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醫療垃圾“井噴”，在疫情中被放大的處置困境
“在疫情前，武漢的醫療廢物產生量是每天40多噸。
隨著病例的逐漸增加，
最高峰，醫療廢物的產生量達到240多噸。”
“現在一個醫廢桶大概三四十公斤，最重時，甚至超過五六十公斤。”湖北襄陽一家環保企業企管部副總監孫瑜告訴《中國新聞週刊》，武漢封城後，公司接到武漢市生態環境局的電話，要求馳援武漢，幫助清運醫療垃圾。
隨著疫情暴發，醫療廢物不僅數量暴增，種類也超出以往。孫瑜說，平時常見的醫療廢物，包括針管、鹽水袋、棉籤、口罩、防護服，這些東西裝在一個醫廢桶裡不算重。但疫情期間，所有病人接觸過的東西，都被視為醫療廢物，包括生活垃圾、床褥、甚至病人的嘔吐物等。
“在疫情前，武漢的醫療廢物產生量是（每天）40多噸。隨著病例的逐漸增加，最高峰，醫療廢物的產生量達到240多噸。”3月11日，生態環境部應急辦主任趙群英在國務院聯防聯控機制新聞發佈會上指出，這次疫情暴露出湖北武漢醫療廢物處置能力差距比較大的情況。
醫廢“井噴”
2月13日，王春山帶領7輛醫廢運輸車，花了5個多小時，從襄陽開往武漢，又在城區輾轉6個小時，才到達湖北省人民醫院，連夜開始收集武漢的醫療廢物。
王春山是襄陽中油優藝環保科技有限公司（簡稱中油環保）董事長。應武漢市生態環境局要求，1月29日，中油環保派出首批團隊馳援武漢，包括5輛車、12名工作人員。2月13日，已經是公司派出的第三批支援團隊。
醫療廢物是一種特殊垃圾，可能具有感染性、毒性或者其他危害，需要特殊處置。
“疫情之前，有時候我們會隔天去一次醫廢的集中收集點。而在疫情最嚴重時，有的醫院我們一天要去兩次，保證醫廢及時清運。”孫瑜介紹，疫情期間的工作量是平時的數倍。疫情之前，按照規定，醫療廢物暫時貯存時間不得超過72小時，如果公司遇到窯爐檢修或者其他問題，有3天時間暫存。疫情期間，按照要求，必須在24小時內對所有醫廢日清日結。
據孫瑜介紹，截至目前，公司往武漢派遣了85名工作人員，35輛車。其中運力14噸的大車10輛，專跑長途；25輛小車，運力1.5噸，輾轉於武漢市內各家醫院和處理場。
小車和大車不停接力，高強度運轉。往常，一輛運力1.5噸的小型運輸車，跑幾家醫院收集醫廢，才能把車廂裝滿。2月份疫情最嚴重時，一家醫院的醫廢就能填滿一輛車，小車必須直接去處置點或者中轉點清空醫廢，才能前往其他醫院。
“疫情最嚴重的時候，一輛車一天要從各醫院到處置工廠往返3~4次。”孫瑜說，在武漢市內，工作人員要忙到晚上八九點才能停下來。同時，裝滿了醫療廢物的大車正在趕回襄陽的路上，深夜十二點左右到，卸完車，把空桶、中轉桶裝回車上，已經是凌晨1、2點。到了下午，司機繼續開車回武漢，開始新一輪接力。
醫療垃圾太多，醫廢桶也很快告急。來到武漢之後，中油環保分三次採購了5000個醫廢桶，240升的大容量，齊腰高，一次性投放到武漢。醫廢桶是週轉容器，清運車到醫院，醫療垃圾不能從桶裡倒出來，而是要直接將桶裝載到車上，運到處理廠，卸載下來後消毒，再返還到醫院。孫瑜介紹，“比如說，一家醫院裝載一天的醫廢量，需要500個桶，那我們就得備下1000個。這是額外投入，實際上平常用到的桶並不多。”
醫院最初也難以招架，醫廢堆積如山卻運不出去，在武漢多個定點醫院都曾出現過。武漢優撫醫院是當地一家二級醫院，2月14日，被列為新冠肺炎患者定點救治醫院，增加了900張床位。隨後，醫廢產生量大增。
武漢漢氏環保工程有限公司是武漢市唯一一傢俱備處理醫療廢物資質的企業。疫情期間，公司早已超負荷運轉。該公司一名員工曾對媒體表示，公司目前每天處理約2500多箱醫療垃圾，接近疫情前的兩倍。
武漢本地處理能力嚴重不足，開始向外地尋求增援。起初，中油環保只是受武漢委託，支援醫廢的清運。2月上旬，除了運輸，他們還要負責將一部分醫療垃圾運回襄陽，焚燒處理。除了中油環保，環境部南京所、南京中船綠洲環保有限公司等省外單位也都參與了運輸和處置醫療廢物。
進入3月，疫情趨緩，醫廢處理的高峰也隨之過去了。孫瑜說，目前不再滿負荷運轉，“清運車到醫院，醫療垃圾開始裝不滿一車了，有的車甚至當天不用出去轉運垃圾了。”
長期被忽視：支出大、收益小、落地難
有專家指出，此次疫情中，醫廢處置能力和支撐技術都存在問題。
生態環境部環境規劃院環境工程部主任孫寧概括為“三缺乏一隱患”。“三缺乏”是指缺乏醫療廢物應急設施、缺乏醫療廢物轉運車輛和轉運箱、缺乏應急設施現場處置人員。
“一隱患”是指處置設施、處置效果方面，難以達到正常情況下環境排放標準要求。火神山和雷神山採用的應急焚燒處置設施，總體技術水平較低，設施體系不健全，給環境和現場操作人員身心健康帶來隱患和威脅。同時廢物具體類型複雜，含水量比正常情況下收集廢物的含水量明顯偏高，對焚燒設施的運營不利。
不僅是武漢，全國各地醫療廢除處理能力也暴露了不同程度的短板。生態環境部應急辦主任趙群英介紹，疫情以來，全國22個城市醫療廢物處理在超負荷運行，還有28個城市是滿負荷和接近滿負荷運行。
在上海同濟大學循環經濟研究所所長杜歡政看來，這次暴露出的問題，更主要不是技術上的，“是管理的問題。”
首先是缺乏醫廢應急處置的意識。杜歡政告訴《中國新聞週刊》，不少政府和醫療機構對重大疫情是否會發生抱有僥倖心理，“大家覺得，平時能應付過去就好了，對應急處置的認識不到位。”還有的城市管理者有應急意識，但更在乎成本。大多數地方在安排資金時，只考慮現有醫廢處置，不會考慮對醫廢處置的應急能力進行撥款。
2003年“非典”後，國務院批准實施《全國危險廢物和醫療廢物處置設施建設規劃》，要求以地級市為單位，集中建設運營醫療廢物集中處置設施。但實際上，即使過去17年，並非每個地方都能做到。2017年11月2日，國家衛健委曾公佈，全國還有近1/5的地級城市無醫療廢物集中處理單位。
最主要的原因，關乎成本和收益。醫廢處置行業，支出大、收益小。杜歡政解釋，有的地方平時醫廢量不多，單獨建設處置設施，企業規模太小，難以盈利。
現實中，一些城市會將醫療垃圾運往附近城市的處置企業。但是這會帶來極大隱患：一些城市為了節約運輸成本，會分出一些被認為沒有危害的醫廢，當做生活垃圾丟棄，其中一些可能重新流入市場。2019年的3·15晚會，央視曾曝光了河南省濮陽縣的醫療廢物處置黑色產業鏈：未被集中無害化處置的醫療廢物被加工成破碎料，賣給下游企業，加工成塑料網袋、菜袋、洗臉盆、衛生盆等日用品。
醫廢處置項目落地難，也是長久以來困擾行業的問題。即使能達標排放，醫廢處置項目也很難被周邊居民接受。2011年，《人民日報》曾報道，6年時間，選址20多處，湖南湘潭醫廢集中處置中心項目因村民反對，無法開工。
“各種問題交織在一起，常規的處置項目都難以落地，更別說考慮應急狀態。”杜歡政說。
此次疫情將醫廢處置困境進一步放大。近日，衛生健康委聯合生態環境部等十個部門，聯合印發《醫療廢棄物綜合治理工作方案》，要求到今年年底，每個地級市都要建成一個規範的處理醫療垃圾的處置場。
應急能力也需要提升。杜歡政建議，有些地方正常容量是50噸，建設時，可以設計成60噸處理能力，適當大一點，兼顧成本。對一些醫廢產生量不大的城市，未來可使用移動式處理方法解決。應急時，這些移動設備能靈活調往有需要的城市。
中國新聞週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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