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以篆爲源」觀念（三）

以這樣的關注為基礎，他進一步提出:“予嘗謂篆、隸、正書與草、行通是一法。吳道子善畫，而張長史師其筆法，豈有異哉!”‘認為各種字體甚至書與畫都是一法，“這一法”聯繫上下文看應當主要指筆法。“篆隸書何以能與楷、行、草一法?蔡襄沒有指明，我們不好妄加猜測，但是這個提法值得重視，它使已經基本退出書法創作舞臺的篆隸書回到了人們的視野，即便僅僅是理論上，也為後來提示了一種思考和學習的路徑”。”清代篆隸北碑重光以後，一批書家試圖打通篆隸北碑與楷行草，走所謂碑帖融合的道路，與蔡襄的提倡合拍。

宋代最重要的書法史學家之一的朱長文，深諳歷史，對篆書的歷史價值有更加深刻的認識。其書法史學名著《續書斷》列神品三人，與顏真卿、張旭並列的，並非唐代聲名顯赫的歐虞柳以及五代的楊凝式等，卻是篆書家李陽冰。為什麼如此?他解釋道:

陽冰篆品入神。自秦李斯以蒼頡、史籀之跡，變而新之，特製小篆，備三才之用，合萬物之變，包括古籀，孕育分隸，功已至矣。歷兩漢、魏晉至隋、唐，逾千載，學書者惟真草是攻，窮英擷華，浮功相尚，而曾不省其本根，由是篆學中廢。陽冰生於開元，始學李斯《嶧山碑》，後見仲尼《吳季札墓誌》，精探小學，得其淵源，遍觀前人遺蹟，以謂未有點畫，但偏傍模刻而已。嘗嘆曰:“天之未喪斯文也，故小子得篆籀之宗旨……”

朱長文認為自漢魏以來，千載之間學書者惟攻真草，不省其本根，致使篆學中廢，而李陽冰雖“去古遠而難於獨立也”，但其“精探小學，得其淵源，遍觀前人遺蹟”，以復興“篆籀之宗旨”為己任，最終得以“光大於秦斯矣”。又借舒元輿讚道:“斯去千年，冰生唐時，冰復去矣，後來者誰？……後千年無人，篆止於斯。”在“妙品”和“能品”中，又述及徐鉉、徐楷、郭忠恕、句中正、釋夢英、王文秉、鄭文寶、查道襲、李無惑、吳浩等人，對研究篆書發展史頗有補益。雖然這段話主要是就篆論篆，但強調要追本根、得淵源的傾向是鮮明的。“省其本根”這句話，並非要求學行草要以篆為源，但他褒揚李陽冰的同時指責了“惟真草是攻者”者，兩者無形中被置入一個比較的語境中，表現出“以篆為上”的傾向。

書學取徑頗為寬闊的黃庭堅，當然也不會不注意到金石學家所關注的古代書法資源。

《山谷論書》說道:

《石鼓文》筆法如圭璋特達，非後人所能攜作。熟觀此書，可得正書、行草法。非老夫臆說，蓋王右軍亦云爾。

近時士大夫罕得古法，但弄筆左右纏繞遂號為草書耳。不知與科斗篆隸同法同意，數百年來帷張長史、永州狂僧懷素及餘三人悟此法耳。蘇才翁有悟處而不能盡其宗趣，其餘碌碌耳。

觀史孝山《出師頌》數月，頗得草法，蓋陶冶草法，悉自小篆中來。

他的見解與蔡襄的觀點極有相通之處，但是他所引用的王羲之學李斯等人篆書的“故事”已被書法史學證明為不真，因此比蔡襄的結論更可疑。但是他在“同法”之外強調“同意”，並且指出學習方法主要是“觀古人行筆意”，例證“張長史觀古錘鼎銘、科斗篆，而草聖不愧右軍父子”注重從意趣的層面上來強調其關係，比“法”更能引起人們的注意。他以為草書得益於此，楷書也不例外:

“今時學《蘭亭》者，不師其筆意，便作行勢，正如美西子捧心而不自痞其醜也。餘嘗觀漢時石刻篆、隸，頗得楷法，後生若以餘說學《蘭亭》，當得之。”

黃庭堅是否真從古文字中有所收穫，收穫到了多少，在他的具體作品中表現在哪裡，這都不是我們關注的重點;重要的是，如此堅定的態度，加上不斷地以自己為例證的現身說法，是可能產生廣泛影響的。應該說，在強調向篆書取法的觀念成長過程中，山谷發揮過重要的作用。

米南宮好古，對篆書的興趣比山谷更甚。他不喜顏真卿楷書，卻極其欣賞其《爭座位稿》，認為是“顏書第一”，原因就在於“有篆籀氣”。他曾說:“書至隸興，大篆古法大壞篆籀各隨字形大小，故知百物之狀，各各自足。隸乃始有展促之勢，而三代之法亡矣。”所標舉的大篆“各各自足”、“展促之勢”等趣味，與其行書所崇尚的自然、真趣，內在精神完全相通佔意趣可通，又有顏真卿為典範，米老以行草書能具“篆籀”風神者為高的取向，不難揣知。

黃伯思，《宋史》本傳說他:“好古文奇字，洛下公卿家商、周、秦、漢彝器款識，研究字畫體制，悉能辨正是非，道其本末，遂以古文名家。”喜篆法，《東觀餘論•自論》雲:

“僕弱齡喜篆法，初得岱宗秦漢刻及朝那石章學之，後得《歧鼓》、《壇山》字及三代彝器文識，又學之。”其論唐代名家雲:

篆法之壞，肇李監(陽冰;)草法之弊，肇張長史;八分之俗，肇韓擇木。此諸人書非不工也，而閒古人之淵源，教俗士之升木，於書家為患最深。夫篆之深穩，草之顛放，八分之纖麗，學便可至，而大勢去矣。彼觀鑊彝文，識漢世諸碑，王、索遺蹟，寧不少乎?

李、張、韓三人皆為有唐以來各種字體的名家，黃伯思竟稱之為“壞、弊、俗”，並指出三人為何如此?原因是“網古人之淵源”。所謂“闊古人之淵”在這裡並非一定指“以篆為源”，而可能指各自字體的淵源，但由其批評語彙的激烈特別是對李、張的態度(與朱長文、黃山谷對比)，可見好古傾向、溯古意識之濃厚。只就篆隸而言，我們可看到黃伯思作為金石學家，其所見確已有與唐人有不同之處。正是這種識見，為以後清代金石學大興後和篆書的鼎盛埋下了契機。

在另一個場合，他表達了與朱、米、蔡、黃一致的意見:

《晉史》稱王逸少書暮年方妙。此帖昇平二年書，距其終才三載，正暮年跡也，故結字比《樂毅》、《告誓》諸帖尤古質，殊類鍾元常，渾渾然猶篆籀意，非真賞未易速識也。

“渾渾然有篆籀意”，與黃山谷對王羲之藝術特點的揭示如出一轍，而“殊類鍾元常”，則是他的新發現。如是，則在王僧虔那裡分屬於革新者與舊章程的王羲之與鍾繇，具有了同樣的品格—都包含著篆籀的意趣。