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隔七年，個人所得稅起徵點將再次上調。3月5日，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提高個人所得稅起徵點，增加子女教育、大病醫療等專項費用扣除合理減負”。3月7日，財政部副部長史耀斌在記者會上表示，個人所得稅改革還要改革徵稅模式。
目前個人所得稅起徵點沿用的是2011年定下的3500元， 人們的收入遠遠超過了這個標準，今年會將上調多大幅度引人注目。經濟學者馬光遠假設，如果將個稅起徵點提高到5000元，“工薪階層每個人可能只能省可憐的不到20元”，呼籲人們不應只關心個稅起徵點，更應關注專項費用扣除改革。
個稅改革歷來被寄予縮小貧富差距的厚望，此次改革又將如何促進公平？曾任兩屆全國政協委員、財政部財科所原所長賈康，十三屆全國政協委員、南京大學經濟系主任楊德才向《後窗》表示，此輪改革的亮點在於個稅將實行“綜合徵收”，並非單一調整起徵點，旨在真正讓中低收入者少繳稅，富人多繳稅。楊德才預計半年內出臺改革的具體辦法。
調整幅度太小意義不大，起徵點可能會到六七千元
《後窗》：報告中提到“提高個稅起徵點”，透露出什麼信號？
賈康：報告裡提到這事，說明今年的政府工作必須有所體現。但現在具體如何落實還看不清楚。比如提高起徵點與專項扣除結合在一起，是不是別的參數也要調整？我最關心的是，中央已經說了十多年的綜合和分類相結合的稅改能否落地。
只調整起徵點這麼一個參數，不是一個好的改革方案。說了這麼多年的綜合、分類相結合的改革，要的就是按照配套改革的概念，儘可能出高水平的改革方案。目前受各種各樣的條件制約，實在沒辦法的話，可以漸進改革。但現在還看不清楚今年推出的方案屬於什麼樣的類型，有一點可以確定的是，改革絕不只是調整起徵點這麼一個參數。
楊德才：從當前國際背景來看，整個世界都在經歷稅改潮流，例如美國特朗普把個稅大幅降低，檔次減少。我們的累進稅率也有七個檔次，最高稅率達45%，美國經濟比我們發達、人均收入也比我們高不少，但最高稅率比我們還低。如果改革不及時進行，在全球化時代，中國市場對人才的吸引力會降低。同時，個稅減負如果力度足夠大，每個家庭的收入會明顯增多，從而拉動消費，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甚至會是井噴式的。
《後窗》：預計此次上調幅度會多大？依據是什麼？
賈康：個稅“起徵點”（規範說法為“工薪所得減除費用標準”），體現勞動者基本生計所需、為維持勞動力再生產的基本必要支出。該費用標準的確定，需要參考全國在崗職工工資水平以及基本生活支出情況。
目前不是調整起徵點這一個參數，稅收機制就能得到優化了，一定是一套通盤的設計。比如超額累進稅率的問題，現在是七級，那它的最高稅率要不要調整？七級是不是可以減少到六級或者五級？
楊德才：個人認為，這次起徵點的提高，不可能是到5000元，很可能會更高，例如六七千元。因為近7年來，中國經濟增長很快，但與老百姓相關的CPI累積增長也不小，如果這次起徵點調整的幅度太小，其實際的意義也就不會很大。
我認為個稅改革要有個長遠的考慮和制度安排。個稅的起徵點、稅率要與GDP、CPI等重要經濟指數的增長幅度掛鉤，設定一個加權平均所得指數的區間，一旦達到那個區間的設定值就自發啟動個稅改革。當然，究竟設置一個怎樣的指數區間，這需要好好研究探討。
（目前的個人所得稅稅率表。圖源網絡）
《後窗》：經濟學者馬光遠撰文稱，個稅起徵點就算提高到5000元，工薪階層也不過省了可憐的不到20多元的稅。個稅改革後會否有實質的減負作用？
楊德才：在超額累進稅率的設計下，或許會存在這種情況，即改革後對低收入群體影響不大。
目前個稅主要的對象是中低收入階層，即工薪階層，他們的每份收入都在政府監管之內。而真正高收入群體，尤其企業家等很多消費是納入企業成本的，其實際收入到底是多少，稅務部門是難以更清楚的。
個稅改革主要對中高收入者的，尤其是對中等收入群體影響最大。中等收入群體是中國經濟社會穩定的中堅力量，消費也主要靠他們拉動。最終的目標是把中國的收入分配打造成橄欖型，這次個稅改革最大的獲利者應該是中等收入群體，所以，也是有利於打造中國橄欖型收入分配社會。
我認為，這次個稅改革可能會對這一塊加強監管，以使整個社會的收入分配做到相對公平。
賈康：現在因為看不到具體方案，就沒辦法分析具體影響，但如果按照理想狀態，進行綜合徵收改革後，由於不僅僅是調高起徵點，應該使中低收入人群的稅收有所下降，而高收入群體那些有支付能力、先富起來的人群稅收有所上升。個人所得稅徵收要發揮一個收入再分配作用。
個稅徵收制度改革難在政府的精細管理
《後窗》：上調後對財政收入的影響有多大？此前個稅起徵點上調，財政收入為何反而上升？
賈康：暫時無法測算。總體個稅收入和居民收入的上升方向是一致的，如果不調整起徵點，財政收入上升的還會更多，它只是降低了上升的增速。
《後窗》：一種觀點認為，個人所得稅在總體稅收中佔比很低，對收入調節作用微弱。
賈康：主要不是因為比例低造成的分配調節功能微弱，而是本身設計存在明顯問題。現在它只把超額累進稅率覆蓋了工資薪金的部分。
現在要調節很多收入，不僅僅是工薪收入。譬如金融收入，資產收入，這些是否能夠綜合起來都歸進超額累進稅率，是個最重要的問題。如果可以做到這一點的話，就能優化調節作用。《後窗》：財政部副部長史耀斌在記者會上提到，還要改革個人所得稅的徵稅模式，你認為，個人所得稅徵收制度改革的難度在哪？
賈康：改革難度比較明顯。中央說的改革是綜合與分類相結合的個人所得稅徵收制度改革，也就是說，改革會將全年度的收入合在一起，把綜合的收入部分，以現在的超額累進稅率來覆蓋徵收。這個動作比較大，要求政府有較高的管理能力。
從技術上來講，綜合收入部分應該會將金融資產的收入算進去。一個人不論在多少家銀行多少櫃檯上辦過多少個戶頭，他的統一收入都應該歸在個人所得稅賬號下，這就需要把各種信息歸總在一起，形成年度總收入，當然這個還要歸總其他收入。
現在從政府管理的角度來說，做到這一點不是不可行。雖然已經有計算機系統數據庫等技術條件，
但需要更精細的管理。依法納稅框架下，政府如果積極地進行稅收管理，反過來，納稅人對政府也有一定要求，它會質疑你如此精細的收稅是否合理，是否公正，納稅之後，政府應從哪方面改善了公共服務。這是一個聯動的機制。特別是改革中提到的應該區分綜合和分類，二者的界限到底怎麼劃定？需要制定更具體而細緻的執行方案。
曾經有過一個提法，就是收入12萬以上的自動報稅。現在綜合與分類相結合的話，申報就需要普遍推行。
所有這些放在一起，讓政府管理部門下決心推行，可能不是個容易的事。改革一旦發動，磨合過程中會出現很多糾紛。這也是事情說了多年始終沒有推出來的原因之一。
將來很可能會以家庭為單位徵收個稅
《後窗》：報告中提到“增加子女教育、大病醫療等專項費用扣除？”這是否意味著會以家庭為單位徵收個稅？
賈康：有可能。這次提到了要增加子女教育大病醫療等專項費用扣除，就考慮到了家庭贍養的問題，在個稅扣除過程中會涉及“家庭贍養係數”的概念。這在操作上有難度，因為你必須保證收集到的信息是真實的。
楊德才：具體方案還不清晰。目前個稅還是以個人為單位進行徵收。但如今中國社會變化巨大，尤其二孩放開後，出現越來越多這樣的家庭結構：一個人在外掙錢養家，一個人在家全職照顧家人孩子，在這種情況下，以個人收入為單位來徵收對這樣的家庭顯然是極不公平的。
根據我們調研獲得的信息，以家庭為單位徵收個稅，我認為是可實施的。目前大病醫療保險基本全覆蓋，從信息獲取上沒有問題。子女教育這塊，根據每個家庭的情況，可以測算一個大致數字，例如從幼兒園到中小學15年的教育或僅僅考慮九年義務教育，均攤到每年每月是多少錢。然後每個月來扣除，技術層面很好操作。
《後窗》：改革的難點在哪？
賈康：需要強大的信息系統，需要更精細的管理。從目前的信息系統而言，不至於得不到相關的數據，但中國那麼多納稅人，工作量會非常大。
楊德才：我認為難點不是技術問題而是決心問題。現在的信息技術已經比較發達，操作層面沒有任何障礙。現在已經進入了大數據時代，想獲得可靠收入數據，甚至每筆消費的數據都是非常容易的。我們下午小組座談會時，一個搞人工智能的委員發表看法，覺得今天這個時代處理這個問題已經非常簡單了。
《後窗》：如何針對不同類型家庭設計公平的徵收制度？
楊德才：這個需要調研，詳細區分不同家庭的類型。在我看來，在法律框架下至少需分為三類家庭：丁克家庭、有一個小孩的家庭和有兩個小孩的家庭。至於那些家裡還有一些沒有任何收入來源的老人、其他人需要贍養的家庭，可以具體設計政策來區別對待。
《後窗》：預計今年能夠落地嗎？
賈康：根據稅收法定的原則，報告裡提到的內容，應該會進入修法的過程。法律修改的信息，也要公開披露，按照慣例，還會徵求社會意見，需要經過全國人大常委會討論，一審、二審、三審，走完程序，才能形成新的個人所得稅法。工作報告裡提到的改革要真正落地，還需要一段時間。
楊德才：我比較樂觀。2011年提出個稅改革也是在兩會期間，正式實施是當年的9月1日，我預測這次可能會更快。因為現在政府辦事效率提高了，信息技術更發達了，對收入監管更容易了，調整起來也就會更便捷些。今年還是改革開放四十週年，個稅改革也可算作是一個獻禮吧。
賈康介紹
第十一屆、十二屆全國政協委員、政協經濟委員會委員，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首席經濟學家，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博導，中國財政學會顧問，中國財政學會PPP專業委員會主任委員，國家發改委PPP專家庫專家委員會成員，北京市等多地人民政府諮詢委員，北京大學等多家高校特聘教授。1995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貼。1997年被評為國家百千萬人才工程高層次學術帶頭人。曾受多位中央領導同志邀請座談經濟工作（被媒體稱之為“中南海問策”）。擔任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體學習“財稅體制改革”專題講解人之一。孫冶方經濟學獎、黃達—蒙代爾經濟學獎和中國軟科學大獎獲得者。國家“十一五”、“十二五”和“十三五”規劃專家委員會委員。曾長期擔任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1988年曾入選亨氏基金項目，到美國匹茲堡大學做訪問學者一年。2013年，主編《新供給：經濟學理論的中國創新》，發起成立“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和“新供給經濟學50人論壇”（任首任院長、首任秘書長），2015年-2016年與蘇京春合著出版《新供給經濟學》專著、《供給側改革：新供給簡明讀本》、以及《中國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獲評中國圖書評論學會和央視的“2016年度中國好書”），2016年出版的《供給側改革十講》被中組部、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和國家圖書館評為全國精品教材。2017年領銜出版《中國住房制度與房地產稅改革》、《新供給：創新發展，攻堅突破》、《構建現代治理基礎：中國財稅體制改革40年》等。根據《中國社會科學評估》公佈的2006～2015年我國哲學社會科學6268種學術期刊700餘萬篇文獻的大數據統計分析，賈康先生的發文量（398篇），總被引頻次（4231次）和總下載頻次（204115次）均列第一位，綜合指數3429，遙居第一，是經濟學核心作者中的代表性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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