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无论统一还是分裂，皇权一直被赋予至高无上的地位，所以不可避免的成为权力博弈的焦点，而作为皇权象征和代表的皇帝由于自身并非神人，因此事实上也不得不分享一部分权力于外臣，以维护皇权的统治及保障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
古往今来，由于权力分享导致的皇权争斗不断，期间不乏权臣干政的局面出现，但是身处三国乱世时期的蜀汉却无形中开辟了一种新的政治格局而显得与众不同。
三国形势图
从东汉末年到西晋统一全国的这段时期，政权交错复杂，权力争斗愈演愈烈，各方势力制衡导致皇权交接过渡极为复杂矛盾，尤其以反客为主成就蜀汉霸业的刘备集团更是面临内外政治力量的平衡矛盾，而后刘备时代更加迫切的需要调和各种政治力量的关系。
基于以上种种局面，昭烈帝刘备甘以天下相托丞相诸葛亮，初步确立了二元政治格局的雏形，同时诸葛亮在刘禅时期以上书《出师表》的形式强化了二元政治格局的基础，使蜀汉政权真正迈向了二元政治格局的转变。
二元政治格局的雏形，白帝城托孤背后的权力安排
蜀汉章武三年（公元223年），昭烈帝刘备病重崩殂，蜀汉政权进入权力交接的关键时期。无论演义还是史载，刘备与托孤重臣诸葛亮的君臣关系并非像历代皇权与相权争斗那般波诡云谲，反而异常的平和与安稳，以致大权在握的诸葛亮不仅没有受到后世如霍光及王莽那般质疑，而且还被言美讴歌。昭烈帝刘备病重期间，蜀汉已进入内外交困的关键时期，凭借刘备自身魅力所建立起的蜀汉政权已经风雨飘摇。深知三国乱世险恶的刘备为了蜀汉政权的延续只能以天下之重相托肱股之臣诸葛亮，提前做好蜀汉后刘备时代的权力安排。
白帝城托孤
先帝的无奈：内外交困的政治局面
刘备的托孤安排有着其无奈与妥协的选择，以刘备为代表的蜀汉草创功勋集团在公元220年左右几乎损失殆尽，关羽因兵败被杀，黄忠因病逝世，张飞被部将反杀，马超也因病逝世，蜀汉的军事力量遭到严重的削弱。
面对草创集团的损失，蜀汉阵营出现人才青黄不接的局面，无论关羽之子关兴、张飞之子张绍等功勋二代还是益州等新晋人才都难堪大任，远不及曹魏阵营中的功勋二代集团更具有超群的能力。除此之外，同时期魏吴两国分别为曹操子曹丕、孙策弟孙权在位，后主刘禅无论军事能力还是政治手腕根本无法与之抗衡，因此蜀汉阵营从上到下都处于弱势地位。
蜀汉政权的稳定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刘备所建立的个人威望，而刘备作为蜀汉荆州派、益州派、东州派等力量凝聚向心的旗帜，刘备的崩殂极有可能引发三方政治力量的重新洗牌，继而打破原有政治结构的协调与平衡，使蜀汉阵营内部分裂。
史料记载
正如刘备所担心，蜀军由于猇亭之败导致元气大伤，刘备崩殂后不久便引发了南方三郡的叛乱，因此能力不佳的刘禅实际接手了蜀汉疲惫不堪的烂摊子。知子莫若父，病榻之上的刘备深知后主刘禅的能力，加之蜀汉北有曹魏大军压境，东有孙吴入主荆州，南有三郡叛乱，交权于禅实际会后患无穷，因此只能借助诸葛亮之手稳定暗藏刀光剑影的局面。
建立二元政治格局，稳定刘氏政权的延续
《三国志》记载
德不配位，必有灾殃。作为社稷传承之主，刘禅的才智撑不起蜀汉政权之所需，必然会忧患甚深，因此 刘备不得已举国托孤于诸葛亮，并赋予诸葛氏亮“自取”之权。
何为“自取”？这里简单解释一下“自取”的双重意思。
- 取而代之：根据自取的字面意思可以引申为自己取而代之，即如若刘禅德不配位，诸葛亮可以自立为帝。
- 选取废立：关于“取”的解释亦可以引申为“选取”，即如若刘禅难堪大任，诸葛亮可以另立选取新君，也就是说为了刘氏政权的延续，诸葛亮有另择明君的权力。
这里我们需要明确“自取”究竟是何意?
自古礼法正统皆不容臣子以下犯上，尤其经历过东汉末年权臣当道的昏暗时期，刘备又岂能不知臣子擅权的危害之大.。此外，刘备及诸葛亮皆以“兴复汉室，还于旧都”为己任，如若许以诸葛氏自立，那么刘备所希冀的汉室将名实俱亡，因此刘备的“自取”之意只能是在保持刘氏政权存在的前提下，赋予诸葛亮废立之权，倚仗诸葛亮维护政权的延续，即类似于欧洲“君主立宪下的首相负责制”式的二元政治格局，而后“祭由寡人，政则葛氏”也印证了刘备对二元政治格局的设想。
诸葛亮像
《三国志》：“吾亡之后，汝兄弟父事丞相，令卿与丞相共事而已”。
与诸葛亮授以举国之重，确立其主政的合法性，其次则是以君父之尊，强调刘氏子孙不仅要以父礼尊崇诸葛亮，更要明确他们与诸葛亮的“共事”关系，即共同议事国政，同时也是再次强调作为皇帝的刘氏子弟不可妄自独尊，初步建立起了蜀汉分别以“君主”和“丞相”为中心的二元政治格局，以丞相为首的外朝则实际承担政府职能。
《出师表》以“先帝”为制高点的二元化权力巩固
《三国志》记载
刘备临终前的托孤安排在刘禅继位后便立刻得到实现，诸葛亮以丞相职开府治事，蜀汉军政要务均集于丞相府，丞相府实际成为行政中心。
刘禅与诸葛亮
从国家层面上而言，刘备对蜀汉刘禅时代的权力安排确实为蜀汉规划了发展蓝图，也是追求蜀汉利益最大化的唯一选择。但是不得不说，刘备对蜀汉后期的发展“插手”太多，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刘备无法保证君臣不二，而且对于刘禅和诸葛亮来说也充满太多的未知与可能，同时刘备的安排对三方利益集团来说也是明显不“公平”的。
- 刘禅：刘禅作为一国之君，理应拥有至高无上的大权，但是刘备的托孤安排实际削弱了其皇权。另一方面，无论同时期的魏吴还是追溯到两汉时期，皇帝都未曾如此名义上“卑微”过，因此即使刘禅昏庸，也难免会引起他的负面情绪。
- 诸葛亮：白帝城托孤对于诸葛亮来说是莫大的殊荣，是对其过往的认可，但是殊荣背后也隐藏着巨大的危机，首先诸葛亮分享了部分皇权，无论佞臣谗言还是君主猜忌，诸葛亮的处境都是十分危险的。其次，东汉末年曹操篡政的教训还历历在目，诸葛亮大权在握，难免会招致不良的舆论。
- 朝臣：皇权社会讲究力量平衡，而蜀汉集团内部也是主客矛盾严重，作为反客为主的荆州派无疑是最大的受益者，而本土益州派等实际遭到打压，因此朝堂之上暗流涌动。
刘备托孤的权力安排虽然得以执行，但是并非意味着是长久之策。于刘禅与朝臣而言，权力的不平衡难免会让他们表露不满的情绪甚至阻碍朝政的进行，因此于诸葛亮而言，北伐曹魏前夕最需要做的就是规劝君王，布置人事任命，巩固刘备留下的权力安排。我们从《出师表》中，可以看出诸葛亮对稳定蜀汉二元政局所做的努力。
《出师表》开篇的高基调：
《出师表》：“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
区别于一般的表言，《出师表》通篇都在强调一件事，即先帝刘备的创业之路。据统计，全表共有13处提及先帝，而先帝不仅是蜀汉政权的创造者，同时也是赋予诸葛亮大权的决策者，因此从逻辑上来说，《出师表》是以站在先帝角度的制高点来进行一系列人事安排。
无论于刘禅还是诸葛亮而言，他们自身都不足以整合或者改变既有的利益分配，但是诸葛亮的聪明之处在于以先帝未竟之业为号召，确立以刘备为旗帜的内在精神驱动力，使各方都无法拒绝，继而推行自己的治蜀谋略。
《出师表》对皇权的双重压制：
《出师表》以追思先帝未竟之业开篇，着重强调内外之势，以此提醒刘禅以大局为重，不要对改变现有机构运行心存侥幸心理，实际是维护二元政治格局的局面。
其次，表言中也不断提起诸葛亮乃奉先帝遗诏之臣，既有托孤之任，又有报答先帝之分，再次强调自己奉诏行事的合法性。
以先皇父刘备之尊为主，后相父诸葛亮之荣为辅，双重压制刘禅有可能的集权思想，从而使权力牢牢集中在丞相府。
《出师表》对蜀汉权力运行的安排：
《出师表》片段
在后世的认知里，皇帝拥有生杀奖罚大权，但是在《出师表》中，诸葛亮却明确说明宫中事务不能任由刘禅私自处置，应当与府中的一样都纳入丞相府的司法管辖。
“愚以为宫中之事，事无大小，悉以咨之，然后施行”。
“愚以为营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阵和睦，优劣得所”。
其次对于人事的推荐，《出师表》中明确提到郭攸之、费祎、董允、向宠等人，同时告诉刘禅侍中、尚书、长史、参军等都是忠良可靠之臣，实际也是希望以上等人都能得到重用。最重要的是，宫中之事、军中之事，诸葛亮都给刘禅做了不能拒绝的推荐，等于是刘禅的大小之事都要听从丞相府的意愿和决定，无自由决断之权，真正的成为国家的象征。
《出师表》结尾的丞相责任制施行：
《出师表》片段
如果仅通过以上人事安排来看，诸葛亮难念会有夺权之嫌，但是诸葛亮在表言的最后以述职立状的形式明确了他以及诸臣子的职责目标及惩戒方式，即确立了以诸葛亮为首的蜀汉丞相责任制。
蜀汉丞相责任制尊崇刘禅为国家元首，诸葛亮所领导的丞相府承担政府职能，二者相辅相成，形成了良性的二元政治格局，能够最大程度上减少因君主昏庸导致的不可控性，维护蜀汉政权的平稳发展。
在一定程度上而言，二元政治格局的概念并非蜀汉首创。西汉初期已经确立了丞相开府治事的权力，而且丞相为外朝最高长官，凡国之政事皆出自丞相府，并且丞相对百官具有任免刑赏之权，因此在形式上具有二元政治格局的雏形。但是西汉初期二元政治格局中的皇帝与丞相并非完全是两个中心，丞相实际受皇帝诏命，只是西汉三套平行官僚体系中的一个基本点。
除此之外，东汉末年同样也出现过二元政治格局的身影，即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曹操实际行使军政大权，政由丞相府出。但在东汉末年的二元政治格局中，皇帝成为名存实亡的傀儡，二元政治只能算是权臣篡政的“借口”，并非是以皇帝和丞相为两个权力基本中心。
总的来说，相比于前朝的类二元政治格局，蜀汉不仅在形式上具有两个权力中心的特征，而且皇权与相权相对平和的各自存在，因此刘禅与诸葛亮看似不符合古代君臣伦理的权力分配实际却开天辟地的创造了最符合蜀汉国情的二元政治格局。
个人所见，还请斧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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