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戰爭1940年，百團大戰尚在進行時，重慶方面與日本方面的談判戛然而止。
九月四日，重慶方面電告日本方面，說近衛文麿首相寫給蔣介石的信“內容空洞”，完全是一副“旁觀者的態度”，一旦日本內閣再度更換，日方就會把談判之責推到板垣徵四郎身上，而拒絕履行商談的相關義務，因此“日本不可信任”。
十七日，“宋子良”正式告知鈴木卓爾：中國方面認為“不應馬上召開長沙（蔣介石和板垣徵四郎）的會談”。理由是：“中國的抗戰力量還很強，今天沒有必要謀求屈服性的和平。”
鈴木卓爾答道：“日本不考慮緩和和平條件，蔣汪合作是日本的希望，重慶方面若把汪方的要人全部排斥出去，和平將無望。中方若有抗戰能力，願意打就打吧。”
日本中止了“桐工作”。
日方強硬的表態基於一系列原因：首先是日本已與在歐洲所向披靡的德國與意大利簽訂了《三國軸心協定》。
《協定》規定：日本承認德國和意大利在“歐洲新秩序”中的領導地位，而德國和意大利也願意承認日本在“東亞新秩序”中的統治地位。三國法西斯聯盟約定“受到非歐洲戰爭或日中衝突參加國的攻擊時”，“彼此應運用政治、經濟及軍事手段互相援助”。
其次，近衛文麿第二次出任首相組閣時，任用了一批軍國主義的強硬分子。新任陸相是東條英機，新任外相是松岡洋右，松岡洋右上任後便大放厥詞，說“法西斯主義將按照人民的意願在日本發展”。至於日中之間的戰爭，必須打到底，因為日本要建立“大東亞共榮圈”，“首先必須力圖確立日、滿、支大東亞共榮圈”。
最後，更重要的原因是，日本方面認為，中國的戰事很可能因為中國抗戰力量內部的分裂從而令日本贏得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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