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上海的历史，在千奇百怪的大千世界里，叙述着自己的故事，他在影视中所表现的无非是一些皮毛。真实的上海滩，永远不会像史记里那样，留下详细的文字记载，只有一些老照片流传于世，他们背后的故事，有的已经湮没在历史的潮流里，有的被锁进了收藏的图书馆里，而更多的，被那些风云人物带进了坟墓。
经历百年风雨洗礼的上海，有多少故事值得去记忆，又有多少记忆要去告别。曾经苦难的岁月，屈辱悲叹的命运，仿佛就这样随潮流而去，辉煌与衰落在历史的长河里，只是短短的一瞬间。而这个古老民族的命运，始终没有放弃自己的追求，一直在用自己的方式，进行着前行的探索。
历史在叹息，在诉说着一个古老民族的悲切和深沉。我们大多数人都是潮流的跟随者，没有先知先觉者能够告诉我们，关于命运以及精神走向，能够超越时代的风起云涌。只有回首以往，遵循着前人留下的足印，才能听到一些历史脉搏的声音。或许后人能沿着这个声音，才有可能判别出今后要去的，一个大致的方向。
中华文明的历史渊源流长，从西向东由北往南，在河流的蜿蜒中，传递着每一种古老文明的兴衰。河流承载了历史变迁的过程，也是人类生生不息的命脉，这条命脉见证了时代更替的繁荣，让以漕运为业的船帮进入了历史的舞台，他是中国近代青帮史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民国以后，海运渐兴漕运业逐渐衰落，青帮也走到了岸上，开始在东部大中城市拓展。
关于青帮的辈分排序，叙述起来还是比较复杂的，一般的人也是分不太清楚的。中国帮会的组成人员，最初是一些行业里讨生活的苦力大众，他们的加入类似于现在的公会组织，这与明末清初参与政治斗争的帮会组织，有着本质上的不同。到了上世纪30年代，帮会的发展到了全盛时期，上海成为了青帮的圣地。
中国近代的民国史，又是与帮派紧密的联系在一起的。国父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与帮派的支持密不可分的，同盟会与兴中会等革命的中坚力量，都有各种帮会骨干参与在其中。自推翻满清统治以后，中国帮会形成了南北两派，而民国初期的上海，各方政治势力利用帮派争权夺利，宋教仁、陈其美等风云人物，都倒在帮派杀手的枪口下。
百年沧桑的上海，从历史文化上来看，绕不开旧上海两个标志性的名词，一个是旗袍，另一个是青帮。民国初的上海滩帮派林立，影视作品中大名鼎鼎的斧头帮，其实在上海滩的浪潮中，只属于一颗很小的石头，扔进黄浦江也见不到多少浪花。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没有经济来源的小帮派，帮主的名字威震天下，让民国老蒋也感到害怕，他就是号称民国第一杀手的王亚樵。
王亚樵的斧头帮只做两个生意：一个是绑架，一个是暗杀。通过这两种生意，斧头帮财源滚滚衣着光鲜。上海滩的地面，王亚樵也算是一个狠角色了，但是，在1933年他接了一单大生意，从此改变了王亚樵与斧头帮的命运。刺杀蒋介石的报酬，是一张签好名字的空白支票，金额一项让王亚樵成功之后自己填。
1935年，国民党召开六中全会，王亚樵等人成功混入会场，蒋介石侥幸逃过一劫，汪精卫替他挨了几枪，最终，有一颗子弹间接性的导致了汪精卫的死亡！刺杀极大的震惊了老蒋，严令戴笠缉拿王亚樵。在广西梧州，最终成了戴笠的网中鱼，斧头帮随之灰飞烟灭。
有人说帮会改变了民国史，但改变不了中华民族苦难与苍凉，中国的近代史，可以说没有帮会就没有辛亥革命。帮会，作为一支神秘的革命力量，在辛亥革命中立下汗马功劳，但是因为其多少具有黑社会性质的背景，在民国成立以后，同盟会改组成国民党，便拉开了与帮会的距离。
然而，民国的政治舞台又是那样的戏剧，一段血雨腥风的历史，又与帮会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政治与帮会成了一对奇怪的联姻体，彼此需要但又彼此防范排斥。
1919年，一个穿着灰色长衫的年轻人，来到上海滩青帮大佬黄金荣的府邸，递上了门生帖与一份大礼。这样司空见惯的场景，在黄金荣眼里基本上是走一走场而已，眼前这个年轻人是虞洽卿介绍过来的，所以多看了几眼，然后点了点头，看看门生帖上的名字：蒋志清。
后来这个门生成了委员长，吓得黄金荣偷偷的归还了门生帖，任何人问起都不承认有过此事。而当年的蒋介石，因在上海股票交易欠债，借助黄金荣摆平了此事，而后筹得一笔路费，去广州追随了孙中山。
上海滩，那个曾经被流氓大亨呼风唤雨的地方，那些绿林好汉亡命之徒，黑暗社会中的英雄与流氓，在浪奔浪流的时代里，走入我们的视野。那个时代是属于蒋介石的时代，也是上海青帮三大亨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权倾一时，风光无限的时代。
1951年的上海，所有的尘嚣被新时代的钟声掩去，上海大世界的早晨是那么的安宁，一个84岁的老头正在清扫街头，他的身旁是一辆黑色的有些陈旧的垃圾车。这个曾经风云上海滩的青帮大亨，在风烛残年的时候，像手上的扫帚，扫清了一生的黑白。
新政府对于上海人称之为“麻皮金荣”的大亨，这个随时代翻篇的老头，枪毙他已经没有了意义。而让他在扫街中接受人民用目光的审判，显然更加具有新社会的政治含义。人们还记得当初的那个黄金荣，历史已给了他赎罪的机会，而这一生无恶不作的青帮大佬，在民族大义面前，至少还没有出卖自己的灵魂，没像另一个大亨那样去叛国投敌。
而张啸林这个武行出生的青帮大亨，却实实在在的遗臭万年了。当日本人占领上海的时候，他既不像杜月笙那样躲避他乡，也不像黄金荣那样闭门称病，而是选择了旧军阀利己主义的作派。原本三大亨平分秋色的上海滩，突然成了他一人独大的天下，这样的机会怎么能错过呢？
历史永远不会告诉你所有的真相，而我们所能看到的材料，无非是一些对历史事件的记录。当我们通过一些蛛丝马迹，去剖析历史事件的背后，就会有了一些大胆的想象的空间。
民国的政权与上海帮会之间，纠缠着很多常人无法猜测的勾联，所以帮会的每个举动都会牵扯政权敏感的神经。上海滩大亨张啸林的投敌，对于国民政府而言，其政治影响之大，或仅次于汪精卫的公然叛国。
张啸林，这个旧军阀出身的流氓大亨，秉承着一贯的个人信条，只要能保证自己的利益，随时可以转换门庭。国民政府那里曾经得到的好处，到了日据时期几乎都忘了，或许因为实用主义太利己，那个曾经的靠山又去了重庆，那就投靠一下日本人，照样活得潇潇洒洒。
当张啸林被自己的部下刺杀时，或许料到自己会有的结局，但他未必能明白，他的死因不仅仅是投靠了日本人。史料中有的说是死于军统之手，有的说是死于江湖恩怨，其实，他死于谁之手已经不重要了，作为一个民族的败类，终将被历史的车轮碾压得粉身碎骨。
上海滩当年流传着黄金荣太爱财、张啸林很能打、杜月笙会做人的说法。说杜月笙是一个很文化的流氓，这样的总结还是比较客观的。他骨子里有着读书及第的情结，但穷苦的孤儿身世，在竞争激烈的社会中生不由己，混迹于黑道又渴望着洗白入仕途，处理好所有关系，成了他的人生动力。
会做人的杜月笙，他的成功取决于名声好，而且也开始向文明世界看齐，他帮里的门徒言行举止受到了约束。他本人率先垂范，无论寒暑，长衫扣子始终紧扣到下巴，待人接物力求很文质彬彬，向中产阶级的做派靠拢。
1927年后，与保守的黄金荣不同，杜月笙开始从事工商业，并成为资产阶级的领袖人物，做了大量的慈善与募捐，尤其是在抗战时期出钱出人，并组织青帮弟子成立了抗日武装。在这个时期，杜对国共两党，同时保持着抗日的最大支持，也是他人生中写进历史最光辉的一段。
抗战胜利后，杜月笙回到了上海滩，上海的租界被收回后，青帮就失去了存在的必要条件。想要彻底洗白的杜月笙，又被蒋介石像尿壶一样丢在了床下，国民政府还是与帮会划清了界线。从此杜月笙心灰意冷，再也没有与政治有任何瓜葛。
1927年四一二期间，杜月笙助蒋诱杀共产党人汪寿华的事，成了他心中挥之不去的阴影，但他也对蒋失去了信任。1949年的他去了香港，两个直接参与杀害汪寿华的凶手被人民政权正法，这件事把61岁的杜月笙惊得不轻，还为此加重了病情，并从此不治。
临终前的杜月笙，把所有向他借钱的欠条都烧了，里面有多少人的名字就此成了一个迷。而他死后仅留下11万美金的遗产，他的后人没有一个再进黑白两道。他留下的做人三碗面的理论：“体面、场面、情面”，至今还被奉为教科，让后人叹为观止！
杜月笙传奇的一生，有他为人处世哲学过人的一面，但他终究没有读过书，所有的人生经历，铸就了一个独特的海派符号，而在他的身上有着太多海派文化的印迹。关于海派文化，文化之旅系列后篇再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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