽狂澜，成功控制鼠疫蔓延，凭实力在全世界圈了一把粉，以至于连当时英国媒体也说：“他为我们做的一切，我们无以为报，我们永远感激他”。
然而，对于20世纪中国鼠疫历史来说，1911年的东三省鼠疫，仅仅是个开始，真正的灾难，还得从民国时代的三十八年里说起。
一、鼠疫肆虐
据《中国鼠疫流行史》记载，民国的三十八年间，我国因鼠疫去世的人高达52万余人，其中仅1917年至1918年发生在山西、绥远地区的肺鼠疫，就造成了14600余人死亡，鼠疫带来的危害，由此可见一斑。
说来奇怪，自从十四世纪欧洲爆发鼠疫后，人类已逐渐掌握了一些预防鼠疫的方法，为何民国时代的鼠疫，还会在祖国大地上猛烈流行呢？
其实，民国年间鼠疫肆虐，是多重原因造成的，这其中首当其冲的一条，便是民国公共卫生建设太薄弱。
国民政府成立后，一心致力于让国家权力向县以下延伸，在此过程中，一股新的势力——乡绅阶层应运而生。
不得不说，乡绅阶层的产生，的确增加了国民党政府的向心力，但与此同时，乡绅阶层也影响了国民政府经济改良的措施，导致国民政府的职能无法有效发挥，许多改良乡村的政策无法落地，农村的建设日益衰败，进而影响到城市的发展建设。
除此之外，国民政府在饮食卫生方面的监督管理存在漏洞，也是鼠疫流行的原因之一。
虽然国民政府颁发了大量关于卫生管理的政策法规，但依然挡不住食物中毒事件频频发生。比如1934年《申报》上便记载了上海虹口欧嘉路50号协兴饭馆因食物中毒事件，先后导致11人去世的丑闻，可见当时的卫生监管情况，实在让人不敢恭维。
若说监管漏洞还能设法弥补，那民国时代卫生经费不足，资源匮乏的大坑，却足以让国民政府在对抗瘟疫中败下阵来。
要问民国时期卫生事业的经费有多可怜，不妨看看1936年教育与卫生经费的对比数据。据史料记载，当时安徽、河南等省的卫生经费在所有费用中占比仅0.3%，比教育经费少50倍，而在武汉，公共卫生人员的缺口更是一度高达2000人，以至于当地许多百姓因医护人员严重缺乏，无法享受医疗卫生服务。
不仅如此，民国时期还存在公共卫生资源分布严重不均，城市与农村的卫生差距大的问题，侧面为鼠疫流行创造了有利条件。
虽然民国政府在城市与乡村都进行了公共卫生建设，但部分乡镇卫生仍存在许多不足。比如城市里的垃圾有专人清运，菜市场也有人定期打扫，但农村菜市场却苍蝇密布，无人管理，同时由于农村的垃圾筒大多是木制的，常常损坏，一些村民便将垃圾随意倾倒，进一步加剧了环境污染。
糟糕的公共卫生建设，为鼠疫的传播提供了土壤。而战乱不断的大环境，尤其是二战时期，日本对中国实现细菌战的行为，则加速了鼠疫的蔓延。
据调查统计显示，仅浙江一地，就有约6万人死于细菌武器攻击，其中衢州约4万人，金华5000余人，丽水6800多人。另外，日军还在金华对国民政府军实施细菌攻击，导致2393名军人牺牲。酷烈的细菌战，还造成了当地后来多次瘟疫。
二、硬核防治
鼠疫屡禁不绝，让国民政府伤透了脑筋，但奇怪的是，新中国成立后，鼠疫却突然像人间蒸发了一样，在极短的时间内销声匿迹，这是怎么回事呢？
说起来，民间鼠疫能够及时扑灭，离不开新中国的硬核防治鼠疫措施。
新中国成立以来，对包括鼠疫在内的传染病防治，一直投入巨大的力量。而除了强化医疗资源，弥补以往卫生防治的短板外。一些专家学者采用“相对独立鼠疫自然疫源地”学说理论，结合我国特点，在实践中发展成“灭鼠拔源”的工作方式。
这项工作简单来说，就是要将鼠疫发生地的宿主数量，减少到某一限度之下，使动物间鼠疫传播停止，这样就算之后宿主数量重新增加，鼠疫细菌也无法再自发重新产生了。
鉴于当时通辽地区的鼠疫最为严重，一场轰轰烈烈的“灭鼠运动”率先在通辽一带展开。当地的达乌尔黄鼠在这场灭鼠运动中数量锐减为每公顷0.3只。此后，为了彻底消灭鼠疫，我国进一步提出将黄鼠数量控制在每公顷0.1只的新要求。
大规模的捕鼠行动，让以黄鼠作为宿主的鼠疫传播大幅度减少，但与此同时，以家鼠为宿主的鼠疫及外来输入型鼠疫的防治工作依旧艰巨。比如80年代初，云南就在时隔26年后突然爆发了家鼠鼠疫，极大的考验了我国的防控能力。
好在我国对此早有准备。早在云南鼠疫发生前，我国便长期对该地区进行鼠疫监测，等到云南鼠疫重新发生时，我国在第一时间便发现了异常，随即采取控制措施，并根据相关情况调整监测和控制措施，一旦发现鼠疫苗头，立刻进行扑灭，确保在全世界鼠疫重新高涨的大背景下，一件人与人之间的鼠疫传播都没有发生。
不仅如此，我国还制度了科学的鼠疫防控方法，通过控制捕猎旱獭等方式，防止鼠疫向人类传播。同时，我国也长期致力于改善生态条件，建立防鼠粮仓，在村落中灭鼠灭蚤，减少人类感染鼠疫的机会。
经过这样多年如一日，从未敢放松的防控。许多地区的鼠疫发病率，已经下降到极低的水平，就连曾经占据鼠疫发病首位的云南，在我国政府的长期努力下，发病率也可以下降到偶尔发生的水平。
从二十世纪中期到今天，曾经让老一代人刻骨铭心的瘟疫，渐渐成了一个让我们陌生的词汇。但这并不是说，瘟疫们自己跑掉了，而是靠新中国几代人的心血，以及无数奋战在防治瘟疫第一线的人，默默付出与守护。
无论是平凡年月，还是大敌当前，总有一群人挺身而上，守护我们的岁月静好
参考资料：俞东征《新中国鼠疫防制50年》、胡红梅《民国公共卫生体系及其与疫灾的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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