骑驴去高考

鲁迅先生与一些人的论战，不是简单地下定论，说鲁迅刻薄好斗，所谓的讥讽名家，其实是一种必然发生的思想论战。

很多情况是他遭受了攻击、批判、否定。当然，这些基本没有个人的恩怨，都是思想文化上的冲突，是新与旧，东与西的思想交锋。

如鲁迅批评过胡适，五四新文化运动，二人是反封建思想文化的同仁，都是《新青年》的撰稿人。这一时期，胡适在整个学界的影响是很大的，是学阀、导师的地位，五四之后，很快，胡适提出了要学生认真读书，引导学生不涉及社会政治，“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胡适倡导“整理国故”，这当然也不能说错，但北洋军阀政府社的无能和混乱，社会黑暗是客观现实，让学生回到书斋，不关心现实实际上是不可能的。

鲁迅在五四之后，到1924年，他埋头于创作，对社会与思想文化发表的意见不多，胡适高谈“问题”“主义”的时候，鲁迅在作品中关注人的“灵魂”，沉默于创作中。鲁迅在胡适提出“整理国故”后，对胡适提出了批评。其中，1925年，北京《京报副刊》征求“青年必读书”的活动，胡适开过“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鲁迅的回答，有一句非常有名：“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

鲁迅的话在当时以至今天都是有争论的，其实鲁迅的话不是完全否定中国文化，而是提倡青年们不要一头扎进故纸堆里，是要摆脱旧气，不走老路，变成僵尸。鲁迅的批判是对一种文化思潮的批判，也是对胡适主张的不认同。

鲁迅与胡适的思想交锋是中国现代思想史的重大问题，没有多少个人的讥讽。

鲁迅与现代评论派的论战才算是激烈尖锐的。时间是1925到1927年，是由女师大风潮引发的，在女师大风潮中，鲁迅是骂过北洋军阀政府的段祺瑞、教育总长章士钊、女师大的校长杨荫榆等，与一批欧美归来的年轻教授们，他们大部分是《现代评论》杂志的骨干，有陈源、梁实秋、徐志摩等名流学者，鲁迅送给他们一个名字：正人君子，在1926年三•一八事件中，鲁迅写了很多的杂文，与现代评论派论战，比如送给梁实秋教授一个名字，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这个攻击力非常强悍了。

鲁迅在1927年到上海后，成为一个纯粹的自由撰稿人，与创造社、太阳社等左翼文化社团有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但这个论争也不是鲁迅挑起的，是由创造社的成仿吾和郭沫若决定批判鲁迅的，把鲁迅列为“社会变革期中的落伍者”，甚至是“封建余孽”。这当然是一个严重误判，这个论争鲁迅时不得已的，也是不退缩的。“才子+流氓”气的判断就来自这场论战。这当然也非常复杂。

此后的论争，还有，如1936年，两个口号的论争，鲁迅与左翼文化领导人周扬等论争，也是非常激烈的。

总之，鲁迅参与的论战论争主要是思想文化上的，个人方面的讥讽其实是副产品，鲁迅讥讽过高长虹、邵洵美、徐志摩等，这些都不是主要的方面。

青霞人文

800字告诉你鲁迅当年“怼遍民国大师”是否必要？其效果如何？

鲁迅当时讥讽吐槽的那些个名家大师们，其实事后并未对鲁迅有过“反攻倒算”，尤其是和鲁迅比肩的胡适，写事作文每每提及鲁迅，总是溢美之词多一点，如果说他对鲁迅的攻击还算有反应的话，那就只有在日记中记录的一段话可为佐证：

此人已精神病。

以上寥寥数字已经是胡适绝无仅有的对鲁迅的抱怨。

事实上，鲁迅活着的时候树敌庞杂，不只是胡适，梁实秋、刘半农、钱玄同甚至是对他有知遇提携之恩的蔡元培也未能回避鲁迅的“匕首投枪”，都常常因为一些琐事被鲁迅诘责拷问，搞的左右支绌，狼狈不堪，更遑论人品成渣的郭沫若之流了。

在鲁迅如椽巨笔下，能风光起来的人几乎没有，就连建国后名闻遐迩的理工男李四光也曾经因为杨荫榆而被鲁迅一周内发十七篇文攻讦，搞的异常狼狈。

现在说说鲁迅当年讥讽诸多名家大师是否有必要。

另类君认为，不太有必要，但是却绝对需要。

鲁迅当年炮轰的诸多名家之中，绝大多数都是意见不合的正人君子，例如胡适、林语堂（人设崩塌是后来的事情），所谓“君子和而不同”，如果意见相左的话，打打笔墨官司无伤大雅，即便是相互吐槽两句也不是什么大事儿，反正闲着也是闲着嘛；

当然也有纯粹是被迅哥儿看不顺眼的，例如徐志摩、梁遇春、梁实秋、邵洵美等，更有因被攻击而“奋起还击”的案例，例如顾颉刚、陈西滢师徒组队污蔑鲁迅《中国小说史纲》剽窃的闹剧。

综合以上这些分类，对鲁迅来说，杂文就是武器，是他直抒胸臆的必要途径和方法，同时也是他的事业和用以糊口的谋生职业。

换做我们今人，如果能在自媒体上一边与人相互吐槽，一边又能以此扬名立万，养家糊口，想来，哪怕是怼遍圈里圈外，也是信手拈来的吧。

我们以鲁迅怼人的初衷和性价比来做考量。以鲁迅的文笔功力，在当时乃至是当今的网络时代，几乎是无可匹敌的存在，细数鲁迅历次与人笔战，从未有过败绩。

说句难听的，正是因为有对自己文笔的绝对自信，鲁迅才能在文坛驰骋一时，见谁怼谁。

例如鲁迅怼女子师范学校的校长杨荫榆，如果深究的话，鲁迅纯粹是为自己新交的小女友许广平出气，但鲁迅放出的《记念刘和珍君》和《为了忘却的记念》，至今还是中学语文课本上的名篇，杨荫榆尽管是留过洋的女海归，但抱残守缺，固执于封建礼教的繁文缛节，其本身就在新文化运动的大环境下不成气候，又哪里是鲁迅的对手？

尽管她后来软磨硬泡，通过李四光老婆的乡谊让李四光帮她圆场，而李四光后来又找密友徐志摩帮腔，但在鲁迅的如椽巨笔下，统统一扫光，最后都不得不偃旗息鼓，缄口不语才算了事。

不只是他们，就连皓首穷经的老学究章士钊，也因为“二桃杀三士”的典故引用失据而被鲁迅逮着，可着劲儿的笑骂吐槽，让老章恼羞成怒，却也徒叹奈何。

我们细想一下即可得知，鲁迅在骂人中既能抒发情绪，又能扬名立万，何乐而不为呢，至于丰厚的稿酬，权当是发文的红利了吧。

综上所述，鲁迅怼人不算太有必要，但是绝对需要，换成是读者君，恐怕也会如此的吧，至于其效果，那就当做是鲁迅在文化界和作家圈子里开疆拓土了吧。

另类君一己之见，请读者诸君斧正。

另类文史

鲁迅一生积恶如仇，痛斥人心的虚伪与险恶，他毫不留情怒骂与鞭抽，使一些人的丑行不敢过于放肆，这既是对败类的警告，也是世人的提醒。

为啥鲁迅被誉为，民国时期的文化战士，因为他手中的笔，就如同一把锋厉无比的刀，敢剖析社会上的一切丑恶。刀刀见血，入骨三分。

对社会而言，影响是深远的，对他而言，时光越久远，他的形象就越是高大！

侧身天地我蹉跎

鲁迅先生怼郭沫若的这句口水诗，网上流传已久，但在《鲁迅全集》中根本找不到，相信他再不屑于郭之人品，也不会编排这种无聊至极的口水诗吧，因为他说过“辱骂和恐吓绝不是战斗”。所以，很多事不能人云亦云，更不能以貌取人，得有自己的主见和判断。不能看鲁迅先生留着黑胡子总显得很严肃的样子（他只留存一张开怀大笑的照片），就认定他一准是个有才华但特高傲特高冷特难接触的人。据接触了解他比较多的徐懋庸、冯雪峰等人回忆文章所载：先生是个平易近人，待人真挚和善的人，对待通知真的是“俯首甘做孺子牛”的。我可以用两个故事进行佐证。对待家人方面，他身为长兄一直特别关爱周建人、周作人两兄弟，他在北京八道湾筹钱买了大房子后，三户人家吃住在一起，本可以其乐融融，谁知道周作人的日本妻子，不仅奢侈成性而且刁蛮狠毒，恶意挑拨兄弟关系，致使兄弟失和，逼迫鲁迅带着妻子母亲搬家。鸠占鹊巢，何其无耻！对待青年方面，他总是大度的提携后进，全心全意的扶持。有一次病中帮助编稿，竟至吐血。还有脸皮厚的一对青年夫妇，竟在他家常住数月，白吃白喝赖着不走，他竟能忍耐，最后还是许广平将他们撵走了。\r

鲁迅先生与郭沫若之间确实有过误解和恩怨，不过起因于郭沫若的无端攻击，后来因为毕竟是同一战线上的，鲁迅与他主动和解了。至于他与胡适等人的矛盾，也不过是知识分子之间的思想观念政见不同，出现了冲突，并不涉及私人恩怨。\r

不惑之年腾细浪

‘’有没有必要，起什么实际作用‘’？伟人毛泽东都说他是‘’与孔子齐名的当代圣人‘’，像我这种文学是什么都没弄明白的文学小丑，就算梁静茹给我勇气，我也是不敢妄加评论鲁迅先生的对与错，套用几十年前鲁迅先生的话：‘’我佩服诸公的只有一点，这种东西居然也有发表的勇气‘’

不敢评论鲁迅先生，但可以见识一下他名言，放到现在也一样的令人信服，也一样有他的哲学道理在里边，如：‘’

河底老骨鱼

如何看待这段历史和评价这段历史应站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才能正确的判断，如果按照今天的社会背景下看待这个问题肯定不合适的。

第一，当年的讥讽不是没有道理的，起到一定的历史作用。

鲁迅长毛泽东12岁，青年时代，毛就是鲁迅的“粉丝”。毛泽东第一次正式评价鲁迅是在1937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周年纪念大会上，毛泽东应陕北公学校长成仿吾之邀，为陕北公学学生作了一篇《论鲁迅》的演讲。在这篇演讲中，毛称鲁迅的“思想、行动、著作，都是马克思主义的。他是党外的布尔什维克。” 在这次演讲中，毛泽东对鲁迅给予了极高的评价：“鲁迅在中国的价值，据我看要算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孔夫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则是现代中国的圣人。”

1942年5月2日，毛泽东在杨家岭做关于延安文艺座谈会的报告，他说：“我们有两支军队，一支是朱总司令的，一支是鲁总司令的，即手里拿枪的军队和文化的军队”。在中央学习组的报告中，毛泽东又强调说：“文艺是一支军队，……鲁迅、高尔基就相当于总司令”。

可见，鲁迅的讥讽是多么的有力量，得到领袖的充分肯定。

第二，把所有向他射的箭，统统接过来，抓住不放。

20世纪60年代初，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体现了毛对鲁迅的理解之深，他说：“鲁迅的战斗方法很值得学习。”“鲁迅战斗方法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把所有向他射的箭，统统接过来，抓住不放，一有机会就向射箭的人进攻。人家说他讲话南腔北调，他就出《南腔北调集》。梁实秋说他背叛了旧社会，投降了无产阶级，他就出《二心集》。人家说他的文章用花边框起来，他就出《花边文学》。《申报》的“自由谈”的编者受到国民党的压力，发牢骚说，《自由谈》不要谈政治，只准谈风月，他就出了《准风月谈》。国民党骂他是堕落文人，他的笔名就用堕落文。”1966年3月18日，在杭州的一个小型会议上，有人谈到某外国元首攻击毛泽东。毛泽东听后则说：“写一篇老而不死论。鲁迅写过。许多人围攻他，他就是不屈服，从来没有屈服。他又没有我们这么多人开会。你们有工夫，最好把鲁迅的著作看看，看他那时候的形势，看他的作战方法。”7月8日，时在武汉的毛泽东在给江青的一封信中写道：“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

雪域高原摄影人

首先，我们要从鲁迅先生的经历与性格分析鲁迅当年讥讽名家的原因。鲁迅出生在一个封建没落的仕宦家族，后来去南京求学，再后来他去日本留学，结识了藤野先生，在他看到那部著名的“幻灯片事件”后，让他确信要去提升民族的整体素质，要改变国民的精神，而转型投身于文学。鲁迅由日本回过后，先是教书，然后进入民国政府教育部工作。他对当时的社会环境和政府的碌碌无为等陋习深感失望。辛亥革命失败后，让鲁迅看不到民族的前途与光明。鲁迅的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正是他对社会的深层次思考和自己性格的形成。我们从他的“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这句话，几乎就会了解到他的全部特性与精神。

其次，我们从鲁迅先生当时讥讽那些名家的时代背景。刚才，我说了鲁迅既深通旧学，又接受西学的启蒙，先进与落后的两种文化在他的内心深处产生了碰撞与融合，从而像喷泉一样在他的笔杆子里流淌。许多不了解鲁迅的人们，只是知道鲁迅善于骂人，善于讥讽那些名家，却根本不了解鲁迅为什么要用笔去讥讽人，去骂人。我们知道鲁迅讥讽或开骂的范围很广，既骂政府，也骂文人，特别是把矛头对准一些名家和名流。在鲁迅的遗嘱中，曾有“一个都不原谅”的记载，在某种程度上说，鲁迅到死也不原谅别人。比如说，我们中国人存在的那些迂腐陈旧的习惯，鲁迅至死也没有原谅。鲁迅骂过的名家名流确实很多，可谓下笔如刀，毫不留情，近似处处树敌的局面。比如在文学界，鲁迅就曾怼过梁实秋、郭沫若、徐志摩、林语堂、钱玄同等，还和李四光、竺可桢、梅兰芳论战过，甚至对一些日本作家也不让过，对泰戈尔，弗洛伊德等都曾怒怼过。其实，鲁迅当时也不是只会讥讽骂人，他也曾对一些名家进行褒扬的，如鲁迅对自己欣赏的文人会帮助别人出书写序跋的，包括鲁迅点评过的小说有很多是名家名作，比如他说巴金是中国第一流的作家，他说周作人和林语堂的散文是第一流的，比自己的；他称赞胡适的新诗比自己写的好等等。

再说，我们要正确理解和看待鲁迅当年讥讽名家的必要性和实际效果。鲁迅当时怼过那么多名家，有没有必要，甚至有没有实际效果。我的回答是肯定的。毛泽东主席是鲁迅的读者，毛主席生前对鲁迅的书精读、深读，研究的很透。有人曾夸到，鲁迅和他的读者毛泽东，据说是真正懂得中国的“一个半”人。毛主席生前对鲁迅曾有过两次评价：

“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的民族英雄。”、“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

我们从毛主席对鲁迅先生的这一评价，就会读懂鲁迅先生当年鲁迅讥讽那么多名家有没有必要，甚至有没有实际效果了。

我的回答不知道您是否满意，如果喜欢的话，可以关注我的平台，我们可以继续深入交流与探讨。共勉之。

鲁源

关于，你觉得鲁迅当年讥讽那么多名家，有没有必要，有什么实际效果？我将从三个方面来分析并回答问题。

那些年被鲁迅讥讽过的名家

鲁迅一生骂人无数，下面举例四位被鲁迅讥讽过的名家及分析起争执的原因。

1、郭沫若

在鲁迅众多的批评对象中，骂得最狠的当属郭沫若。骂战起因是因为郭沫若挑起的，他写了篇文章骂鲁迅，后来鲁迅的回应也是十分狠。也就是大家所熟知的，“远看是条狗，近看郭某人”。但是，后来郭沫若先生却是这么评论鲁迅先生的，“鲁迅始终是为解放人类而战斗一生的不屈的斗士、民族的精英”。

2、胡适

胡适，中国倡导白话文的第一人。惺惺相惜的两个人起争端是因为1928年爆发的“女师大风潮”，胡适认为学校是教书育人的地方，学生不应该参与其中，鲁迅则恰恰相反，因此引发的论战。

3、叶灵凤

骂战的起因是1928年叶灵凤在其编辑的杂志《戈壁》上面放上鲁迅的插画，配文字：“阴阳脸的老人，挂着他以往的战绩，躲在酒缸的后面，挥着他‘艺术的武器’，在抵御着纷然而来的外侮。”挑起了鲁迅。

4、梁实秋

梁实秋是著名的文学家，翻译家，是中国第一个翻译莎士比亚全集的人。骂战起因是因为梁实秋发表了一篇反驳卢梭教育观点的文章，而鲁迅一向支持卢梭的，梁实秋反驳卢梭就是开罪了鲁迅。十分有意思的事情是梁实秋因为靠着长期积累的骂战经验，写了一篇《骂人的艺术》，总结出了数招骂人的方法。

产生了什么实际效果？

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与鲁迅的对骂无一例外都败下阵来。就像李敖说的，嘴巴上骂我吹牛的人，心里都为我供了牌位。关于鲁迅的讥讽形成的实际效果，我主要总结三点。

1.促进评论文坛的发展。民国的特殊历史条件给了文坛百家争鸣，欣欣向荣的景象。因为骂战，出现了不少优秀的名篇，令人叹为观止。可以说，鲁迅讥讽各位名家之后你来我往的争辩文章，你追我赶，从另一个角度上来说，促进了文坛的发展。

1、正三观。在特殊的历史转折点，鲁迅的评论文章可以给更多的年轻人一个正面的形象。帮助年轻人正三观，有所为，有所不为。

2、正风气。在当时日益俱下的社会风气里，道貌岸然的小人比比皆是，他们嘴上说者漂亮话，私下 里却干着苟且之事。鲁迅充当执鞭人，肃正社会风气。

3、照妖镜。鲁迅的讥讽，可以让另一些正处于这个势头的或者即将往这个朝向的当事人有一个警示作用，就相当于照妖镜，给人予更多的反省。

如果鲁迅未曾弃医从文，每天救治的人数是有限的，但是在拿起笔杆之后，警醒地是数以万计的人。他无所畏惧、嫉恶如仇的气概给社会带来了许多正面的觉醒。

鲁迅这么做有没有必要？

鲁迅这么做很有必要。他一个人甘愿抛头颅洒热血，置生死于度外，不是出于个人利益，也不是出于道德绑架，而是让一个社会变得更好，让那些嚣张跋扈、极其丑陋的行为得到众人审视，让那些为非作歹之辈得到严惩，正三观，树风气，让每一个人都能够得到尊重，有尊严地追求理想。

他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他是一个斗士，弃医从文，端起笔杆，对一切腐朽的荒谬的人和事予以痛击，进行不屈不挠的战斗，这是一位爱憎分明、嫉恶如仇的大师对这个时代深沉的爱。

鲁迅以身作则践行自己杂文《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里中国人脊梁的形象。

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正如作家臧克家诗歌《有的人》里面说的那样，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 他还活着。鲁迅先生将会被世人永远铭记。

复活的人

著名作家余华认为，一个人的童年往往决定一个人的一生，我赞同。

大家知道，鲁迅曾经借狂人之口，说出翻开历史一查，密密麻麻只写着吃人两个字的话。

翻开鲁迅的人生一查，可以发现鲁迅对社会和他人的看法，是他特殊的童年和少年决定的，并且无法更改。

鲁迅童年，祖父是内阁中书，父亲是秀才，家有 40 多亩水田。鲁迅12岁，祖父科场案发，被捕，自己乞食于外祖父家，家境“由小康堕入困顿”，父亲常借酒浇愁，并吸食鸦片，导致大口吐血，全身水肿。

祖父科场案发后，在世人侮蔑的白眼中，小小鲁迅奔走于当铺和药店之间，不但因祖父科场案遭受贫困，成为“乞食者”，还要蒙受耻辱遭受欺凌，曾经在族人大会上被迫在不利于他家的文件上签字。

世人的势利、刻薄和社会、族人加予的欺凌，使童年、少年鲁迅长期处于压抑、孤独、愁苦、愤激、沉痛、漆黑之中。久而久之，其孤独、忧郁、惯于注视阴暗面的性格就定型了。

在从小康而坠入困顿的途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这就是鲁迅从童年少年人生得来的结论。

给家庭带来大祸的鲁迅祖父周介孚生性强硬，即使被捕狱中，不但不讨好收买官吏狱卒，还骂人、打人。

臬司有次到狱中点名，犯人按例都答“有”。臬司因为周介孚以前做过官，算是官场前辈，点到他的名字时特意站了起来以示尊敬，周介孚却恨恨地回了声“王八蛋”。犯人出狱时，狱卒照例会来敲诈一笔，周介孚拿起门闩就打，狱卒抱头而逃，他还在后面追了一段，才

恨恨地停下脚步。

不但骂官打狱卒，还骂皇帝(不知道为什么没有被追究)，骂亲人，甚至死后还骂，他生前预留一副给他自己的挽联，据鲁迅解读，仍然是骂亲人。

总之，他觉得科场作弊的很多，为什么单独他被查办，后代亲人，为什么那么窝囊不孝？

除了高智商的基因遗传于鲁迅，鲁迅祖父这骂人的一切，对鲁迅肯定有着深刻影响。

鲁迅成年，看见的也不光明。

在日本求学，其实非常勤奋，却遭受种族歧视，成绩好一点，就认为是作弊。后来在教育部任科长14年，兢兢业业，独当一面，工作非常认真负责，可谓殚精竭虑，还是国徽主要设计者——不仅文学，在美术设计这方面鲁迅也真是伟大天才，他独立设计的北京大学校徽，至今无人超越。还有，很多人不知道，他的书法，与郭沫若亦不相上下，只不过一个长于小字，一个长于榜书。

1912年8月，时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袁世凯钦点三位教育部荐任科长：周树人（鲁迅）、许寿裳、钱稻孙研拟国徽

图案。

可是鲁迅在部里看见的只是黑暗：欠薪，裁员，且被裁掉的反而是那些积极肯干认真负责的。

至于为鲁迅讥讽的名家，最有名者为胡适、郭沫若。

胡适、郭沫若俱为新诗奠基人和学者，虽然鲁迅在思想、小说、设计这三方面的高度和建树至今无人超越，但新诗和学问这两方面鲁迅是短板，虽然他绝世天才，但他学历较低。

鲁迅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后，交往的是曾为共产党总书记的瞿秋白，他甚至视瞿秋白为兄弟，“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又有共产党员冯雪峰与其联系，所以骂起资产阶级及其“乏走狗”来，越发理直气壮，成为民国最有力掘墓人之一。

事实上，鲁迅之投奔无产阶级，出于自觉，并非矫情，因为童年少年，家中确实“无产”，可以平等交往的，仅有闰土那样的“劳动人民”子弟。

共产党方面对他的评价是：鲁迅及其文学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段历史相联系，他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中文化战线上的一面旗帜。鲁迅的方向，被共产党认定为“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鲁迅被毛泽东定义为无产阶级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

但是，鲁迅自述，病到“连拿报纸的力气都没有了”的时候，还有自认比鲁迅更加无产阶级的“四条汉子”“打上门来”。

此前还有更糟糕的，鲁迅自幼担起家庭重担，于家庭、兄弟，贡献最大，却被迫迁出自己掏钱在北京买的房子，并遭亲弟、弟媳殴打，还流言至今，说是偷看兄弟媳妇洗澡。

这样看来，鲁迅之骂人，综合起来看，原因应该是我随笔里的一句“名言”：

“社会给予人们的，人们往往会还给社会。”

鲁迅在文学和思想方面，是中华少有的杰出的超人，但在个人恩怨方面，可不是超人。

这方面的超人有吗？有。

例如被鲁迅嘲骂“寡妇主义”的杨荫榆女士，是中国第一位女性大学校长。

鲁迅文章《寡妇主义》里的“寡妇”或“拟寡妇”的校长及舍监，是指当时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杨荫榆和舍监秦竹平一类人。舍监，是当时学校里管理寄宿学生生活的职员。

杨荫榆女士的人生，比鲁迅还要孤独不幸，出身书香门第，早年婚姻不幸，后来终生不嫁，被人咒骂“灭门妇”，但她并不报复社会。杨荫榆女士学养深厚，希望学生好好读书，却被学生驱赶，离开北京，但她并不记仇，后来抗日战争，不仅严词拒绝任伪职，为了保护学生，还多次亲赴日本司令部当面抗议，致被日本兵枪击，抛入河中，见手臂在动，补抢射杀！

(图片选自网络)

大悔忆智冰

文学的好处在于它会保存流传下来作为凭证，早期鲁迅先生是学医的，后来才从文，他去日本留过学，有过很多日本友人，他写过很多散文，很多有趣的事，我们印象中的他可能一直是比较严肃的，平头，留胡子，抽烟，如果你有时间多查阅一些关于他的资料，会更喜欢他这个人，民国时期是思想最开放的，骂人，文人之间互损也都是正常的，只是相比较可能鲁迅骂人最多，我印象最深的是鲁迅照片去世的时候跟妻子说：忘了我，过好以后的生活。

關鍵字: 郭沫若 文化 讥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