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缪:生命本没有意义,其意义建立在为生命而反抗本身

加缪是存在主义的代表人之一,存在主义是一战二战之际在西方产生的重要思潮,其主要思想围绕着人,自由以及无意义的世界,并在欧洲风靡一时。那么为什么同样饱经战争的璀璨,而中国就不能产生类似的思潮呢?这个要从中国与西方文化历史背景中理解。


加缪:生命本没有意义,其意义建立在为生命而反抗本身

在西方中世纪,上帝主宰着一切,每个人无需去思考生命的意义,世界的本质,只要乖乖地保持对于上帝的忠诚,积极参加忏悔,按时缴纳十一税,听从教士去解释圣经,然后等待上帝遥远的救赎。而在中国,始终没有一种信仰成为中国大众的统治者,神明在中国人那里更多的带有些实用主义的色彩,比如灶王爷,土地神,关公等等。

继宗教改革,启蒙运动,浪漫主义运动后,笛卡尔声称“我思故我在”,而上帝则变成了徒有其表的幻想,人取代了上帝,科学取代了宗教,人们歌颂理性,赞美人作为新上帝的诞生,这也不怪为什么尼采喊出“上帝已死”这一事实。人们乘着时代的狂风建立起一个又一个的丰功伟业:发现新大陆,建立全球贸易,工业革命,人的足迹踏遍世界的每一块土地,海洋,天空。

然而一战,二战很快摧毁了这种自信,战后的人难以相信的是,理性的人居然也会犯下大屠杀这种惨无人道的罪业,理性的人居然会操持武器,在一块块祖先守护的土地上互相拼杀,血流成河。于是哲学家,文学家纷纷开始反思人本身,这时候存在主义便运应而生。


加缪:生命本没有意义,其意义建立在为生命而反抗本身

加缪就是这其中的代表,加缪的思想来源于神学存在主义的代表克尔恺郭尔和谢斯托夫,但加缪不同于他们,他是一个无神论者。加缪认为世界是荒诞的,是不合理的,是偶然的,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回归到上帝温暖的怀抱,重新回到田园牧歌般的中世纪,相反他认为上帝也是荒诞的,或者说“荒诞,是悟者的形而上状态,不是通向上帝的,即荒诞是与上帝不搭界的罪孽”。

因而加缪愿意接受一切由于荒诞带来的绝望感,他愿意义无反顾的去面临荒诞的世界,去战斗,去迎难而上。在这里加缪继承了三位先驱的思想他们分别是司汤达,尼采,陀思妥耶夫斯基。


加缪:生命本没有意义,其意义建立在为生命而反抗本身


上帝唯一的托辞,就是上帝并不存在。

——司汤达

上帝一无所用,既然上帝一无所需。

——尼采

假如没有上帝,一切皆许可。

——陀思妥耶夫斯基

加缪一方面继承了尼采的战斗激情,同时也继承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于救赎宗教的反思(就算一人不能得救,那么又有什么意义?)。在《反抗者》中他回顾了历史上的反抗者,造反者,他一方面深刻的意识到新道德的建立总是意味着新的残忍,故而加缪选择了一条不断反抗的路线,在另一方面他也意识到了反抗也不能克服孤独,但是为了我们的存在,我们必须去反抗。

经历了深刻的思想斗争,加缪喊出了那个时代最响亮也是最富有人道主义的口号——我们反抗,故我们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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