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以篆為源”書法觀念的歷史的考察
大約從宋代開始，“以篆為源”觀念較為明確地被強調。徐利明曾經指出:“唐、宋以後，由於真、行、草書在士大夫文人書家們個性風格創造的潮流中日趨妍巧，離魏晉南北朝書法的審美意味越來越遠，作為其時書法之所以耐後人尋味、稱道不己的重要內蘊——‘古意’，即篆書筆意蕩然無存，離‘源’越來越遠”。這很容易使人們“發思古之幽情氣魏晉南北朝時期的真、行、草書直接從漢隸蛻變而成，與秦漢篆書亦頗為親近，所以此時的真、行、草書或多或少帶有篆、隸書的某些形態、筆法成份，實屬自然。即使在此時的真、行、草書中篆隸筆意並不明顯，但在氣息上仍可隱晦地感受到篆、隸書的“古意”。宋代人學書漸漸沒有了秦漢魏晉的自然高古，一方面由於碑刻和墓誌書寫形式減少，一般書家主要是用便於揮灑性情的卷軸和尺犢，使得篆書相對應用的機會減少;另一方面由於得以流傳下來的古蹟也在減少，這些使得書家的篆書作品在減少。但宋朝不乏好古之士，篆書仍在發展著，金石學的興起，使人們更加關注篆書的研究和論述。
宋代收集和研究金石成為士大夫的一時風尚，金石學類書籍如《考古圖》，“書中所附器形和文字皆是用手工臨摹，然後再上石印刷的。在摹寫的過程中，必定也要講求書寫的技法，這無疑對篆書的發展會產生一定的作用”。’薛尚功的《歷代錘鼎彝器款識法帖》，沒有記錄圖像，只描摹銘文，對篆書字體的傳承也有著重要的意義;北宋時還曾刻二體石經，用篆書和楷書兩種書體刻成，這些情況說明宋時對篆書的重視。在這樣的背景下，書論中對篆書乃至隸書表現出了越來越濃烈的推崇觀念，並在元代得到繼續闡發。以下依時間順序，6略作追溯。
宋代書法風氣轉折的關鍵人物之一蔡襄，對篆書的學習，已表現出特殊的重視:
嘗觀《石 鼓文》，愛其古質，物象形勢有遺思焉。及得《原叔鼎器銘》，又知古之篆文，或多或省，或移之左右上下，唯其意之所欲，然亦有工拙。秦、漢以來，裁得一體，故古文所見止此，惜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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