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監察制度，是中國古代朝廷中樞控制地方的主要手段之一。從秦朝開始，地方監察制度已經明確出現在史書上。此後的數百年時間裡，雖然各個朝代的地方監察系統都各有不同，但無一不是極大地加強了朝廷中樞對地方的控制，為中國古代社會穩定做出了突出貢獻。
不過，雖然地方監察系統能在很大程度上確保地方的穩定，但隨著時局的演進，當地方局勢產生變革時也會帶動地方監察系統的變化。這一點，在唐朝的政局變化和其地方監察系統的演變關係上顯得尤為明顯。
一、唐朝建立之初，地方監察系統的建設主要承襲隋朝的舊制，但等到唐朝統一天下後，地方監察機構有了很大的改進。
唐朝地方監察制度在最初是粗暴地照搬隋朝的地方監察制度，這並不是說唐朝統治者對地方監察制度不上心，而是受限於當時的局勢，不得已而為之。
唐朝的建立並非一帆風順，事實上，唐高祖李淵從太原起兵開始，唐朝就一直遭遇著來自各方各面的挑戰。
譬如在李淵為起兵做準備之時，就被太原副留守王威和高君雅發現，並密謀殺害。若非晉陽鄉長劉世龍密告，李淵很有可能就已經身首異處了。
起兵之時又遭遇突厥大軍來犯，若非李淵胸有丘壑，擺下空城計將突厥大軍嚇退，只怕新生的唐政權就要就此消逝於戰火之中。
即便是進軍中原以後，唐朝所面對的局勢也不容樂觀。洛陽王世充、河北竇建德以及後來的劉黑闥都是非常有實力的大軍閥。為了應對這些虎視眈眈的大軍閥們，整個唐朝的行政體制都必須為戰爭服務。
正是在這種情況下，唐朝建立之初的地方監察制度幾乎完全沒有變化，照搬隋朝舊制。而且，由於隋朝的地方監察制度大多適用於和平時期，所以唐朝方面為了適應局勢，在很多方面都做了適當刪減，或者乾脆就是對一些條款視若無睹。
不過，這種情況在唐朝統一天下後得到了巨大的改善。
唐朝統一天下後，面臨的主要矛盾就不再是地方軍閥與唐王朝之間的武裝衝突，而是周邊國家政權與唐王朝之間的國際糾紛。主要矛盾的轉變直接導致了唐朝內部政策的調整。
唐王朝的統治者明白，只有一個穩定有力的內部環境才能支持起唐朝抵禦外部侵略的戰爭，所以在唐朝統一天下後，唐朝統治者立刻著手將戰時制度整改為和平制度。地方監察系統也是在這個時期得到明顯改善，並逐漸趨於完備。
唐代地方監察制度上承魏晉南北朝，下啟兩宋，不僅對秦漢以來的地方監察制度作了重大調整與改革，也為後世封建王朝改良地方監察制度提供了範本。
首先，從具體制度方面來看，唐朝繼承了北周以來御史臺隨時派遣御史巡察地方的制度。並形成了監察御史巡按州縣的政治慣例。
其次，在職能方面，唐朝地方監察制度既總結和繼承了秦漢以來我國地方監察機構的職能，又增加了一些新的功能，使得地方監察體系更為完備。
最後，就監察權方面而言，唐朝地方監察機構不僅加強了對獄政和官員的監察，還取得了部分司法審判權，對地方財政經濟也增設了監督權，並且還有監軍、知館驛等各種權力。
由此可見，唐朝統一天下後，地方監察系統從政治、經濟、軍事到司法，無所不察，形成了監察職能上的多樣性和變通性，對後世也產生了深遠影響。
如果說，秦漢時期的監察機構還是剛剛搭起框架的話，那麼到了唐朝這個時期，封建監察大廈已經建立，其規模之宏大，管理之井條有序，內部組織之分工嚴密，監督部門之互相制約，都超過了前朝任何時期，從而使唐代的監察組織自成獨立的體系，為以後歷代王朝之楷模。
二、武則天執政時期，地方監察機構異化為打擊政敵的工具，雖然在一定程度上加強了地方監察系統的監察權力，但對於地方安穩的維護作用反而有所下降
唐朝地方監察制度的第二次大規模變動發生在武則天時期。
武則天是我國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她的傳奇事例不僅成為古今無數進步女性掙脫封建枷鎖的指導，也是對傳統男權社會的一記響亮耳光。
但是，不管武則天以女性之身稱帝造成了多大的歷史影響都難以掩蓋其在位之時的時局危難。
早在武則天尚未登基即位，唐高宗李治在位之時，宰相上官儀就曾經請求廢后，而且其一番言辭也讓李治亦以為然，當即命上官儀起草廢后詔書。可以說在這個時候，武則天幾乎已經被上官儀推到了懸崖邊上。
若非當時李治身邊的近侍中有效忠於武則天之人，及時將此事告知武則天，那麼武則天很有可能要就此沉淪，不說日後的改朝換代，登基稱帝，只怕是連身家性命都難保。
即便是其臨朝稱制以後，局勢依舊不見好轉，因為反對武則天弄權，先後有徐敬業，琅玡王李衝、越王李貞等人起兵討伐。雖然這些叛亂最終都宣告失敗。但此起彼伏的兵亂依舊給武則天的政治聲望帶來了巨大的衝擊。
而且，雖然唐朝並不盛行分封制，但李氏皇族外派各地擔任行政長官之事時有發生。這就直接導致了武則天雖然對以長安城為中心的關中地區掌控力極強，但對於外地卻有些捉襟見肘。
於是，為了穩定局勢，同時也為了鞏固自己的皇權，武則天對地方監察系統做出了巨大的調整。
武則天時期，唐朝中樞增設了右肅政御史臺作為專職按察地方的機構，不過，右肅政御史臺雖然承擔著監察地方的職責，但其主要任務卻是盯著當地的行政長官和李氏皇族，所以這個機構在設立之初就顯得有些異化。
此外，武則天還下令製造銅匭置於洛陽宮城前，分為延恩、招諫、伸冤、通玄四匭，隨時接納臣下和各地平民的表疏。此舉雖然算得上廣開言路，對穩定當時的朝政起了重大作用。
但此舉亦大開告密之門，規定任何人均可告密。凡屬告密之人，國家都要供給驛站車馬和飲食。即使是農夫樵人，武則天都親自接見。所告之事，如果符合旨意，就可破格升官。如所告並非事實，亦不會問罪。
這就造成了武周時期格外恐怖的告密之風盛行，朝中官僚，尤其是執掌機要者大多終日惶惶不安，對國家政治體系的正常運轉造成了一定的影響。
三、安史之亂以後，地方監察權力收歸地方行政長官，這雖然有利於加強地方實力，對防禦戰爭等惡性事件起到一定的積極作用，但也使得本就式微的地方監察權力幾近消亡
唐朝地方監察機構的第三次大規模變動出現在安史之亂以後。
安史之亂是中原大地的一場浩劫，根據《舊唐書·郭子儀傳》記載：
“宮室焚燒，十不存一，百曹荒廢，曾無尺椽。中間畿內，不滿千戶，井邑楱荊（楱應改為榛），豺狼所號。既乏軍儲，又鮮人力。東至鄭、汴，達于徐方，北自覃、懷經於相土，為人煙斷絕，千里蕭條”，
這說明經過戰亂以後，中原百姓人數銳減，各地治安也趨於崩潰，最重要的是，國家的地方行政系統也幾近於無，整個大唐帝國受到前所未有的重創。
正是因此，安史之亂也成為整個大唐帝國由盛轉衰的轉折點。
安史之亂以後，安史餘黨在河朔形成藩鎮割據，並逐漸把地方軍事、政治、經濟大權皆集於一身。唐王朝只能令他們在名義上臣服，卻無法干預其境內之事。
這一情形令其他軍閥羨慕不已，故而在此後的事件裡，淄青李正已，宣武李靈曜，淮西李希烈等皆各自割據，不再受唐朝中樞管轄。
藩鎮割據的濫觴不僅使得唐朝損失了大量的國力，也迫使其不得不將僅有的國力用在應對各地藩鎮之上。而且由於各地藩鎮與唐朝中樞齷齪不斷，故而安史之亂以後，整個中原大地都陷入了無休止的戰火之中。
正是由於如此巨大的局勢動盪，唐朝不得不對自身的行政體制做出巨大的調整，這其中自然也包括唐朝的地方監察體系。
至肅宗至德、乾元時期，地方監察體制一直處於調整階段。而調整的方向只有一個，那就是緊抓東南地區。
因為唐德宗貞元之後，中央政府實際控制的州縣逐漸減少，朝廷仰以維持統治的財用基本上來自東南地區。為了牢牢地控制這一經濟命脈，德宗以後的歷朝皇帝都加大了對東南地區官員的監察。
此外，安史之亂以後，在地方還出現了監察、行政一體化趨勢，即所謂的：
“方鎮重任必兼臺省長官”。
節度使多帶御史大夫、御史中丞銜，集軍事、行政、監察大權於一身。從此，地方監察體制遭到徹底破壞，中央權威喪失殆盡，唐朝正式進入外有藩鎮割據、內有宦官專權、朋黨之爭的國之將亡時期。
雖然唐朝的地方監察系統一直都在隨著時局的變化而變化，但依舊不可否認它在制度層面是領先於以前朝代的。
而且當唐末的烽煙漸息，趙匡胤重新收拾河山之後，宋朝的地方監察體系也很大程度上參照了唐朝的地方監察體系。所以，唐朝的地方監察體系依舊有著重要的歷史地位。
參考文獻：
《新唐書》
《資治通鑑》
《舊唐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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