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歲的這年裡我幹了幾件事——常言說40不惑，我卻事事令人大惑——之一是寫了部《廢都》。
《廢都》是生命之輪運轉時出現的破缺和破缺在運轉中生命得以修復的過程。
生活越來越是一把沉重的鐵錘，我不知道它打碎了玻璃後能否就鍛造了利劍？
我說過，《廢都》是“安妥我靈魂的一本書”，也說過《廢都》是我“止心慌之作”。
搞寫作的人說順了生命體驗之類的話，對我而言，《廢都》不僅是生命體驗，幾近於是生命的另一種形式，過去的我似乎已經死亡了，或者說，生命之鏈在40歲時的那一節是斷脫了。
寫《廢都》時，我並不刻意有什麼目標，甚至準備了不發表出版，只是在寫的過程中，初稿得到身邊一些朋友的閱讀，竟甚是喜愛，相互輪換，以至惹得許多雜誌編輯部、出版社的大編輯家紛紛來索要。
直到越來越多的作家、評論家、編輯家、影視製作家讀了全稿，給予熱情的祝賀和極高的評價，我驚異不已，我對他們能深切的理解這部書稿感動得雙眼潮溼，一個人獨坐的時候卻捫心自問：是這樣嗎？
茫然得不知所措。
好的作品真正的意義在於時空價值上，《廢都》既然面市，我注重的是讀者的反應，注重的是各個層次上的人對它的熱情到底有多少，現在如果還有人讀，以後的人呢？
40多歲的人了，是不易太大激動，是能看透榮與辱的，是應每臨大事有靜氣的，今生今世從事了寫作這門工作，面對的就該是永恆和沒有永恆的局面吧。
我不明白我怎麼就混入了名人之列，我一再說成名不等於成功，名使我得到了許多好處，名又常常把我拋入尷尬之地。一部《廢都》，傳聞說我得了百萬稿酬，曾經令我哭笑不得，這實在是一個美麗的錯誤，如果一部作品能獲那麼多錢，這錢一定爛賤得連手紙都不如了。
我是個幻想主義者，在我靜定思遊的時候，我無所不在，無所不能，在現實中卻蠢笨如豬。我的這種秉性註定了我的創造，也註定了創造的毀滅，是一個悲劇小人。
我寫不了紀實作品，也從不善以生活中的原型放大後進入小說。小說家的任務是建構一個意象世界，所以我歷來討厭就事論事的作法，更反對任何心態下的對號入座。
因有人喜愛了此書，讀後的印象有過《廢都》是“當代《紅樓夢》、《金瓶梅》”之說，我聽後立即制止了，我說，《紅樓夢》、《金瓶梅》是偉大的，我還不敢有那個夢想，再說，就是《紅》與《金》第二，那又有什麼意思呢？
《廢都》什麼都不是，《廢都》就是《廢都》。
也有人讀後說過許多話，什麼“一部奇書”呀，“傳世之作”呀，“《圍城》後最好的小說”呀， “文學上的‘清明上河圖’”呀，真誠的鼓勵我太激動了，但我也真誠地勸告更多的人萬不要期望太高，或許這是一部平庸不堪的書，是一部糟糕透頂的書，各人讀有各人的心境和見解，但各人僅僅是各人的。如果要讀，以平常心隨便去讀，上廁所讀也罷，睡覺前讀也罷，只要讀得慢些我就滿足了。
對一部書的評價，作者最好不要出來說話，作品既然已成了社會的東西，作者的初衷並不一定就是作品真正的價值所在，而許多認識功能、審美功能都是讀者重新發現的。
讀者怎麼看都是合理的，一部書的作用是作者和讀者共同來創造的，想象力是第一位。《廢都》的寫作時間並不長，但它的醞釀卻久而又久，十多遍的提綱折騰得日夜不寧，寫時提綱卻又全然拋棄，只有了一個大的趨向，然後漫筆寫去如水逝之而流。
我的感覺裡，“廢都”二字有太多的滄桑，又難以言傳，西京城如果是中國的一個廢都，中國在地球上算什麼，地球在宇宙中算什麼？
時間到了一個世紀結束前，這個並非特定地域的廢都中作為人的心態如何，情緒如何？史詩並不是我要追求的東西，我沒有那個慾望（其實哪兒有所謂的史詩呢？），我只想寫出一段心跡。
但我絕對強調一種東方人的、中國人的感覺和味道的傳達。
我喜歡中國古樂的簡約，簡約到幾近於枯澀，喜歡它的模糊的、整體的感應，以少論多，言近旨遠，舉重若輕，從容自在，在白紙上寫寫黑字了，更多地在黑紙上寫白字。
我關注現實，因為我是平民，平民並不少有悲天憫人之懷。但我又是作家，作家又稱閒人，我笑我是半忙半閒過日子，似通不通寫文章。正是關注現實，關注生命，我注重筆下的人物參差而不是人物的對比，注重其悲，悲中尤重其涼，注重其美，美中尤重其悽，在無為中去求為，在不適應中尋適應吧。
一部《廢都》原本是為安神而作，沒想卻惹得一片繁囂，我只有靜伏一隅了。今日覓得一塊偌大的渾圓白石，安放在那尊仿製的青銅獨角犀牛之上，再放一枚同樣渾圓的小白石於大石下，要欣賞一個“望月圖”的境界的，不知怎麼，卻冒出了別人送我的半句聯語：假煙假酒賈平凹。咳，世上哪裡逃得掉一個假字？
真作假時假亦真，假作真時真亦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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